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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练习1、怎样认识晚清“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晚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从政治舞台上败下阵来,沦为流亡海外的清议派,无力再和地主阶级顽固派进行重大政治斗争,转而乞灵于文学,在前一阶段批判探索的基础上,接连发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都是想从改良文学着手,造就一代新民,继续推行改良主义。为此,梁启超提出一连串新文学理论,成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一起是梁启超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梁启超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认为作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其新意境又称欧洲意境,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诗料的。①从他盛赞《灭种吟》和黄遵宪的《军歌》,又可见他的新意境是以爱国主义为最高标准。这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从理论上解决了古代旧诗体如何为新时代、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为旧体诗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幕。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的绍介图书栏和第一版《饮冰室文集》(1903)序中申明文界革命的目的在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他在报章上发表的大量散文实践了这些主张,被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因代表作主要发表于新民丛报,又称新民体。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显示了文界革命的主要成绩。通过文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文言文得到空前解放,找到了向白话文过渡的途径,其功绩反而大于晚清白话文运动。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中国第一种文学报刊《新小说》,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随后即在新民丛报上说明其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并申述专刊小说理论文章,要求大指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这就是改良派小说的理论纲领。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把小说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认为前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后者能把现实社会的情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两派都具有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这一论点不仅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揭示了小说的艺术特征。据此,作者明确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彻底粉碎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中国文学诸品种之间的结构关系。接着,作者猛烈抨击旧小说中的各种各样封建性糟粕,指斥它是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终于得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结论,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表现了革新小说的强烈愿望。②另外,在这篇论文和改良派其他许多小说论文所列举的例证中,还都包括一些戏剧作品,可以认为,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也是包含着戏剧理论在内的。(王晓文)①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谈谈裘廷梁的白话主张。裘廷梁(1857---1943)无锡白话报创办人,又名可桴,字葆良,无锡城内沙巷人,著有《可桴文存》传世。早年有才名,为“梁溪七子”之一,出身仕宦。1885年乡试中举后,绝意仕途,致力于开通民智和变法维新的宣传,是最先利用白话文办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之一。19世纪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他积极提倡白话文,并热情赞助平民教育活动。“九·一近代维新派文论家裘廷梁,在“文界革命”中率先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口号,配合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主张近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倡导,对中国近代文学话语的文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崇白话而废文言说,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理由,为近代白话文理论奠定了基础,为近代文艺美学初定了文学语言的审美取向--以通俗简易为美.这是近代文学的语言学美学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他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集中体现了他改良文字的理想和决心。他在文中直陈文言的弊端之处:“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①针对这种情况裘廷梁在历数文言的多种危害以后,又详细分析列举了白话文的八个有益之处:即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最后总结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②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㈠因为文言的误学、误国、误民,为了开发民智必须废除文言。㈡涉及到有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的问题。㈢从语言文字的价值认定来说,对文言使用价值进行了断然否定,对传统文人美的价值的确认问题也从语言发展的规律上给予了有利的批驳。㈣对文言的抨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体现出一种决绝的断裂态度。裘廷梁的“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实则是“工具革命论”意识的具体体现,体现出近代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决心和魄力。(王晓文)①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898年9月《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②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898年9月《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3、阐述王国维的文学和美学思想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王氏为近代博学通儒,功力之深,治学范围之广,对学术界影响之大,为近代以来所罕见。其生平著作甚多,身后遗著收为全集者有《王忠悫公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等数种。《人间词话》一书乃是王氏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王国维深受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哲人的思想影响,所以能潜心学术,对时代作一种精神层面的观照。王国维美学是中国近代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汇点,是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也是中国新文艺的先声,他的思想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形成了天才说和游戏说、苦痛说和古雅说以及境界说等重要的文论思想.它们分别从文学创作的起源、审美尺度、审美特征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王国维的文论思想博大精深,举其大要,可概述为三:1、文学创作的起源:“天才说”、“游戏说”。王国维是从康德、叔本华的文艺观、美学思想中获得了文学创作起源于“天才”的观点。但是,王国维并不是简单地移用,它打破了叔本华“天才”观的神秘主义成分而把“天才”人格化,一方面承认主体的天才对认知、反映现实世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高扬天才的主体敢于融“无限之动机”(个别理性)与“民族之道德”(普遍理性)为一体的主体性。“天才说”是王国维论文学创作起源的一大理论,而“游戏说”又是另一大理论。这是受康德-席勒-斯宾塞“游戏说”影响的产物。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叔本华与尼采》两文中较详细地说明了“游戏说”的主要观点:文学、美术是最高尚的嗜好,亦不外势力之欲的代表,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要求主体把自己的精神自由对象化于文学创作。总之,王国维的“游戏说”渗透着理想与写实、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与冲突,结果使其文论思想表现出对审美追求、审美内容与审美形式的叛逆——现实与非现实的非统一性和非平衡性。2、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苦痛说”、“古雅说”。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追求欲望必然会带来痛苦,“欲”偿之不足,是苦痛;如愿以偿,是倦厌,也是一种苦痛;要追求“快乐”的努力,是苦痛;“快乐”以后又回复“快乐”,又是苦痛,而这种苦痛,随着文化愈进,知识弥广,苦痛更深,结论只能是世界是地狱,生活是无穷的苦痛。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王国维“苦痛说”植根于深广的社会现实,建立于主体对苦痛的深刻体悟中,要求对生活本质即苦痛进行观照和反思,实现深刻的自我升华与解脱,不要以“乐天色彩”为文学的特质而是以“苦痛”为矩度去创造能够疗救社会和人性的文学作品。“古雅说”则是从形式上规定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古雅”与优美、宏壮在“美之公性”之上的独特审美特质,使其成为与它们相并的艺术范畴,这也是王国维的独创。它的确立,从根本上弥补康德以来西方美学艺术天才论和审美范畴的缺陷,同时,也在艺术价值的理论深度和宏观广度上,为优美与宏壮架起了一道桥梁,为众庶走向审美找到了一座津梁,从而在优美、宏壮的比较中,确立了“古雅”作为艺术审美范畴的合法位置和人生意义。3、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境界说”王国维的文论思想,以“境界说”为最,因为“境界说”在汲取了西方新精神的同时,熔铸乐“天才说”、“游戏说”、“苦痛说”、“古雅说”的精髓并发扬光大,成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交汇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间词话》等著作标举“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论思想的经典。境界的两种形态是“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①“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王国维“境界说”理论的一对重要审美范畴,而境界的呈现则表现为“隔”与“不隔”。②王国维是中国意境思想的集大成者,并且对其作了全新的发挥,使之由以前的风格论、技巧论、趣味论变成为本质论。王国维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最后一座丰碑,其位置是处于中国与西方近代与现代的交汇点。(王晓文)①王国维:《人间词话》第2页,群言出版社1995年版。②王国维:《人间词话》第134页,群言出版社1995年版。4.浅析鲁迅的“立人”思想。“五四”在对传统的反思和对外来思潮的迎纳中,最积极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和文学的自觉。从人出发和从人的生活出发,成为“五四”文学最值得重视的特点。鲁迅(1881—1936)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也是第一个以丰厚的文学创作真正体现了新文学实绩的作家。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鲁迅,从现实生活出发,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思考出发,为了众多的下层民众能够摆脱掉封建的伦理道德笼罩在他们灵魂上的“非人”阴影而选择了文学,将文学作为“匕首和投枪”无畏的坚决的向传统文化展开斗争。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他从学工、学医到从文,经历了由“立业”到“立人”的文化选择过程。鲁迅选择学医试图从肉体上拯救国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但是当他认识到光有健康的体魄没有清醒的灵魂是无济于事的。“凡是与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疑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并死多少事不必以为不幸的”,①所以鲁迅痛感民族的积弱和国人的麻木而弃医从文,并逐步确立了“立人”的文学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本着这种“立人”的精神,鲁迅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救国梦。首先,以文艺创作来改变中国人民的落后的精神状态。鲁迅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又与他有所不同。梁启超主要强调文艺为改革社会的政治服务,提倡政治小说,政治诗歌,同时又从人性上论去解释文学艺术支配人道的巨大力量。鲁迅则能够从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上,从文学艺术对人的精神,情感的作用上,去认识与解释文学艺术再从精神上“立人”中的巨大作用。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主张向欧洲学习,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热切的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出现来表达自己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鲁迅总结出了“非人”的生存状态是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概括,即“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反复。③1918年春,当他执笔写新小说为新文化助阵的时候,就为自己提出了借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的任务,开始了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自我反省的总体艺术构思,作品显示了清醒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无比雄大的社会使命感。其次,通过描写农村和知识分子两类题材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以此唤起国民的个体意识,拯救他们麻木的灵魂。“五四”时期鲁迅反复揭发和描绘的,便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不断呈现的“吃人/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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