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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宣妃 陳師曾《北京風俗圖》中的日本啟示185*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博士生 拙稿由作者碩士論文〈陳師曾的繪畫新貌與民初新式知識分子的文化實踐:以《北京風俗圖》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2003)。之部份增益改寫而成。1關於中國學生留日現象討論,參閱MariusJansen著,安嘉芬譯,林明德校閱,〈日本與辛亥革命〉,《劍橋中國史‧晚清篇1800-1911(下)》(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87),第11冊,頁382-406;實藤惠秀著,潭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陳師曾《北京風俗圖》中的日本啟示盧宣妃*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延續著晚清(1840-1911)以來對西方新知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重視,可說到處充滿著急速吸收各種新知的熱情,而日本,正是他們獲取新知的主要管道之一。1民初畫家陳師曾(名衡恪,1876-1923)出身江西詩書世家,1902至1909年留學日本攻讀科學領域的「博物學」,1913年受北洋政府之聘,赴北京教育部擔任編審,同時任【摘要】關於民初畫家陳師曾(1876-1923)《北京風俗圖》的研究甚多,但截至目前一般論者雖常指出此套畫冊具有「中西融合」的繪畫因素,卻未仔細釐清所謂「中西融合」的畫風究竟為何?畫家是如何學習而來?至於對作為新式知識分子/上層文人的陳師曾,其選擇過去非屬文人畫領域之「風俗圖」為表現的作法,亦未見深入討論。筆者認為,透過陳師曾《北京風俗圖》的製作、完成至流傳,實傳遞了多層概念與近代中日藝術交流的複雜過程。尤其若考慮二十世紀初留日的新式知識分子急於透過日本,學習西方新知的風潮與集體意識,那麼陳師曾《北京風俗圖》上所見之新畫法與新觀念,正是藉由日本本身既有的傳統及經其轉化過之新知識(如風俗學、西方技法等)的使用,來為中國傳統尋找重新定位、詮釋的可能。故本文研究,試圖從《北京風俗圖》的製作動機、陳師曾受日本啟發的新畫法與新觀念的使用,釐清陳師曾在創作上受日本啟示的部分。此外,並將討論不同時代觀者在《北京風俗圖》的感染之下,基於這套作品所傳達出之不同感受與期許。筆者認為,唯有在此脈絡下,方能準確掌握《北京風俗圖》在繪畫史上的關鍵意義,並重新定位陳師曾在民初畫壇的努力與貢獻。關鍵詞:陳師曾/陳衡恪、北京風俗圖、中日交流、中西融合、新式知識分子、風俗圖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期(民國99年)186教於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等機構。作為新式知識分子的陳師曾,其繪畫作品中最受友人及畫史關注的,就是一般認為他在傳統之外、兼採外來畫法所描繪的《北京風俗圖》。2這套冊頁共三十四幅,約完成於陳師曾初至北京的1913年底至1916年初之間。其中陳師曾僅在〈牆有耳〉及封面留下「北京風俗」四字,冊頁中的其他題跋另出自葉恭綽(1881-1968)、金城(1878-1926)等十二位北京、上海畫家之手。3關於《北京風俗圖》的研究頗眾,但及至目前學者對陳師曾與這套冊頁的看法,大致停留在其風格異於傳統表現的初步討論上。4除了以《北京風俗圖》作為二十世紀初期傳統繪畫融合中西畫風的代表外,陳師曾對北京的特殊描寫,也往往被侷限於「北京風情」及對「下層人民命運的真實描寫」等評價上。5《北京風俗圖》的內容即如題名所指,描繪的是北京街頭的日常所見,這類風俗題材在中國畫史其實頗為尋常,故就題材而言乍看是傳統的延續。6但陳師曾的選擇卻有其特殊之處,所描繪者如喇嘛、旗人、小販等,皆為北京獨特的地域景觀,這些人的身份若非失勢的滿蒙族人就是下層的販夫走卒,此與傳統風俗作品如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等,藉由整齊、清潔的下層2如陳振濂以「存在著濃郁的日本影響」來形容這套作品,劉曦林則說「是對西法的參用」。見陳振濂,《近代中日繪畫交流史比較研究》(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0),頁229;劉曦林,〈附錄:陳師曾的《北京風俗》〉,收入陳師曾畫,《北京風俗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無頁碼。3盧宣妃,〈陳師曾的繪畫新貌與民初新式知識分子的文化實踐:以《北京風俗圖》為中心〉,頁13-32。4如王伯敏,《中國美術通史》(濟南:山通教育出版社,1996。原出版於1988年),第7卷,頁117-118;MichaelSullivan,ArtandArtistsofTwentiethCentury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p.8;KuiyiShen,“TraditionalPaintinginaTransitionalEra,1900-1950,"ACenturyinCrisis:ModernityandTraditionintheArtofTwentieth-CenturyChina(NewYork:GuggenheimMuseum,1988),pp.80-95.5如劉曦林,〈附錄:陳師曾的《北京風俗》〉,無頁碼;陳振濂,《近代中日繪畫交流史比較研究》,頁229。6畫冊圖版,見谷溪編,《陳師曾書畫精品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上冊,圖30。盧宣妃 陳師曾《北京風俗圖》中的日本啟示187民眾來傳達太平盛世的概念十分不同。7作為新式知識分子的陳師曾,他的選擇實深寓對首都北京的特殊關懷,他筆下的北京,並未呈現出一個國都本應具有的繁榮與富貴,而是一個頹圮而貧窮的首都。雖然在情感上陳師曾表達了他作為新式知識份子對首都的負面感想,但就《北京風俗圖》的畫風而言,陳師曾卻展現出他作為畫家的創作熱忱。過去雖有不少論者注意到陳師曾與日本的關係,但關於《北京風俗圖》的風格卻多以中西融合簡單論斷,未能晰清陳師曾畫法與西方或日本的真正異同。相關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AidaYuenWong(阮圓)與Kuo-shengLai(賴國生)的著作。AidaYuenWong在PartingtheMists:DiscoveringJapanandtheRiseofNational-StylePaintinginModernChina書中,關懷的是「國畫」在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的出現、日本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以及這些發展顯示出與現代性(modernity)、國家主義(nationalism)之間的種種關連等問題。其中關於文人畫如何作為「Orientalmodern」的討論是該書的重點之一,書中對陳師曾的討論也因此側重在他的文人畫理論(尤其是《中國文人畫之研究》一書的出現)是如何受到日本啟發,及中日在此脈絡中的交流與對話。透過AidaYuenWong的研究,陳師曾文人畫理論中所見到的日本啟示確實十分關鍵,但作者的重點並非針對陳師曾在創作上所使用的新畫法與新觀念。8關於陳師曾的文人畫理論在Kuo-shengLai的碩士論文中也有處理,但其博士論文除對於陳師曾文人畫理論之外的其他著作稍作討論外,也將焦點擴及陳師曾在創作上與日本的關係。對Kuo-shengLai而言,《北京風俗圖》可被歸入漫畫的範疇,他的這類作品及為《太平洋報》所作的插圖,可能曾受7清院本《清明上河圖》收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相關討論見盧宣妃,〈統理人倫以成王教——清宮風俗圖與中國風俗觀〉,《故宮文物月刊》,270期(2005.9),頁54-63。另見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公司,2005),頁32對《康熙南巡圖卷》的討論。8AidaYuenWong,PartingtheMists:DiscoveringJapanandtheRiseofNational-StylePaintinginModernChina(Honolulu: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and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6),pp.44-48,54-76.AidaYuenWong稍早的論文“ANewLifeforLiteratiPainting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EasternArtandModernity,ATransculturalNarrative,"ArtibusAsiae,vol.160,no.2(2000),pp.305-311已做過相關討論。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期(民國99年)188葛飾北齋(1760-1849)、浮世繪畫家、與日本雜誌書報所見如竹久夢二(1884-1934)之類的插圖作品影響,不過全文對陳師曾之「漫畫」題材與日本關係的討論仍屬初步,對於畫面中所看到的西方技法也未進一步討論。9魯迅(1881-1936)曾說:「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10筆者認為,細究陳師曾《北京風俗圖》的特殊表現,也可確認畫家是受到日本學習來之新知識啟發的結果。亦即《北京風俗圖》的製作脈絡極其複雜,要理解陳師曾如何將外來資源引進傳統繪畫,如何受新知識啟發,又如何透過新手法來描繪北京,就必須直接面對日本尋求解決。陳師曾製作《北京風俗圖》是來自日本的啟示,其觀者也在《北京風俗圖》的成功感染下,依據各自的時代背景而有所發揮。陳師曾過世之後,友人姚華(1876-1930)、張志魚(1891-約1963)等為這套冊頁題寫詩詞文句,以表達他們對陳師曾的懷念及身居北京深解陳師曾畫意所附和的吟詠。1937年平津地區淪入日人手中之後,《北京風俗圖》也儼然成為上海藝文圈追憶北京的憑藉。一個被陳師曾描畫成頹圮的北京圖像,在北京陷於兵災之時,竟被視如記錄北宋(960-1127)都城盛貌的《東京夢華錄》般,成為知識分子懷念北京的憑藉。此外《北京風俗圖》也曾被連載於娛樂性十足的《北洋畫報》上,藉由其對風俗的描繪,滿足一般讀者的好奇心。綜上所述,陳師曾《北京風俗圖》之製作、完成至流傳,傳遞了多層的概念與近代中日藝術交流的複雜過程。陳師曾與《北京風俗圖》在歷史中所以具有重要意義,正在此脈絡下方能展現。以下筆者將以陳師曾製作《北京風俗圖》的動機為起點,來討論日本對陳師曾藝術表現的啟示,試圖為這套作品提供一個更細緻的理解脈絡。9Kuo-shengLai,“RescuingLiteratiAesthetics:ChenHengke(1876-1923)andtheDebateontheWesternizationofChineseArt,"(M.A.thesis,UniversityofMaryland,CollegePark,1999),pp.51-67;Kuo-shengLai,“LearningNewPaintingfromJapanandMaintainingNationalPride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withFocusonChenShizeng(1876-1923),"(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Maryland,CollegePark,2006),pp.87-124,144-155.10轉引自馬力,〈魯迅在弘文學院〉,《魯迅生平史料匯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輯,頁14。盧宣妃 陳師曾《北京風俗圖》中的日本啟示189一、民初知識分子的情感投射:《北京風俗圖》中的下層群像作為元(1271-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三代帝都的北京,可說是近七百五十年來所有知識分子心中最大的想望,因為北京作為京城象徵了權力、財富與地位。其不僅在經濟上繁華富庶,以蒙、滿、漢等多民族文化交融於此的特色更大異於江南。對元、明、清三代的知識分子而言,北京作為首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作為「天子腳下」的地位。對這些知識分子來說,能夠親身走近天子腳下,正代表著一生努力的回饋與榮華富貴的到來;對於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人來說,能夠走入京城更代表著一展抱負的機會。當時知識分子對北京的記憶大抵存在於他們的文字之中,如明代張瀚(1510-1593)的《松窗夢語》寫下了北京市井的街頭繁華,清初查慎行(1650-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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