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历史

普洱茶的历史云南是世界茶树原生地，全国、全世界各种各样茶叶的根源都在云南的普洱茶产区。普洱茶历史非常悠久，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武王伐邹的时候，云南人民已经将茶献给了周武王，只不过那时没有普洱茶这个名称。中国云南的西南部，是被誉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中游地段。澜沧江自北而南流向，曲折婉蜒迤回于群山脚下，以丰富的水量，滋润这片绿色的莽莽林海之外，还孕育出一片又一片的野生大叶种茶树群落。据《思茅地区志》记述，在景东、镇沅、景谷、普洱、墨江、澜沧、孟连7个县中，有野生大叶种茶树群落29片、面积共7万余亩。另据周边地、州志书介绍，也有相当数量的野生茶树群落发现，证实云南西南部，澜江中游两岸，即经度98度～102度、纬度22度～25度之间、海拨1800米～2500米高程范围地带，是大叶种野生茶的原始诞生地，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保存完整、数量可观的原始茶树始祖群落之一。据发现的最大的野生茶树—镇沅县九甲乡茶王树看，该树高23.5米、树幅9米、基干径1.27米，专家测算树龄2600年，生长始年为周朝匡王姬班当政时期，即公元前607年。澜沧江中游两岸丰富的大叶种野生茶及其优良品质和漫长的生长历史，为后来当地各族人民认识茶的功能提供了足够的认识时间和引种栽培训化时间，后来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国六大名茶之一的普洱茶，完全建筑在当地野生茶雄厚基础上，为当地人民取茶种、精心栽培和加工销售，提供了丰厚的原始自然条件。茶树据今勐海县巴达南糯山的一棵人工栽培的大茶树看，专家测算，该树树龄为1750年以上，其栽培始年，当为蜀汉三国时期，即蜀后主刘禅当政的223年～263年间栽种。此时期，恰值蜀相诸葛亮征云南，于是民间将孔明征南与茶树栽培联系起来，编造了许多孔明插手杖成为南糯山的大茶树、为防瘴气，孔明煮茶叶为战士治病的种种传说，后来清代编纂的《普洱府志》，也说茶树是“武侯遗种”。其实这些传说是一种附会传说，除去传说成分，故事的时间与栽培茶的树龄起始年相符确实无错，证明澜沧江中游两岸人工栽培茶起始年为蜀汉时期。晋朝、南北朝、隋朝三个时期（265年～617年），澜沧江两岸的人工种植茶渐多，据《勐腊县志》载：“曼洒茶山茶树龄在55代以上”推算，实为此历史时期种植的茶林。其后各山引种，扩种成数山的万亩茶园，成为后来的“六大茶山”。在当时，茶叶贸易是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经济项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会撒手茶山的占有，早在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不顾千里之遥，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设置为“利润城”，视茶林为获利润之物，显示了王朝的重视程度。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点即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睑”为南诏政权的基层行政单位，“步日”字义为跟随太阳起落而行或歇，词意为千里驮茶途中随太阳升落而行或休息的一个起止地点（步日词源待考证）。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自然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此时步日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唐朝人樊绰著《蛮书》中记为：“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所谓诸山，即后来的六大茶山。由于步日的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这条从西藏过滇西再至步日的道路，人们称为“茶马古道”，沿走至解放初期，随公路出现而消失，至今，普洱当地老人称这条路线为“后路”。南宋人李石著《续博物志》中记为：“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据清代《普洱府志》记载：“年运吐蕃之茶达三万担”。此时期，为驮运方便，茶商便将收购到的散茶再蒸而紧压为团茶，大者如人头称“人头茶”，小者如牛心，称“牛心茶”。紧团茶千里之遥运西藏，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长日驮运中，团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黑色，味有陈香，别于其他茶叶，易辨易识，渐为藏区喜爱，长期购卖。宋代（960年～1279年），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此时宋朝与北方金朝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设“茶马市场”，以步日部茶叶换得西藏马匹，再将马匹北转与宋朝，换取绵缎珠玩首饰。茶市扩大，促进步日各地茶叶种植加快。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元代（1206年～1368年）蒙古铁骑占领云南，将宋代的步日改为普日，在思茅一地设为思么，两地各设“甸”治，于普日加设“普日思么甸司”，辖两甸及南方各地。甸司归属元江路节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澜沧县志》称：“有景迈、勐本、芒埂、糯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园为元代栽种”。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普日改称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万历年间（1572～1620年），李时珍著药典《本草纲目》中记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编纂的《云南通志》记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两书语若同出，一致将普洱一词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无变。两名固定时间，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很明显，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其他种种说法，应属多释之说。此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淅著《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清朝（1644年~1911年），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猛养、思茅、普滕、整董、猛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根据流官管土官原则，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年，普洱镇总兵官李宗应以巡边到茶山搜括民财，普洱知府佟世荫又图以“过山聚粮”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总刀兴国，刀兴国愤而发动茶山人民起义。在官军六个月围剿下，起义失败，刀兴国等人残遭杀害。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宁洱县为附廓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同年，清庭对普洱府茶业情况作调查，对私商经营茶叶有改动，道光《普洱府志．食货》对此况追述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120斤计，合72~84万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为了“杜绝衅端（闹事），不许客人上山作茶”；又从收缴茶税入手，准许私商办“茶引”购茶，规定：“普洱府年发茶引三千，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加其他税费，合每引征税一两，年征收茶税合三千余两），行销办课，定额造册题销”。其后在府地设“茶局”专办茶引发放、税银征收和贡茶的例银发放、贡茶押运的监督机关。乾隆九年（1744年），普洱茶由于品质优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获西藏人民喜爱，在明代中期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清代，阮福专著《普洱茶记》称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清代学者赵学敏著《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同期志学家张泓著《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阮福著《贡茶案例》中记述采办情况为：“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银息项下，动支一千两，由思茅厅领转采办，并购茶瓶、缎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记普洱贡茶采摘情况为：“于二月（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者，谓之毛尖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买运）茶。”《普洱府志》记为：“农历二月开始采茶，芽头细嫩且多白毫（毛）者为毛尖，农历三～四月采摘为小满茶，六～七月采摘为谷花茶”。普洱贡茶的采摘、加工、包装，产品多种多样，加工极为认真精良，达到当时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宫喜爱，广泛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品尝。据清代文豪曹雪芹著《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从此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诺大的贾府不是每个院都有普洱茶，只有视为掌上明珠的贾宝玉的怡红院才有，用笑着说，分明是乞讨，却遭袭、晴二人忙说已喝过两碗而婉言拒绝，可见普洱茶之珍贵。再看全本书，提到喝茶处很多，但仅此回提到喝普洱茶中的女儿茶，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我们今天唯能从巨著的精美描述中，去领会普洱贡茶当时的风彩和声望。从此，普洱大众茶为获利占有广大茶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贡茶获取最高名声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为名，双管齐下，普洱茶名利双收。普洱茶沿贡至清宣统年间（1744年~1912年），据老舍问皇帝喝茶情况，傅仪答：“每年龙井、普洱贡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证实普洱贡茶沿贡至少168年。普洱贡茶别于普洱大众茶，在供销路线、包装、种类和各类的品牌方面，均有突破发展，大大推进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主要来源地为六大茶山。据清代方志学家檀萃著《滇海虞衡志》介绍为：“普洱所属六大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曼端、六日曼撒，周八百里”。至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莽枝茶山中的莽枝、架布、习崆等茶树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1957年云南农科院专家蒋铨新定六大茶山为：“曼撒、易武、曼砖、倚邦、革登、攸乐”。以今天的地域和地名看，除攸乐划在景洪市，其余五大茶山在勐腊县内。该县志记述其分布为：一、曼撒茶山为曼撒乡的曼洒、曼腊、曼乃三村（行政村，下同）和相连的易武乡的麻黑村区域内；二、易武茶山为易武乡的易武、易田、曼洛三村内；三、曼砖茶山为象明乡的曼庄、曼林两村内；四、倚邦茶山为象明乡的倚邦、曼拱、河边三村内；五、革登茶山为象明乡的安东、新发两村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路泞受阻，遂由茶商、士坤出钱，民众出力，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六年后建成，全长211公里，宽1.13米，全为青石板铺成。道光三十年（1850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次编写《普洱府志》，对清末普洱茶的各况作了简要记述，综合其他资料情况，得知清末普洱各地的茶业渐渐衰落：（1）、宁洱县，至光绪年间，县城有专办“茶引”、茶税、监办贡茶的茶局一处；为茶而来长驻宁洱建商会馆有：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湖及玉溪、建水、石屏、盱江、通河等会馆十余处；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这些商号多数经营并加工茶叶。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同治元年至四年（1862～1865年），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城损商衰，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2）、思茅厅内，设有茶叶总店，除专制“八色贡茶外”外，还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