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11部重要作品简要内容

白鹿原《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娶六丧六，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急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白嘉轩是其中的第一主人公，他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变的一个人格典型。在他身上包容了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又有负面。他既是一个刚真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的族长，又是一个封建文化、封建制度的身体力行者。写法上，《白鹿原》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糅以民间传说和灵怪色彩，既表现出关中地区的民情风俗，又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染力。小说的语言朴素、平实，是高密度的大笔勾勒，具有节奏感和耐人的韵味。总之，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五十年间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小说较少正面触及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而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将政治意识形态、革命历史与儒家文化、宗法礼仪、民情风俗以及性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以文化史诗的框架，完成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风云演变史的叙述。其中白嘉轩这一典型形象作为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被着力塑造的，在他身上复杂地凝聚着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作为白鹿村的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耕读持家，行善积德，就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也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兴家业，使衬里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作为长者，白嘉轩又大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懦者风范。但是他性格中也有保守、虚伪、专断乃至残酷的一面，俨然一个卫道者形象，这在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蛾等人所遭遇的家法族规中可见一斑。通过这一人物，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相生相克的状态，并寄托了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和探索。《白鹿原》以西北黄土地上一块沉积着丰厚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坡塬为特定时空，从文化视角切入，将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民族矛盾放到浓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民间、民族的宗法文化氛围中加以表现，显示了作者力图把已被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为文化冲突的努力。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它与以往传统历史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叙事立场和态度上的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正是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使《白鹿原》获得了“民族秘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品格。陈忠实以其凝重、苍茫、悲壮、深沉的史诗风格，在《白鹿原》创作中出有意识地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性疆界，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手法、死亡意识、性力等现代主义因素融入其中，内容深沉丰厚，思想博大精深，艺术瑰丽神奇，结构博大宏伟，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繁而不乱，使这一作品被认为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十八岁出门远行1、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种种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境。莫言曾把余华称作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的确，开头表现迷蒙离奇、漂浮不定的感觉，令人宛若是在梦中。而小说愈发展则梦的成分就愈强：汽车突然的出现，后来又突然的抛锚；老乡涌上来抢苹果，“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是血，而司机不仅对发生的一切视若不见，还对着“我”快意地大笑不止。整个过程犹如发生在梦境里一般，充满了怪诞和不可思议。余华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这段阐述无疑可以作为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恰切注释，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思潮对作品的影响。荒诞派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说过：“荒谬就是没有目的……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为成为毫无意义、荒诞不经和没有用处。”余华正是用一种极而言之的“仿梦”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无常和青年人在这种荒谬人生面前的深刻迷惘，而作品所剖示的“我”在青春初旅中的种种微妙的心情，则印证了存在主义大题海德格尔关于心情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被抛入世界后首先产生的是种种心情的理论，艺术地完成了对人的存在命题的揭示。小说中青春初旅的明朗欢快与荒诞人生的阴暗丑陋构成鲜明的反差和剧烈的碰撞，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审美张力。2、本篇小说充分向读者展示了文学语言的特权。这种独特的语言跳出了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让想象力获得自由。余华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描绘事物形态。种种形式放弃了常规世界提供的规则和逻辑，寻求自由自在的更为贴近精神世界的语言表达方式。即在脱离常识的正确逻辑系统下运行的语言形式。如：胡须定居在下巴上；汽车车盖是翻起的嘴唇；晚霞存在于屁股上，司机在个人财产被侵犯是无动于衷．．．．．．诸如此类。作者要表述的不是希奇古怪的事件发展或人物举动，而是背后隐藏的个人情绪与内心感触。也就是以一种冒险的方式来剖析描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3、虚假和真实的统一。父亲所说的“外面的世界”对初行的十八岁少年来说是个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可知的世界。余华将少年处在外部世界之后的内心感受外化出来，虚构成文中的种种情景。不断起伏的柏油公路，暗示西西弗斯式的折磨，爬上高处再滑向低处，如此循环，少年始终看不到旅店。但是有一辆破汽车停在低处。这汽车可理解为一次有失败可能的机会（当然少年不这么想，他天真意气，认为搭汽车非常了不起）或前行动力。随着汽车的迅速瓦解，少年到达旅店的希望也在急剧削减。那么作为此行目的地的旅店呢？少年从头到尾惦记着的旅店，它象征着归宿，理想的归属，精神世界的归属，有家一样的温暖感觉和踏实感。红色背包是少年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东西，也是他全部家当。背包象征着少年的纯洁品格和童年记忆。在失去背包后，“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我。”“我”经历了一系列现实挫折之后，同时也经历了蜕变，但并没有蜕变为司机那样的人（司机象征成熟的现实态度）。如余化所说“小说传达给我们的应该是象征的存在”，显然，《十》中许多特定的情景和事物都被赋予了路标意义，作者有意安放，让我们朝所指方向前进。情节颠覆常理，一切在真实的名义下虚构进行。[1]小说充溢着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当然，《十八岁出门远行》所揭示的现实存在的矛盾与悖廖无疑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作品中青春心情的起伏转变更是对当代中国青年成长历程中心理轨迹的传神剖示。同时，纯净的语言，精巧的叙述技巧，又使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实体，而它的内在精神则充溢着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废都《废都》以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都西安当代生活为背景，[1]记叙“闲散文人”作家庄之蝶、书法家龚靖元、画家汪希眠及艺术家阮知非“四大名人”的起居生活，展现了浓缩的西京城形形色色“废都”景观。作者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主线，以阮知非等诸名士穿插叙述为辅线，笔墨浓淡相宜。在诸多女性中，唐宛儿、柳月、牛月清为他塑造最为成功也最倾心的鲜明人物。在这些充满灵性、情感聪慧而富有古典悲剧色彩的人物身上，体现出作者至高的美学理想。废都》属状态小说，如海明威那种写法。《废都》状物冷静、无温度，回到了《世说新语》的简洁。属于志人小说。在社会的主体文化层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在野史、民间、及各阶层自下而上的生活状态中，依旧保存着历史的真正声音和人民文化心态的真实成分。《废都》即如此。作品有存在主义思想。作品写废都、废道、废宅、废人，在历史转型期，文化闲人是第三者，又是雕塑社会形态的参与者。他们有闲的忙碌、赤裸的性生活、自怨又自虐，欺世又厌世；他们在失去土地文化而市民化的过程中，受现代生活的压抑、因文化而窒息、为名利所累、不被理解的苦闷等等，在这破缺的悲剧中，性是他们苦闷的最后宣泄。《废都》写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人的动物化、动物的人化；在描述文人非文人化的过程中，整部作品弥漫悲剧感。作者悲哀到无泪的程度，又流露出博爱与惭愧。作品可见博大的人性，作者由此进入新的人格大境界。牛是庄之蝶的另一个自我，是庄回归自然的最后一条“胡志明小道”。作者写人物的形象、心象、欲象、性象、灵象，从而写出了更宽泛的生命状态。作者想消解社会理性认同的正史和主流文化，用老百姓的生态和真性去展示另一条历史和文化的线索，求非史之史，无律之律。这部作品向人们提示：传统文化是什么？多余人是什么？现代社会是什么？人要往哪里去？——上海宝贝《上海宝贝》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观点，情节主要是描述上海女作家CoCo与中国男友天天、德籍男友马克的恋情。天天是CoCo的知心人，却是性无能（象征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是驻上海外商，有家室、超强的性能力、西方男子对女性的体贴（象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欧美强势文化的崇拜、对外资的倚赖？）。马克诱惑了和天天同居的CoCo。CoCo摆荡在天天的同志情谊和马克雄壮的肉体诱惑之间，最后天天因吸毒死亡，马克返回德国，CoCo的双线感情于此告终。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在三角恋的通俗情节，而在女主角对“情欲自主”的自觉历程、对艺术家创作与生活关系的省察、对上海这个现代都会风情的捕捉。卫慧有意无意地模仿亨利·米勒的“重咸”与狂放的笔法。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对自己说，是的，我也喜欢一切会流动的东西：河流、下水道、岩浆、精液、血、胆汁、语言、文字。”《上海宝贝》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到了第二十一章，叙事者的创作自觉发展到“打破自身的极限，尽可能地向天空，甚至是向宇宙发展，写出飘逸广袤的东西”。《上海宝贝》描写异国情侣缠绵、探索女性情欲，笔触深情而率直，又有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中篇小说《情人》的神韵。这部书最耸动的部分就是性爱场面的描写。在台湾的女作家中，李昂的性描写以大胆著称。李昂其实是一位非常道学的作家，她的社会使命感非常强烈，写性是为了反映社会问题或是剖析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她的性描写，多半不是为了表现情欲的解放、感官的享乐，而是发表批判、埋设隐喻。卫慧比李昂更没有道德束缚，性就是性、欢乐就是欢乐。卫慧以性学家的准确表现了女性面对情欲的生理反应，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立场健康地看待性，又以诗一般的描写将性的欢愉予以美化、典型化。米民以食为天，苏童的一部《米》讲述了主人翁五龙摆脱饥饿贫困的人生历程，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颓败，乡村与都市的纠缠与冲突，随着食欲的满足而又落入性欲的陷阱。五龙为“米”而来，也终于死于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整部长篇充满着可阅读的快感，且不乏深层的寓意。有评论家称之为“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寓言”，又有称之为一部精致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米雕”。总之，《米》是苏童为数不多的长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一部小说苏童《米*序言》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我写了一个人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五十年异乡飘泊是这个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故事的高潮。虽然苏童一直强调说：写《米》是为了解开少年期特有的叛逆、喊叫和寻死觅活的情结，说直白一点就是自己当时内心的需要。自己要颠覆的东西也很多，被认定的人性、道德，还有人物、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故事进展等方面。写这部小说对自己而言就像一次极限体验，也像蜘蛛织网一样自然而然的流泄。”作者的自我解读是想说明他的小说世界是建造在内心基础之上虚构,但若说是虚构的现实，又那么真实的撞击着我们的感觉。文本虽然给我们建构的一个历史的空间，但它的时间似乎是缺失的。文本里出现一个”枫扬树故乡“，似乎只有这个地方是五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