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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新时期文学思潮主讲李卫华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时期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当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宣告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也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时代政治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文革”结束的头两年中,对“四人帮”及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形式上是激烈的,但是,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摆脱“左”的倾向和影响。这种对过去极“左”倾向的否定,还笼罩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历史阴影之下,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邓小平文选》)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和思想理论和舆论宣传上的准备。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会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提出: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深入,也为文艺界彻底实行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979年以后,文艺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包括右派作家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判为毒草的作品恢复了名誉,各地的文学刊物也相继恢复和创刊,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众多阵地,文艺界开始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第四届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建国以来最为隆重的文艺界的盛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祝词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斗争和成绩,深刻阐明了文艺同人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艺等问题,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邓小平与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词指出:“文艺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在此之后,党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作了调整,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过去惯用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出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全面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社论1980年7月26日)新时期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社会全面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成熟的。时代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宽松、清明和开放的生存发展环境,也给文学家们提供了广阔的表现天地,鲜活、丰富的生活素材,而新时期的作家们也为时代、为社会、为人民奉献了丰厚的成果,他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新时期文学不仅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使得自“五四”以来逐渐激进化、走进偏狭的死胡同的文学,走向了宽广的天地。新时期文学不仅接续了“五四”新文学开辟的优秀传统,而且逐渐融入到了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成为世界文学园地里姹紫嫣红的一角。第一节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恢复和发展新时期的文学思潮纷纭复杂。首先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恢复,之后又不断深化变幻。接着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萌发和崛起,并且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包容,形成了新时期文坛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主流的百花争艳、互相映衬、共同繁荣的可喜局面。这是“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史上又一次繁荣的时代。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复归新时期文学思潮是从对过去,尤其是十年“文革”中所推行的极左的文艺路线、文艺观念的愤怒批判中萌生的。在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一系列极左的文艺观念,特别是在推翻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后,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才真正深入,大家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开始重新辨识,并开展争鸣,正本清源,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恢复,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理论梳理。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首先表现在对十七年文学创作道路的复归。“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文艺路线首先否定了十七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其树立的样板作品和标榜的创作理论,是以反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前提的。因此,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恢复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现实主义浪潮。十七年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色彩,善与恶或先进与落后的两极对立形结构,以及典型化原则等,在新时期之初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仍然清晰可见,尤其是在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潮流中得到了更多的继承和发展。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同时也是对“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那种严峻的批判精神的复归。“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瞒”和“骗”的文艺,已使人们深恶痛绝;而十七年中那些以“颂歌”为特征的现实主义也为人们所厌弃。当作家们开始着手修复残损的文苑,培育文艺新苗的时候,选择了真正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创作流脉,承接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即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严峻批判与反思精神。新时期之初,最早活跃于文坛并有鲜明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是诗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接着便有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话剧《曙光》、《丹心谱》、《报童》以及《于无声处》等。这些作品非常自觉地以表现时代和人民的心声为己任,以极大的热情为当时的现实服务。二、伤痕文学真正标志着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起点的是“伤痕文学”的创作潮流。对文学真实性的回归,是伤痕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不断地受到批判,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削弱。伤痕文学以写真实、吐真事、揭真相为基本追求,具体地、深入地反映了十年动乱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恢复了现实主义文学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它深刻地揭露了“左”倾思潮对广大青少年精神世界的严重毒害和腐蚀,着力在一个“好学生”谢惠敏的灵魂深处找出病源,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提出了从现代封建愚昧下挽救青少年一代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卢新华的《伤痕》是伤痕文学的另一部代表作,小说通过一对母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的描写,较为典型的反映了社会上成千上万受害者心灵上所遭受到的创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冯牧:“它的可贵,在于它是第一个用艺术形式概括地反映出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并且呼吁疗救创伤的重要性的作品。它代表人民发出了使人警醒的第一声呼唤,因而它是值得重视的。”“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伤痕》)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伤痕》)其他伤痕文学: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宗璞的《我是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小说,巴金的《怀念肖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散文,李发模的《呼声》等诗歌这些作品或描写极左政治背景下一代人的青春与爱情悲剧,或叙述普通人在生活中遭受的各种苦难,或表现人们在政治高压下的抗争。它遍布伤痕,充满血泪,是人们不愿再回首,但又永远无法忘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事实。而在展示伤口之余,这些作品大都在追寻着造成伤痛的缘由。因此,又有人称伤痕文学为“问题文学”。伤痕文学填补了“文革”十年文学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空白,是对“文革”十年文学的一个反正。三、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就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回应时代需求的又一现实主义文学浪潮。1979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的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成为反思文学的开端,此后便形成了一股具有鲜明特点的创作潮流。1、反思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比伤痕小说更全面更广泛。相对于伤痕文学来说,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对“文化大革命”做鲜血淋漓的暴露,而是向历史的纵深处追溯,穿过“文化大革命”,深入到十七年时期,在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去清理极左政治的表现形态,思索其发生、形成的历史、文化、人性的根源。因而它具有比伤痕文学更为扩展的历史内容。同时,在历史反思的深度上,反思文学也从伤痕文学的一味宣泄情感上升到冷静的质疑、思索历史,从单一的政治层面开始深入到哲学、人性的层面,作品也就具有了更为深入的思想探索和更加成熟的艺术表现。2、与伤痕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反思小说不仅表现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十分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反思文学站在人民的(或者说人道主义的、人性的)立场来反思人的生存,它势必挑战极左政治统治下个人的英雄化、神圣化倾向,而走向人民。反思文学走向人民的途径有三:一是描写领导干部走近人民;二是记述普通人的生活遭际;三是叙写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A、“老干部”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命运最能反映国家政局的变化,他们的切身体会也最能说明时代对人的影响。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布礼》、《蝴蝶》,韦君宜的《洗礼》,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月食》,张弦的《记忆》,金河的《带血丝的眼睛》等这些作品总是从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们的命运浮沉中,写出他们的变化、他们与人民距离的远近。反思文学正是在远离人民这个维度上,找到了极左政治的致命错误,同时又在回到人民的历史选择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B、人民,在反思文学中,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无数个具体的、普通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对于他们平凡而又在政治的风波中飘浮不定的生活遭际的关注,成为反思文学走向人民的又一条途径。此类作品的取材极为广泛,有以普通农民的命运为切入点的,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刘真的《黑旗》等;有描写城镇普通平民生活的,如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王安忆的《流逝》等;还有军事题材的,如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这类作品大都通过历史的反思,审视普通人几十年的命运浮沉,不仅描述他们怎样受害,而且进一步揭示他们何以受害。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解放前逃荒要饭的李顺大,刚解放就立下了“造三间屋”的奋斗目标。然而,全家节衣缩食,历经种种磨难,最终实现目标时,李顺大已经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半百老头,其间的坎坷、辛酸、无奈,令人唏嘘。反思文学在关注、描述普通人们的命运时,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同情和歌颂,而是用理性进行冷静的剖析,既同情其不幸,又批判其劣根性。在这一点上,反思文学接通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题。古华《芙蓉镇》平民中不全是逆来顺受者,《芙蓉镇》中的王秋赦,虽然解放前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土改时因分得了山霸的吊脚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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