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库叔推荐看下这篇长文

关于中国经济，库叔推荐看下这篇长文“新常态”一词最早于21世纪初见诸西方报端，它指的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虽然出现了经济复苏，却无就业增长相随。这种较少出现的怪异格局，隐约地透露出不祥消息。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在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著名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低回报的新特征。自那以后，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其蕴含的共识是：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将经历长期、深度、全方位的调整。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对这一概念加以引申，她指出，全球“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其基本表现是：主要国家的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特征。2015年4月10日，拉加德进一步警告道：各国应尽快共同采取措施，否则，“新平庸”将变为“新现实”。无穷忧虑，溢于言表。可见，在国际上，“新常态”主要被用来刻画全球经济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有几分悲观，加几分无可奈何。中国则不然，“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和阐发，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扬本文系作者于2015年7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学习会议上讲稿的修订稿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常态”。7月29日，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三大特点，并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发展新机遇的乐观预期。到了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重要会议上，习主席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及发展方向，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循名责实，国外和国内的新常态概念虽有相通之处，其本质却大异其趣。其相通处，在于国内经济新常态显然受到全球经济新常态的强烈影响。其不同处在于，国外的新常态充满了对经济长期停滞的无奈，甚至是对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恐惧；而国内的新常态则宣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并指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美好前景以及实现美好愿景的现实路径。1作为长周期现象的全球经济危机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敏锐地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必须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理解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运行及其变化；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须从世界长周期的视角加以分析。长周期理论肇始于20世纪初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的开创性研究。他对主要发达国家数百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长度为50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而驱动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则是重大科技革命和由其引致的固定资本的全面更新。康氏之后，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对长周期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理论架构和实践应用进行了拓展。熊彼特（1975）强调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在长周期中的作用。他认为：以50年左右为一个循环的长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延续时间较长的创新活动，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科技革命引发创新，创新则带动经济发展。本质上说，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创造性破坏”。其后，罗斯托（1978）提出了相对价格长周期论。他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制动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杠杆，其中，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以及由其引致的价格暴涨暴跌，是长期波动的主导因素。范·杜因（1991）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生命长周期理论。他指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下降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分别对应经济长周期运行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其中，复苏和繁荣一起构成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衰退和萧条则共同构成长周期的下降阶段。经济周期是工业化社会的现象。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已经历了五轮长周期。第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795～1825年。这轮上升期的主要动力，是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以及纺织技术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运河狂热”以及英国经济的“大跃进”。第二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1873年，这主要归功于钢铁、煤炭和铁路诸领域的革新。发生在英国和广大欧洲大陆国家中的“铁路狂潮”以及英国的“维多利亚繁荣”，是此间最令人难忘的经济现象。第三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90～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发明使用，使得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欧洲的“美好时代”、美国的“狂飙突进年代”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第四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1971年。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包括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广泛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这一上升期对应着发达经济体二战后增长的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结束了这一“黄金年代”。第五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1980～2007年。这正是国际经济学界如今仍啧啧称道的“大稳定时期”，如今已成笑柄的“历史终结论”以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1980～2007年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得益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发展，得益于集中体现这些原则的“华盛顿共识”的推广。他们片面认为：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将永久消失，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此一美好时期。此即“历史终结论”的由来。随着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便出现在这一时期。支撑这一上升期的科技创新堪称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它们共同成就了以信息技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以上我们以上升期为标识，鸟瞰了工业社会迄今所发生的五轮长周期。在关注那一段段凯歌行进的科技创新、产业革命和经济腾飞的同时，我们切不能忘记紧随其后反复出现的冷酷事实——在一段较长的繁荣期之后，必有一段较长的下行期相伴。更不能掉以轻心的是，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短则近十年，长则延续三十余年。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对于经济下行期延续时间之长，恢复过程之曲折艰难，我们不可不察。2全球经济：“新常态”“新平庸”与“长期停滞”当今世界经济，恰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言，已经从新常态恶化为新平庸，并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沼。其主要表现有五。（一）全球经济仍未见复苏的明显迹象经历了7年多危机的全球经济，如今仍深陷于弱复苏、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高负债、高风险的泥沼中。作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即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的同时，正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低迷的投资回报率、居高不下的债务率和杠杆率、过度的货币供应、徘徊于悬崖边的财政赤字、松懈的市场纪律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是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因此，美国的财政、债务及经济危机，欧洲的债务和经济危机，日本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双缺口”广大新兴经济体普遍同时存在国内储蓄不足和对外储备短缺的状况。困境等，都将长期持续。我们判断，这种状况，至少还要延续5年以上。2015年6月12日，世界银行再次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3%调低到2.8%。6月17日，美国中央银行将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中心趋势预测值由2.3%～2.7%调降为1.8%～2.0%。如此等等，足见形势之严峻，足见经济复苏道路的困难、曲折与漫长。（二）各国经济运行非同步、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悬殊、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致使息差交易盛行在经济全球化的正常状况下，不仅各国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宏观经济政策也保持大致相同的步调。然而，这种全球经济的同步性自2007年开始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变。危机发生不久，人们首先看到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双轨脱钩”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之间出现巨大差异且彼此间存在较少关联。自2012年始，各国经济失联现象进一步在全世界蔓延：新兴经济体内部（例如“金砖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内部（例如美英和欧元区、日本）各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走势均出现了高度的非同步性。由于各类国家或处于危机后的不同复苏阶段，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政策倾向便南辕北辙。当下，美、英等国央行正缓步退出量化宽松，欧元区和日本的量化宽松却正在进行中。如此明显的国际政策周期“失联”，不仅使政策实施国难以达成其预期的宏观目标，更会在国际上触发“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形成“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经济周期错位及其导致的政策周期相悖，自然会引致各国宏观经济变量出现差异；各国宏观经济变量差异的长期化和无序化，为国际投机资本创造出从事“息差交易”的温床，从而，国际游资大规模跨境流动并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已经成为全球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均程度不同地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致使经济恢复逡巡不前此次危机作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各类经济主体负债率和杠杆率过高引发的。危机前，发达经济体中的居民、企业乃至政府都大规模举债，以“加杠杆”的方式来提升其当前的消费、生产和投资能力；正是杠杆率的全面、迅速、大规模提升，使得发生在住房金融领域中的一个产品问题（次贷），轻易地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进而传染到整个经济系统，终至祸害全球。病因既然在杠杆率飙升，危机的恢复显然就要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然而，去杠杆化至少涉及两大难题。其一，从根本上去杠杆化，需要不断提高储蓄率并积累大量储蓄。但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储蓄率不易提高，储蓄急切难得。其二，去杠杆化作为经济恢复的前提条件，将全面引发“修复资产负债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其优先选择将不是从事消费、生产和投资等宏观调控当局希望产生的“正常”经济活动，而是将之用于充实资本，减少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甚至投入股市等资产市场。换言之，去杠杆化过程会导致大量企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改变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不事生产和投资，专事还债的“合成谬误”，进而引致“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全社会的信用紧缩局面，就此形成。简言之，这里的两难境遇在于：危机的恢复取决于去杠杆成功，但去杠杆过程引发的经济收缩却阻滞了危机的恢复。（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仍在经济普遍放缓、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为名推行贸易保护，自然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选择。这就造成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在危机中陡降，并进一步危及经济全球化自身。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苦无良策，一个危险迹象由微而著——历史的经验证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非有战争不能摆脱。19世纪之前的世界动荡不安，自不待言；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也都伴随着规模不等、连续不断的战争；21世纪以来，传统甚至非传统的世界“火药库”烽烟四起，中国周边也不安宁。在分析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并制定国策时，我们必须认清并牢记这一事实。（五）全球治理出现真空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建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并相应制定和形成了专业化的治理规则、最佳实践和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