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农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许多人对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破败和停滞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一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贫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们觉得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民族的崛起而劳作，他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现在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是与他们的世界完全无关的表演和调情，因此，农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在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沉痛地写道：“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了1950年代末柳青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1979年，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的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重写”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味深长的是，《创业史》是从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写起，从此展开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事业与个人发家致富两条不同道路的冲突。而《李顺大造屋》则自始至终将主人公造屋这一事件作为小说的主题。小说以主人公李顺大造屋悲壮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1990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从一个乡村诗人的眼光出发，将碎片化了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一种重构。“最后一个生产队”成为了一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重新诠释了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单纯妖魔化的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一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入口。”（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集体化运动打破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使中国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人民公社被抛弃和否定了，然而，正是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崛起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乡镇企业。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一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是中国农村的一次历史性的解放和飞跃。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许多人的记忆以及我亲身的经历是：似乎一夜之间农民就能吃饱饭了，一夜之间农村就富裕了。这种奇迹使我们长期感到惊奇，丝毫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今天如果将“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变化放到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以及中国当代历史变化的脉络上来看，就非常清楚了：197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长期作为中国工业化蓄水池的农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仅取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成为可能；而且反过来，工业化的结果开始有条件对农村进行“反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对于农村“放权让利”才有了一定的前提和条件，而农村正是从这一转机中突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和一夜之间变富的。例如，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之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集体化改变了农村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一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89页，中华书局，2000年。）相反，今天，集体化时期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一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得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也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19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如果是分田单干给农村带来了繁荣，那么，为什么这种繁荣在私有化成为了教条的1990年代反而不能再持续了呢？农村私有化的政策是持续的，不能持续和已经消耗殆尽的是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巨大物质和文化资源。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有力地驳斥了将中国农村的成长归结为私有化的谬论。事实恰恰相反，农村集体化所带来的制度创新才是1980年代农村发展的动力和原因。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45页，中华书局，2000年。）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出路。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农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黄宗智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中“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7页，中华书局，2000年。）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均衡，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黄宗智说：“我们不可忽视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形成的贫农经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7页，中华书局，2000年。“农业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兹给爪哇水稻农作中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的命名，黄后来将“内卷化”译为“过密化”。）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中国必须面对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历史覆辙。1953年李准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鹄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一问题。如何弥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报刊转载，并且改编成话剧和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泛传播。解放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这一思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响和共鸣。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一部描写农村集体化的长篇小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并不是将合作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抽象地进行讴歌，而是和具体的合作兴修水利工程结合起来进行描写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885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束缚和制约。如果不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就只能在宋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怪圈中不断循环。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权和小农结成同盟，打击地主豪强及其土地兼并。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封建皇权总是努力阻止和延缓豪强对于小农土地的兼并。但是，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长期的停滞和循环。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不继续革命和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造小农经济，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相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中农村叙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进到了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对于地主阶级的革命，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则是对小农的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垄断，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亿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因此，在推翻地主阶级以后，改造小农的任务反而变得更为艰巨了。四亿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破碎。国家必须和广大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这种情况无法适应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中国或者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羊吃人”运动），或者以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我们通常将柳青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大热情简单地理解为执行官方的政策，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实际上，相反，柳青对欧洲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有过认真的研究和客观的考察，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1972年他在《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报告中就写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他对小农经济的命运有着正确的认识。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也同样意识到小农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而已。农村集体化直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经过土地革命，农民从单纯的生产者变成了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导致了粮食剩余的减少。薄一波在1953年秋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使得新中国建立伊始就面临粮食产需供求的尖锐矛盾，并且和国家工业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也就是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反过来，今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就是将广大劳动人民从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即集生产和需要求于一身的“人”，野蛮地打回成廉价的“人力资源”，重新打回成为单纯的“劳动力”。农村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农村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1953年统购统销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