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起源、发展和传播

广东文化起源、发展和传播--《广东文化地理》发表于:2002-11-3第二章广东文化起源、发展和传播广东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它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以中原汉化为主体，博采其他民族和地域文化之精华，经过长期融会、整合、创新、升华而成的一个区域文化体系。广东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外传播，对中华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文化地理学一个致力点，就是追溯、探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并提供一个纵向历史剖面。第一节先秦岭南原始文化先秦岭南仍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生活在当地的南越族先民，已经创造了包括新石器和青铜文化在内的古代文明，成为南越文化主体，同时吸收其他文化养分，构成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基本形态。一、南越文化起源南越文化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隋唐约三四千年时间南越人及其后裔创造的土著文化。但其渊源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13万年以前的以曲江马坝、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人类化石遗址为代表的！日石器文化。岭南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结网捕鱼，狩猎野兽，采集野果，用骨针缝制衣服，表现出物质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从中可窥见南越文化朕脆的曙光。而广东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且万年到另m年，遍布洞穴、山岗、台地、海滨的这一时代文化遗址在广东已发现400多处，具有代表性的有南海西樵山、英德青塘、三亚落笔洞、始兴玲球岩、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曲江石峡、佛山河宕、高要茅岗、广州飞鹅岭、陵水大港村、香港大屿山遗址或遗存等。人们使用多种较为先进的细石器，从事渔猎和农耕，还制作几何印纹陶和彩陶，加工玉器，饲养猪、狗、牛等牲畜，使用不同材料建造原始房屋等，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多彩，极富有岭南地方风格，异于中原华夏文化。例如石峡遗址的人工栽培稻种，说明稻作文化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多个遗址都发现有二次葬和拔牙习俗，水上“干栏式”和红烧土面或硬土居住面的“窝棚”式建筑，以及图案多种多样的几何印纹陶等，都成为原始南越文化的重要特征。“石峡文化”堪为岭南新石器文化基革的博物馆和代表，它与星罗棋布在岭南大地的其他文化遗址一起，说明岭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之一，同样有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南越先民经过长约10多万年进化，一步一步地从蒙昧。野蛮向文明社会迈进。到西周，南越作为一个族体已经形成，南越文化也成为它的重要标志。到春秋晚期，南越文化注入青铜文化成分，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考古发现，今广东境内青铜文化遗址约有300多处，墓葬100多座，各类青铜器八九百件［l」。以珠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居多，包括刀斧等生产工具、炊具、兵器、乐器、酒器等。其文化风格除了一部分与中原和楚地相似以外，大部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属南方百越文化系统，说明前者可能来自岭北，而后者更多的是当地铸造的。阳春、珠海、揭西、深圳、香港等地都发现过铸造青铜器的模具（陶范和石范），标志着一个新兴的铜铸造业在岭南出现。它与这些青铜器的使用一样，是岭南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事实，对山林开发、编制竹木器等发挥过一定作用。特别是南越铜鼓，铸造技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在广东常见于北江以西广大地区，延续时间直到隋唐，是岭南青铜文化一朵奇葩。只是与青铜文化时代相应的奴隶制在岭南并不发达，青铜工具很少用于生产，使它的社会文化意义受到很大限制。而实际上与青铜工具一起使用的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陶器，其时间下限延至战国，少数甚至到西汉。但青铜文化毕竟是南越文化从石器到铁器的一个过渡或混合类型，它如同在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作用；一样，也是岭南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的一种动力。二、南越文化特质南越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经历时间虽然很长，但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它的许多文化特质不但遇异于中原，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在岭南文化史上有特殊意义。南越人受环境影响，除以稻为主粮外，还嗜食水产，包括鱼类、贝类，以及蛇、虫、鼠类等，令中原人深为惊诧。后世岭南人特殊饮食风俗，很多是从南越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岭南植物资源很丰富，可供敷身的衣料很多。后世文献记载南越人是以棉、麻、蕉、葛、竹、蚕丝等纤维为衣料的。与中原相比，种类不见得少，唯使用时间落后而已。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日：“岛夷卉服，厥筐织贝。”反映了南方少数民族先人的服饰特点。所制衣服简单凉快，流行“贯头式”，适应岭南气候特点。在岭南湿热气候下，溶洞在石灰岩地区很发育，南越先民初时住在洞穴里，称穴居。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山岗出现半地穴式建筑和平地起的茅房，是山区居民早期住宅，而沿海和临河地区，则为上述“干栏式”建筑。高要茅岗遗址发现这种木构建筑文化特征与浙江河姆渡遗址所见十分相似。而在始兴白石坪山的战国遗址中，发现绳纹板瓦、瓦筒和半瓦当，反映房屋规模不小，用料也很讲究，是岭南用瓦盖屋顶之始。广州旧称楚庭（亭），有“越宫室始于楚庭”［2］之说。近年在广州中山五路发现西汉初南越王宫苑遗址，证明南越建筑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生活在江河水价的南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3］，也“善于造舟”［4」。舟揖是他们主要交通工具。考古学和民族学者提供证据，南越人是以独水舟穿梭于河J！陶浪之间的。海南黎族至今保留有竹架或木架船形屋，为黎族先人乘独木舟或木筏渡海上岛的物证。近年在化州、怀集、揭西等地出土汉至魏晋多艘独木舟，那些地方都是南越人居地。后世岭南造船技术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发展独特的海洋经济模式，与悠久南越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先秦时在南越人物质文化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这包括迷信，因为南越人生活在险恶环境，笃信巫鬼是很自然的事情。《史记•孝武本纪》有“越人俗信鬼”，“而以鸡卜’等记载。新中国建立前黎族和壮族仍有鸡卜遗俗。先秦文献多处说越人断（短、披）发文身。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黎族仍保持这种风俗。文身具有图腾、宗教、民族、艺术、婚姻等意义。少数汉人也接受这种风俗。此外，古南越人还有猎头、吃人之风，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会转移到吃人者身上。摆子•鲁间》记：“楚国之南有唤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唱道：“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把，以其骨为酿些。”此种风俗延续很久，唐代鉴真和尚流落海南振州，还被告知“此间人物食人”。卜」凡此种种，说明上古南越人道德文化观念和习俗与中原人完全不同。当年中原人据此指责南越人为蛮夷、异类也就不足为奇。三、外来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先秦时期，我国南北之间已经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给南越文化注入新鲜养分，使之得到改造和提高，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中原、荆楚。吴越和巴蜀文化等。1．中原文化：按禹贡九州，岭南不在其范围内，但却属“五服”最外一层，即未开发荒服地区。这说明岭南已为中原所知，并被列入将来扩张范围，因而有实施其经济文化影响之举。《尚书•尧典》云：“申命素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周天子对南方诸蛮及周边一些民族“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辞言传之。几其出人送逆（迎）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6］。到商代伊尹制定四方献令，对南方各民族，“请令以珠现。耿娼、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卜」。另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关于越人公师隅条下说：“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往复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魏。”中原与岭南这种文化交往，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有力参证。例如粤东商末到西周“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铸、有闹戈与江西吴城遗址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陶器中大口尊器形风格与河南二里同所见同类器物相近卜」，信宜出土西周铜孟与中原西周中晚期铜益形制相同；又曲江马坝马鞍山出土西周晚期铜饶与江西出土西周铜饶几乎一模一样，同时出土的还有东周铜钟、春秋铜鼎、铜锌于和雨钟等中原礼乐器，这些实物不但表明岭南已受中原礼乐教化影响，而且从出土地观察，可推测文化交往是沿五岭一些连接河流通道进行的。雍正嫩西通志》日：“有无同”卜」，“有”恰是粤方言大量用词，又珠江三角洲一带娶媳妇曰“索老婆”，而山西“霍山以北……要妇日索妻”卜川。这是古代北方移民在岭南语言上留下的烙印。2．荆楚文化：楚越地理上相依，夏至战国，楚经济文化发达，是南方民族融合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南越文化一个重要来源。尧舜时代，越人高固为楚相，传在南海设楚庭，岭南受荆楚文化感召已很明显。春秋为楚历史文化形成发展时期，冶金技术达到～流水平。南音之兴，楚歌之盛，在中国古代文化舞台上蔚为大观。而这时恰是岭南青铜时代，迫切需要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故对荆楚文化也易于接受和吸收。楚也在这时开始向南扩张，《国语•楚语》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又《左传•襄公十三年》也有楚‘浙有蛮夷，奄征南海”等类似记载。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llj，荆楚文化更长驱直入。虽到战国后期，楚国式微，无力顾及岭南，但文化交流和影响也没有中断。归纳起来，荆楚文化主要在以下方面影响南越文化：（l）稻作文化传入。虽然曲江“石峡文化”已证明三四千年前岭南已有人工稻栽培，但楚发达的稻作文化仍然会扩张到岭南。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之称，皆来源于周夷王时五仙人骑羊衔谷穗降临楚庭这一传说。按楚半［音米mi」姓，原为羌夏族一支。《史记•楚世家》日：“半姓，楚其后也。”半即羊的叫声。则五羊传说可能象征楚人五个支系，将稻作文化传人岭南，因为神话多少带有某种真实根源。怔）青铜文化传人。岭南出土春秋青铜器，除了具有中原风格以外，再有则与江淮楚地风格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随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铜鬓、壶、足、盘，以及全省春秋战国墓所出土的青铜剑，部分戈、矛、链等兵器来自楚地或受其影响。这类器物大部分发现在西江流域，少数在北江流域，甚至在湛江响洲岛也发现楚式青铜剑、斧和削刀等。它们正是楚越交通方便地区，无论从器物风格还是地缘上看，都显示岭南青铜文化是在荆楚文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包含有荆楚文化因素。实际上楚越青铜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类型。临）城市文化噶矢：广州古称番禹，而番昌起源于“楚庭（亭）”。先有楚庭，继有五羊降于楚庭的神话。这个“楚庭”有多种解释，嘉靖《广东通志》认为楚庭是城，称“楚亭那在番禹”。万历《广东通志》卷七也说：“开楚庭，日南武。”《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称：“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革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12毗外还有一些筑城记载，出入也颇大，时下争议也很多，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不管怎样，广州筑城，与楚有关，而将楚庭理解为城中官衙，也标志着荆楚文化渗入广州。以“楚庭”为代表的番禹城市出现，表明岭南城市文化自此开始。番禹很快成为南方多种土特产集散地和全国著名都会之一。（4）移风易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之前，岭南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盛行二次葬，石峡和佛山河宕文化遗址证实了这一葬俗。春秋中晚期，受荆楚文化影响，同时也由于奴隶制出现，岭南有些地区改变了这种葬式，代之以棺停制［13」。当然。次葬仍在许多地区保留，并延续至今，但荆楚文化毕竟起了移风易俗作用。秦灭楚后，不久岭南也归入秦王朝版图。荆楚文化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转而为强大的中原文化所代替。3．吴越文化：南越族作为百越一支，其文化特征与百越其他支系是可以沟通的。其中江浙吴越文化也是参与南越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新石器时代，岭南先民与江浙先民已有所接触，石峡文化一些陶器和玉器与江浙良诸文化很相似，表现了相互间一定的文化联系。春秋时吴国和越国都成为强国，形成共同文化。而吴、越北方各国，由于“习俗不同，语言不通。卜4］故吴越文化只能向南传播，特别是楚火越以后，部分越人流人岭南，传进吴越文化成分更多，并被融合为南越文化的一部分，时至现在仍斑斑可考。吴越地区流行乌图腾崇拜，不但有鸟田传说卜1，而且发现春秋战国乌田图。岭南也有类似传说，即所谓“锥田”卜d，一种仰潮水灌溉农田。按《说文》释“锥”为“鸽期”，即小雁。故“雕田”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