我们的解决方案(最终的具体路线与目标)

我们的解决方案（最终的具体路线与目标）虽说我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界主义者，但我还是要抨击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及某些只顾自己不顾人类，死也要全人类陪葬的发展中国家。或许你会骂我违背了国家利益，那就这样跟你解释，何谓国家？何谓政府当权派？必须清楚的把两者区分开来。政府当权派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民族，他们是只代表他们自己的统治者。他们如果想与国家名义捆绑在一起来对人民施压，就必须要寻求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一味地只顾自己国家经济的发展，虽然从暂时来说，国家的短暂发展确实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看起来似乎以国家利益相统一了。但长远的看，你发展经济的代价是全人类共同的地球，并不是你一个国家政府当权派的地球，若是由于贪图一时的经济发展，丢掉了人类的历史与未来，你觉得对自己国家有利吗？连人都没了，何来国家？连国家都没了？哪来你统治阶级？所以说，短浅的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既葬送人类的一切，也赔上了自己，所以说，即使国家政府当权派必须如何理性，还是得参考一下中国古代的哲学，汲取一些“从中把自己拿出来”的道。到底谁是真正的维护国家利益，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这下就不言而喻了；又或许国家政治与经济完全可以找出美妙的理论来反驳我，但我只想问一点，人类发展了一万多年来，先辈的千辛万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一个国家得到暂时的发展然后全人类一起灭亡呢，还是全人类自由、美好地延续下去呢？无疑是后者，原因不须说明，但从理论来说，就是那美妙的观点来说，这是国家制带来的必然后果，不可避免。矛盾就在此，当今的国家制很有可能就是全人类生存下去的一大阻碍，却一时间又难以消除这一制度，因为生产水平并未到达这种高度。所以，既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不能在这特殊时期向因为国家制的原因导致人类灭亡而束手无策的悖论俯首投降。目前的我们不能拿什么更先进的制度来取代国家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人类总体思想素质，个别提拔综合能力极高的英雄，直接掌握重要决定性政权、企业经营权甚至军权。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将采取不同的手段将其纳入我们的阵营中去。对人群分类的方法也不只一种。第一，从年龄上来看，现在是中老年人掌权的世界，但矛盾爆发于未来，到那时已不再是他们的世界了，而如今他们对未来的影响一是他们仍然在努力地破坏着这个世界，为我们未来的工作继续增加着负担，但现在的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去让他们意识到教育好下一代的重要性，这即是从另一方面去减轻我们现在及未来的工作量；然而，未成气候的青年人将会成为下一代的主要的世界统治者。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好这个群体，就会产生一种极其坏的影响。打个比方，如果现在人们费尽周折地去反腐，好不容易将贪吃蛇拉下马，但供给于政府及社会的源头——青年人一身浑水，即使你如何努力扶持正义、打击黑暗，最终也只是个无意义的工作，因为从源头就黑起，在下游如何清理也难以将此条黑河理清呀！因此青年人是我们当今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是他们的思想素质得到根本性提高才是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关键。第二，从三观之区别来看，必然存在一下两种人，一种是为人类而活的，这不须解释也知道他们是我们天然的盟友，而且矛盾一天不解决，他们就必然是我们坚定的盟友；另一种则是为自己而活的人，对，的确似乎不能强制他们做点什么，但有一样东西谁也无法抵抗，那就是思想与道德谴责。这一秘诀被毛泽东运用得炉火纯青，但我是想说，这个并不是在我老年的时候才去执行（只想说明我在说这些时候我还是很年轻、很理智的）。思想：再次强调一遍吧，我们生活的世界总的来说是可以用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来总结其共性的，所以世界各地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多多少少也是受到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精神的影响的。如此一来，便可以说当今的人类虽然大部分脱离了古代宗教信仰的束缚，却更深地陷入了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精神矛盾的泥潭——利己主义和极端享乐主义，正因为两种主义的矛盾性导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着灭亡的命运，既然是一样矛盾的东西，为何你又不尝试解决它呢，还是一直生活在自相矛盾中以便被历史永久地嘲笑？道德：若是人类的世界真的灭亡了，意味着什么？一是意味着人类至少一万年的发展史、人类祖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世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我们这代人否定掉了，否定历史便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的原话；二是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不负责任地剥夺了我们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我想问，我们有何权利去剥夺后代人类的基本权利呢？如果为自己而活，尤其指出是当今这个时代，每满足你一个需求时，就是在人类灭亡的途中又跨上一步，就是在进一步否定历史，就是在剥夺更多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难道你就能捂着自己的良心、道德与正义将历史与未来践踏在脚下，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吗？难道要以前人的流血与人类的未来作为换取满足你个人需求的不平衡的祭品吗？你要怪就怪生错了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历史客观现实并没有为我们个人享乐提供多余的空间，而如今人类的历史责任就是要解决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此将我们手中历史的接力棒顺利地传交给下一代，完成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通过这两中谴责，尽量地拉拢第二种人（请相信毛泽东的人定胜天吧），或许其中还是有不少人才啊。另外，可以利用这种人的自身缺陷作为我们的武器来攻击他么自己，这可称之为伎俩。为自己而活的人（资产阶级称之为理性人）只要付出了，则必须收获，或者要求别人也须有等价的付出。而我们则可利用后者，通过某些手段，先让一部分人付出，则不用我们敦促，他们自然会要求其余部分的人也如他们那样付出（这让我联想到宿舍搞卫生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都不动，则无人动。若强迫一个人搞卫生了，则下次他就会很自觉地要求别人也去搞卫生，而不需要什么上司来催促），虽然我们无法从思想上劝服他们，但必须懂得一个道理，即使最有道理的话，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信服（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在开展党的思想道德宣传的同时，也利用物质手段，比如选举权，来尽可能地拉拢中、富农及地主阶级为之服务，史称三三政策）。第三，从心理学的角度可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第一、生理需求；第二、安全需求；第三、归属于爱的需求；第四、尊重的需求；第五、自我实现的需求。而我们所希望的是大家能达到第五层次，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说到底，最终还是会威胁到人的生理需求，这可能是由于我们提出的要求过于超前，人类并不会太去在意还未出现在眼前的威胁，所以只能是思想道德素质非常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按我的逻辑推理，随着时间逐步朝矛盾总爆发越来越近，这只需求也将随之降低，从第五降为第四，再第三，以至于当总危机爆发只是，威胁到个体生命之时，人类才会意识到杯具的存在，需求也就最终将为第一层次了（由于本人能力有限，还不能论证是否此猜想正确），但假设真到了第一层次之时就将晚矣。因此，我们不能等到成为第一层的需求才做什么，尽管现在这个矛盾还是大部分地暂留在第五层次，但我们可以将最靠近第五层次的人组织起来，“先富带后富”，慢慢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总之，在任何特殊时期，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为人类的共同事业而奋斗，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对于不同阵营的人，我们必须找寻共同利益，以此作为合作的根基，壮大自己力量，以更容易完成我们的使命。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对付敌人的最佳办法不是击败他们，而是使之为自己效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若是死不悔改者，则须和谐之（最坏打算，或许暴力强权的作用只能在此时被迫用上了，虽说毛泽东有一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但时代毕竟不一样了，世界已从须用革命解决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代过渡到用改革解决其内部矛盾既可的世道了）。必须在这一时期将一批思想素质极高的人集中到一起，组成战略同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如佛里德曼（《世界又平又热又挤》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而是一群出色的公民。培养并团结广大、出色的群众，以世界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重大决定性问题，最终打破国家制的局限性，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让一切人类的历史世界具有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