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儒家学说及其管理思想

第二章儒家学说及其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孟学说为其学术代表，主要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论语》、《孟子》等经典。第一节孔子学说及其管理思想一、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祖先是宋国贵族，因遭迫害逃到鲁国，长期过着平民生活。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上古时期名和字一起说的时候，往往先称字，后称名，叔梁是字，纥是名）是一位武士，据说力大如虎，因战功做过鲁国的小官，在当时也属于“士”的阶层。叔梁纥正妻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叔梁纥还有一妾，生一子取名叫孟皮，但孟皮有足疾，不能为嗣。于是叔梁纥去求好友颜氏。颜氏有三女，且欲与叔梁纥为婚，但又念叔梁纥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老大老二都不愿意，唯有小女儿颜征在愿意嫁给叔梁纥。颜征在当时才十八岁，而叔梁纥已经七十二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与《周礼》不合，夫妻只好去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史书谓孔子“野合而生”。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赶出家门，于是带着孔子和孔子的庶兄（同父异母）孟皮到曲阜阕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孔子长大后，亦不得不做许多粗活。孔子后来曾说：“吾少而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勤奋好学，志向高远，重点学习礼乐文化，曾问礼于老子，以“博学而知礼”成为鲁国闻人。大约30岁开始授徒讲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公元前501～前496年，孔子在鲁国曾先后担任过中都任（中都的地方官，掌管刑事）、司空（掌管土木工程）、司寇（掌管全国司法刑事）等官职，即主管过行政、工程和司法，但因与鲁国国君政见不合，54岁时带着弟子们离开鲁国，游说列国。从54岁至68岁，孔子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寻找用武之地，先后游说72位国君和当政大夫，历经宋、卫、陈、蔡、齐、曹、郑、薛、叶、楚等国，备尝艰辛，但未能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用生命的最后五年致力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子一生培养了许多人才，“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贤人”。他的主要言行由弟子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而且他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论语·八佾yì》记载:“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的学者之一。后世统治者更是尊他为孔圣人、至圣（圣人中的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全中国各地都建有孔庙（或称文庙）祭祀孔子。二、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1．“仁”“仁“是孔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所谓“仁”就是“爱人”，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在孔子看来，“孝悌”为仁之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敬重父母，“悌”是尊敬兄长。按照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来看，人类之爱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血缘愈近则爱愈亲。血缘关系以亲情之爱为核心，由此派生出其他道德观念。孔子认为，亲情之爱是培养“仁”的思想土壤，一个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还报的人是不可能做到“仁”的。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仅有亲情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泛爱”的思想，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把孝悌之爱推广到整个社会，阐明了由“孝悌”走向“仁”的逻辑过程。孔子“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是从仁者爱人进到爱民的“重民”观。“仁”在儒家学说中具有政治实用性和社会规范性。君主必须做到“为政以德”，坚持反战、禁暴、重民、举贤。孔子由“仁”推出了“德政”思想，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君子应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晚年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从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上加强了对“仁”的理解。2．“礼”“礼”是用以严格区分亲疏、长幼、贵贱、尊卑、上下、男女的宗法制度、贵族等级制度、财产分配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从政治上讲，“礼”强调等级制；从社会规范和道德上讲,“礼”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其最简练的概括；在国家关系中，强调中央的无上权威，反对以下犯上的僭越行为；在家庭关系上，维持长辈的无上权威。“礼”既是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又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孔子一生都在研究礼、演义礼、发展礼，使礼成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着理论支柱的作用。3．“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晚年提出修身、处世的理论原则。“中”是指不偏不倚，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庸”通“用”，“中庸”即以“中”为“用”。“过犹不及”，“过”比“不及”还不好。凡事有个“度”，凡事要适度，不能过度。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残墙断壁上至今还刻着两句话，第一句是“认识你自己”，第二句是“凡事勿过度”。“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中庸”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处事方法。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既要加强君主的权威，又不能损害臣民的利益；君主既要统驭臣民，又要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批评君主的过失，但不能僭越妄为。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上，“中庸”认为“民慢官残”（即民众怠慢官府、官府残害民众）是非常有害的，都会破坏统一和稳定。民众必须知礼而为，官府必须宽政惠民，双方达到“不慢”、“不残”的“中”才是最理想的社会环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和自身修养上，“中庸”思想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对的，都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正确的做法是“执用两中”，即把握事物的两个极限而取其中点，既要做到“勿过”，又要防止“不及”，才是最好。4．仁、智、勇的统一儒家学说以治国、修身为目的，实现途径是对君子人格的塑造和完善。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必须具有仁、智、勇三个方面的品格，并且要做到仁、智、勇的统一。“仁”指慈爱之心，泛爱一切人，可对智、勇起到补充作用。当一个人“智”不足、“勇”不刚的时候，只要有一颗仁爱之心，也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智”指通晓事理的才能，帮助人们提高对“仁”的认识而自觉地去运用它。“智者利仁”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勇”指实现理想的大无畏精神，既包括面对困难的勇气，也包括刚健自强的内在品格。孔子把仁、智、勇称为“君子之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泛爱无私，胸怀坦荡，故无忧；智者明于事理，究往知来，故不惑；勇者刚健自强，知难而进，故不惧。仁、智、勇的统一是君子完美人格的体现，既是个人获得事业成功的条件，也是社会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三、孔子以礼仪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有一部分涉及经济管理，而大部分却是和治理国家或管理社会的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协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因此孔子的管理思想同他的伦理思想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主张按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1．以“礼”为核心的管理目标孔子的思想体系以“仁”为理想境界，他对“仁”作过许多解释，最本质的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所以要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按照“礼”的规定行事。治理国家、管理经济也同样如此，一定要服从“礼”这个目标。孔子的“礼”是一种以社会尊卑贵贱秩序为内容的伦理规范，他思想中的管理目标就是要使社会符合这个伦理规范。根据“礼”，孔子主张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这样就能稳定统治秩序，维持统治者的地位。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下同），就是说君、臣、父、子要各守本分，各按自己的等级名分办事。孔子还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求人们丝毫不要超出自己的本分。子路曾经问孔子，如果去治理卫国，应该去先做什么事情？孔子的回答十分明确：“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孔子把“正名”即维护等级名分看作是管理社会的头等大事。晋国铸刑鼎，主张法治，对等级制度是个冲击，孔子就对此大加反对，他的主要理由就是“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根据“礼”，孔子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划得十分清楚，这无疑也是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的。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意思是说，君子不必要小聪明而可以接受重任，小人不能承担重任而却需要小聪明。“君子”是当然的统治者，“小人”是必然的被统治者，统治者劳心，被统治者劳力。他甚至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认为统治者不需要参加生产劳动，也不必懂得生产知识，因为那是“小人”的事。他的学生樊迟要学种田种菜的知识就遭到他的痛骂。他的“谋道”就是一切要按照礼治的总原则办，符合这个原则的叫做“有道”，违反这个原则的就是“无道”。他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意思说，君子思念仁德，小人思念乡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总之，在孔子眼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和“小人”有着天壤之别。根据他的“礼”来管理社会，就是要使这种区别固定化，使“君子”永远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小人”。孔子把“礼”确定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可是合乎“礼”的等级体系中仍然存在上下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孔子又提出了以“义”为特征的管理方法。2．以“义”为特征的管理方法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只要国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百姓就会像群星环绕北斗星一样拥护他，就会克服“礼”所造成的等级矛盾。以道德教化治理国家也就是要求在管理方法上按照“义”的要求去做。所谓“义”的要求有四条：第一，当政的人即管理者必须行为端正，以身作则。季康子曾经问孔子，怎样才能使百姓对自己尊敬、尽忠又能互相勉励。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说，要以庄重认真的态度对待百姓，他们就会恭敬；你孝顺父母，抚爱幼小，百姓就会忠诚于你；举荐好人而教育弱者，他们就会互相勉励而上进了。孔子要求管理者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动为被管理者做出榜样。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管理者本身做到“正其身”，管理政事就没有什么困难，就可以去管理别人，去要求别人端正行为。第二、君子治理国家要从大局出发。孔子宣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似乎是将“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的，其实他所说的“义”代表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所说的“利”是指个人利益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君子”，当然也是要获取物质财富以为生活资料的，孔子要求“君子”在获取财富的时候不能像小人一样好利，不能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是要讲“义”，要服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他指出，应该“见利思义”，在遇到财利的时候，先要想到“义”，以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并把这一点称作“今之成人”的标准之一。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并不是说他要人们都不讲富贵，而是强调讲富贵要以“义”为前提。统治者只有很据“义”这个尺度来追求个人利益，才不至于上下争利，彼此争斗，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平衡。第三，对百姓要加强思想上的说教。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礼”和“上好义”一方面是要求当政的人喜好礼仪和道义，对百姓起一种示范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当政的人加强思想上的说教，用“礼”和“义”来教化百姓，要“先之劳之”,首先用礼仪教化，然后在进行役使。虽然孔子的主张是用统治阶级的礼教来麻痹人民，使他们从思想上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安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这种主张也反对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认为直接使用暴力强制手段并不是一种好的管理方法。第四，要“举直”，选拔正直的人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