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的来历

文昌帝君的来历文昌原是天上六星之总称，即文昌宫。一说在北斗魁前，一说在北斗之左。六星各有星名，称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等。文昌封为帝君，并且又称梓潼帝君，当是元仁宗时之事。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梓潼神与文昌神合为一神。《明史》的《礼志》称，「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张亚子即蜀人张育，东晋宁康二年(374年)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时战死。后人为纪念张育，即于梓潼郡七曲山建祠，尊奉其为雷泽龙王。后张育祠与同山之梓潼神亚子祠合称，张育即传称张亚子。唐玄宗入蜀时，途经七曲山，有感于张亚子英烈，遂追封其为左丞相，并重加祭祀。唐僖宗避乱入蜀时，经七曲山又亲祀梓潼神，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亲解佩剑献神。宋朝帝王多有敕封，如宋真宗封亚子为英显武烈王，宋光宗时封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宋理宗时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于是梓潼神张亚子遂被称为文昌帝君。忠主孝亲文昌帝君除有抗击战死、忠主救民之功绩外，《梓潼帝君化书》称，张亚子「生及冠，母病疽重，乃为吮之，并于中夜自割股肉烹而供，母病遂愈。后值瘟疫流行，梦神授以《大洞仙经》并法箓，谓可治邪祛瘟，行之果验」。因此，文昌帝君也是慈祥孝亲的楷模。成书于宋元时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列举古代士人行善得福的事例，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的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积德。文章司命《文昌帝君阴骘文》称，文昌帝君曾七十三次化生人间，世为士大夫，为官清廉，从未酷民性烈，同秋霜白日之不可侵犯。「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因此，天帝命文昌帝君掌天曹桂籍文昌之事。凡世间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乃至二府进退等等，都归文昌帝君管理春秋祭祀春祭是祭祀文昌帝君的重大祭典，相传每年二月三日，是文昌的生日，是为祀典，是按朝廷颁布的礼神制度举行的，其规格与祭孔子大致一样。秋祭是清朝乾隆年间才兴起的，在每年八月初一举行，仪式大致与春祭相同，增加秋季无非是使文昌祭祀活动更为圆满，内容更为丰富，参与人员更为广泛，祭典的影响更为扩大。春秋祭典是文昌祭祀活动的主要仪式，主祭地点在七曲山大庙文昌正殿大厅举行，分祭前准备和祭典两个部分。在文昌祭祀文化中，大兴花灯可谓别具一格。大兴花灯表演时间是每年腊月三十夜开始，耍到正月十五日为止，“耍灯”是表演的高潮，“耍灯”是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重头戏，“耍灯”是继腊月三十夜“开光”仪式之后逐门逐户“拜灯”开始的。这种逐户“拜灯”习俗是梓潼春节迎神会之前各地乡间农村文昌“扫荡”习俗的同一种形式。“耍灯”表演一般分两天进行。第一天共七场，包括“二龙戏珠”，“二龙抢宝”，“梅花阵”，“太极阵”，“采茶灯”，“车车灯”，“马马灯”。第二天告辞主人时表演“谢茶”，包括各种灯具相互穿插，构成各种图案图阵的灯舞，这些图案或图阵有“开四门”，“关四门”，“套八节”，“抱柱子”，“滚螺狮”，“一条龙”等等。祭祀地点在文昌祭祀活动中，梓潼七曲山大庙庙会是民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也是梓潼集祭祀、文化、商贸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民俗节目，它影响到川西北地区数县及陕甘两省的部分地区。每届庙会都有数万人之多，因庙会主祭文昌帝君，又称庙会为“文昌会”。每年春季庙会从农历二月初一至二月十五日，秋季庙会从农历八月初一日至八月十五日。由于庙会是这一地区综合文化的大陈列，包括宏伟壮观的古建筑艺术，苍烟浓荫的古柏林，庙内文昌大型铁塑及文物，五丁开山的神话传说，张献忠认家庙的风云纪事，海灯法师练功的场所，娘娘殿前的习俗，这些都是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人们上山参观游览。大众文化活动加强了庙会的娱乐功能，每届庙会期间都有来自各地的大型杂技团、驯兽团、杂耍、猴戏、民间演唱表演。民俗文化展示也丰富了庙会的内容，民间工艺品虽然制作粗糙简陋，但稚拙有趣；地方小食为庙会饮食文化增添了秀色，是民俗文化富有吸引力的内容。梓潼的地方小食色、鲜、味、型具佳，梓潼酥饼、梓潼片粉、梓潼镶碗的“梓潼三绝”自然是庙会珍品。七曲山大庙的建筑是顺其自然，依山而建的。其结构严谨，错落有致，风格殊异，它集南北古建筑和官方民间营造法式于一体。大庙古建筑以百尺楼、正殿、桂香殿为中轴线，其余建筑由此向左右延伸，由于受地形的限制，故不十分对称。百尺楼为大庙的正山门，又名忠孝楼、星主楼、魁星楼，始建于明朝。正殿位于古建的中心部位，是供奉文昌帝君的主殿。正殿的后面是桂香殿，为明代所建。正殿前左右有钟鼓楼，六角攒尖顶式，盖绿色琉璃瓦，是清雍正十年建。正殿左侧就是圣启宫、瘟祖殿、白特殿及风洞楼。洞经音乐洞经音乐是谈演道教《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在文昌祭祀中，它以音乐艺术的形式宣扬文昌经诰的宗旨，是梓潼宗祀文昌帝君的一种很有特色的活动。洞经音乐出现在大型祭祀活动当中，这也是古代“歌舞事鬼神”的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制度，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注意诗人屈原在他所著的《九歌》中，如《东方皇一》、《云中君》等篇都生动的反映了当时楚国祭祀活动中以歌舞请神、颂神的内容，以后的历朝历代，无论是官祭还是民祭，用音乐（包括打击乐）祭神都趋于规模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由于宗教音乐的渗入，更丰富了祭祀音乐的内容，明确了祭祀音乐的等级，提高了缉私音乐的水平，不难看出，祭祀音乐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梓潼阳戏梓潼阳戏是四川众多傩戏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种类，它的表演是由启坛、天戏、地戏、花戏几个部分组成，表演场所一般在农舍院坝、寺庙、祠堂，没有固定的观众席，舞台三面敞开，留一面做内场，这样可缩短演员与观众的距离。表演中，演员还可揣摩观众心理即兴串词，任意发挥，使台上台下融为一体，造成戏剧情景和观众场面既分割又统一。文昌哲学文昌哲学，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文化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文昌哲学，属于道家哲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道教初创时，奉老子为教主，老子的《道德经》，成为道教所奉主要经典，为道教徒必诵之经典。到了唐代，《道德经》被尊为《道德真经》，名列诸经之首。道教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认为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因此，由“道”衍化而来的道教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便成为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天神，其中道德天尊就是老子。文昌也被神化为天上的神，因此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文昌成了神，所以七曲山大庙里也为文昌设立了祭祀庙宇天尊殿。长生不死和即身成仙，是道教追求的最终目标。道教同所有宗教一样，鼓吹有神论。文昌哲学也认为，除有人居住的世界外，还有神仙居住的世界。即有所谓的“洞天”、“福地”。认为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各处都有许多的神和仙，“道”是无所不在，神与仙也就无所不在。还认为，神仙之间“亦有等级千亿”，这些神仙世界的森严等级，当然就是人间世界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反映了。道家相信“道”是可以“因修而得”的，说人只要勤于修道，就能“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神与道合，谓之得道”，便能“与道同久”，成为神仙。文昌的许多经诰中，根据上述哲学观点，提出了许多的修炼方法和方术，即道功道术。这些哲学观点，当然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宣扬了不少宗教迷信的糟粕，我们今天要批判的去认识理解。但是，文昌的许多经诰著述中，也保存了一些有关古代化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献。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典及理论体系.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佛教有《阿舍经》、《金刚经》《华严经》，道教有《道德经》、《太平经》、《黄庭经》。有些影响较大的宗教，经典很多，如道教经典就有数千卷之多。原始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他们对自然的无法理解，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把各种自然人格化，使自然物、自然力变成他们膜拜的神灵，于是有了宗教信仰，有了宗教信仰的理论、教规和法则，使人相信神灵随时随地都在自己的身边。所谓“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事细心，神目如电”，说你的一言一行均受着神灵的“监视”，你必须按规范去做自己的事情，使人对善、对真、对美，有着长期的追求，这是宗教的根本所在，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它在政治、经济上起着很大作用，在文学、哲学、艺术、习俗、心理、生活方式等领域则具有强烈持久的影响。文昌经传简述从梓潼神演变为文昌帝君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自始至终都是道教在参与操办。文昌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贯穿于道家的思想体系。梓潼神既然“掌管文昌府事”，就亟需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来支撑，于是宣扬教义和塑造神灵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广泛搜集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进行加工、改编；另一方面又以民间文学手法编创新的传说、故事，然后再传之于世。同时又采用“天启”、“神谕”、“降笔”等造神手段，塑造梓潼神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昌帝君。文昌经传的编写归纳起来一是将张亚子身世加以神化，从而宣扬神秘化。二是将张亚子衍化为忠孝仁义之士。三是将张亚子树为文豪和思想家。因此广为流传的“文昌著作”，洋洋数部。成为庞大的文昌理论体系。文昌经诰博大精深，它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医学、星占、冶练、天文、宗教、儒学、伦理、艺术等，虽为“降笔”之作，代文昌立言，但确也显示了古代文人学仕为塑造文昌帝君这位尊神而具有的才华和广泛的知识水平，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他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不同，能够系统地宣传文昌思想内涵而创作出千万字的巨述，这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这些著作虽多为宗教和迷信为内容，但能涉及诸多方面的学科，对研究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昌经诰仍然是祖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