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路”

我走过的“路”我走过的“路”---张海峰一我出生在南昌市一个中医家庭，父亲张佩宜是当时江西四大名医之一。从儿时起，父亲对我管束颇严，五岁那年，父亲就请了前清一位张姓秀才到家中为我发蒙。张先生国文很好，知识也渊博，在他的督导之下，很快四书五经就读熟了，接着就是学习秦汉散文。先生反对作八股文，认为言为心声，言为时用，这对我今后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课余，先生对我的书法要求也很严格，每天临帖不断，先前还有厌倦之感，直至后来从教，方感从先生处获益良多。我13岁时，开始在父亲身边侍诊抄方，暇余，便在父亲督导下学习汤头歌诀、药性赋等，那时也不管书中讲的内容能不能理解，只管背下就行，父亲不时抽查，不会背就要被责罚。父亲诊务很忙，经常出诊，出诊时也会把我带上。记得1929年北伐军进驻南昌，何香凝女士因胁痛请父亲诊病，用枳桔散两剂而愈。就这样，我在父亲身边抄方、侍诊、背汤头三年，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功底。后来，父亲为了使我眼界开阔，不为门户所拘，又让我拜姚国美先生为师，先生亦为江西四大名医之一，擅长内、妇、儿科，尤精诊断，判病若神，起初先生命我读《内经知要》以熟知中医之基本的病理生理，后又请谢双湖先生授《伤寒论》，谢师为伤寒专家，精于《伤寒论》，善用伤寒方，这一经历为我今后进入江西中医专门学校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2年，我进人江西中医专门学校预科学习，该校是父亲和姚国美先生等许多老中医创办的，一时间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开始了系统的读书学习，家父认为，从古至今，学习中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源到流，就是学医要从《黄帝内经》等经典看起，一直到明清诸医家之书，这种方式起步最难；还有一种就是从流到源，先从《汤头歌诀》等实用书看起，然后一直读到《黄帝内经》等经典书，这样读法容易上于。家父较为准类第一种读法，他常说，奠定了经典基础后，再涉猎不同时期的名医著作，从源到流，则脉络清晰，此等从源到流的学习方法虽最吃力，但其犹如涓涓细流，源头不断而源远流长。因为原来在父亲以及姚国美先生、谢双湖先生等的指导下对经典著作有过一定的研读，所以上学后主要精力就放在了诸家学说上，成无己、尤在泾、柯韵伯、张隐庵、喻嘉言等无所不读；金元四大家、明清温病叶、薛、吴、王等诸家也多用功。家父还要求我对《景岳全书》等类书以及各家医案也要通读，以广见识。闲暇之余，就是跟随诸位先生临证，学医三年，颇以为胸有甲兵万千。毕业后，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开始了行医生涯。但不久，抗战爆发，父亲辞世，南昌沦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南昌，颠沛流离，靠行医糊口。所到之处，因为我依靠“先人之遗惠”，有着老师和父亲这两块“金字招牌”，加上“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毕业、所以广告一贴出，就有人找上门看病，不仅生活解决了，而且还有了点小名气。那时虽然生活不稳定，但很能增长见识也遇到过许多疑难病。记得在南城县行医时，当地回归热流行，西医主要用砷剂治疗，副作用很大，而且价格昂贵，患者无力承担，我根据其往来寒热的特点使用小柴胡汤加减、并配合雄黄(考虑雄黄中含有砷）一起治疗，居然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此患者接踵而至，门庭若市。但在行医过程中也会有许多失败的例子，这些失败让我认识到自身医学知识的不足，遂白天门诊，夜间读书，常常是挑灯观书，不觉已是鸡鸣时。二1949年一声春雷响，南昌解放了，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感召之下，我和全国每一个中医一样，心情异常激动。1950年江西省卫生厅召开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全省各地市有十几名老中医参加。中医参加卫生行政工作会议，在旧社会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在兴奋的会谈中，发起创办张了《江西中医药》月刊。印刷由大家私人筹集，公推我任总编辑。当时这个中医刊物在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一个，但是私人财力有限，大约出版了十几期之后，由江西省卫生厅接办。由于几年的编辑工作，使我和全国许多中医界名流取得了联系，互相交流，如北京的岳美中、方药中，上海的姜春华，四川的任应秋，广东的邓铁涛，江苏的朱良春等都曾为本刊撰稿。他们的来稿使我在中医学术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在审稿之余，也启发了我自己的写作兴趣。1953年，成立“江西中医实验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被调至该院搞临床科研工作。当时全国中医医院还很少，以临床实验科研为主的更是没有，“中西结合”的号召也尚未提出，而该院已开始在工作中采用西医之所长，如已有了各种西医的设备，而且还有两位高年资对中医感兴趣的西医和我们一起工作。因此，我们实验研究的病例如乙脑、肾炎、肝硬化、黄疸肝炎都是有西医诊断的。同时，本院还进行中药的研究工作，对中药品种的鉴定、成分的定性、剂型的改革等都曾有记录和小结。在创办三年时，出版了一册近30万字的《中医药实验三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刊载了中医临床及中药研究的各种资料。1956年，由于各种原因，江西中医实验院被撤销，并被并入江西医学院，成立中医科，我随之到中医科继续从事临床、科研工作。同年参加了全国血防工作会议。其间，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广州中医学院邀请我去工作，但由于眷念故土，未能成行。1959年江西中医学院成立，我由二附院中医科调到中医学院负责内科教学工作。从1959年至1966年，在这七八年的教学工作中，不仅温习了我在医校所学的一些经典，而且浏览了不少古今医鉴，写了几十万字的教学笔记和讲稿，也写过不少文章。文革开始后，我在“牛棚”时期，一边劳动，一边在脑子里思考各种问题，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有朝一日我能重新拾起笔来的话，一定要拼命地写，把我毕生学习中医所得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同时，在脑海中拟好各种题目，也不断打着腹稿。我的愿望居然实现了。在“解放”后（1975年开始得到了写作的权力，事实上牛气还未全脱)，我就开始了写作。至1979年，四年中，写了中医理论和临床方面的文章数十篇，并于1979年出版了一册《脾胃学说临证心得》。从1975年起，我就先后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首届研究生及广州、广西、上海、江苏、陕西等地的医务工作者授课、讲学，虽然到处奔波，但心情很是喜悦，毕竟所学能有所用途。其间，荣誉也纷沓而至，1981年当选全国中医内科学会委员、江西省中医学会副会长；1982年评为教授，并接受日本方面邀请访问日本讲学，同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邀我参加在厦门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审稿工作，但因故未能前往；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中医内科学会理事；1985年成为首批硕士生导师，不一而足。想着这些事情，心中不禁波澜起伏，希望今后能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再添一块砖，再加一片瓦，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三我对中医学习研究的思想变化，在过去的岁月里，也是经过了许多曲折的“路”的。回想起来，颇有点意思。最早由于我有“家传之学”，加上在医校系统学习过经典，以及当时环境的影响，我对西医是有些隔膜的。同时，那时西医书籍很少，对西医也不甚了解，所以认为只有轩岐之学才是唯一可尊的。那时我比较爱好《伤寒论》，因为毕业前姚国美老师曾请了一位伤寒专家谢双湖老师作过一段时间的专题讲座，所以印象较深，另外，我父亲曾手抄一部吴坤安著的《伤寒指掌》，这本书是以《伤寒论》部分为主，而参以温病方法，非常适用于临床，父亲曾对我郑重介绍过，学习之后，又从此书加深了对《伤寒论》的印象。《伤寒论》曾有“万方之祖，万法之宗”之说，我深信此说。《伤寒论》中的处方，组合谨严，加减灵活，如表一上看书中只有一个桂枝汤有多种加减法，其实它是举一反三柱枝汤有这么多加减法，其他处方何尝不可以如是有加减呢，这点体会，直到现在都还在应用于临床，而且不仅使用《伤寒论》方如此，并推广到一切古方的应用。再则，《伤寒论》更是辨证论治的始祖。后世张景岳的“六变”、程钟龄的“八纲”(目前认为，八纲是辨证纲领)，其实在《伤寒论》中都谈到了，《伤寒论》三百九十四条中都包含着六变和八纲，不过张景岳和程钟龄这样提出了，后世就更好应用，反过来，用六变和八纲的原则来研究《伤寒论》，能更好地理解《伤寒论》的辨证精神。再如后世的温病学说，在《伤寒论》中也未尝没有，“白虎汤”就是治疗温病的主方啊，但对于温病学说，我认为大量是从《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说，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比《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能更好地应用于温热病的临床治疗。《伤寒论》详于寒而略于温，但从举一反三的原则看，未尝不能从“详于寒”之中悟出治疗温病之法，我的伤寒专学谢老师，他曾经说过，“一部《伤寒论》可治万病的说法未免过偏，但一部《伤寒论》中确实包含着一切应用于临床的治疗原则，《伤寒论》有万家法，说明其中确实蕴藏着值得发掘的宝藏”。在“江西中医实验院”搞临床研究时期，由于用了西医的检查方法，从肾炎病的临床上，发现了一个当时对我来说还是新的事物。多年来，我治疗水肿病，自觉是很有把握的，所谓“把握”就是“消肿”，以及消除一切症状。如果病人水肿有复发了，则认为是病人吃了盐，或责怪病人过度劳累(劳复)，或乱吃了东西（食复），或者有了性生活(色复)。甚至有的病人瘤疾复发，另请了高明，我还在自鸣得意，认为那个水肿病治好了。在实验院的病房里知道了尿蛋白的问题，一个肾炎病人，如果尿蛋白不消退，即使水肿已经消退，也是不能算作痊愈的。许多事实告诉我，肾炎病人在水肿消退时，在中医来看，已无证可辨，认为病人已经痊愈，但如果尿中还有蛋白，水肿还是可以复发的，这种复发和劳复、食复、色复的关系不太大。目前，尿蛋白问题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当时给我的震动很大，动摇了我的“唯中医独尊”的“尊古”思想。于是开始认真阅读西医书籍。1958年江西医学院刮起了一阵“中医风”，全院把西医课程停下来，师生和院领导一起学习中医三个月，我参加了教学工作。因为教学关系，与医学院的基础和临床方面的老师们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的西医知识逐渐丰富起来。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识到西医有很多长处，可以弥补中医的不足，而中医也有许多好的东西是西医所没有的，如西医对病原已经明确的病办法较多，尤其是对细菌性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如肺炎、脑膜炎等，确比中医的疗效快而可靠。但对病毒引起的疾病，如乙脑、病毒性肝炎等，西医的办法就较少，而用中医治疗的疗效则较好。当然，也有些疾病的病理机制大致明确，如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过敏性结肠炎等，西医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但中医的辨证论治，疗效确实很好。再如，西医的急救方法，输液、输血等治疗手段，是中医所没有的，也可以拿来补中医之不足。这些例子，不胜枚举。鲜明的事实，使我跳出“尊古”的框框，认为中医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像西医那样得到文艺复兴自然科学的帮助，现在既然我们知道了西医之所长，那么就应该大胆拿过来为我所用。弥补自己的不足，不能抱“门户之见”。过去在在中西医对立的年代，曾有人说西医抢救方法好，但中医并非没有，并列举出针灸及?鼻等方法；西医治疗肺炎用青霉素有效，中医大可以用白虎汤来治疗，我看话虽有理，在没有青霉素的年代，我也曾用白虎汤加味治好过肺炎、脑膜炎，但事实却没有青霉素效果可靠，固然青霉素并非十全十美，有时会引起过敏甚至死亡，就这样，我由过去的尊古思想逐渐转变为中西结合，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必须取长补短，才能创出我国新医学。至于怎样才能“中西结合”，过去唐容川等人提出了“”中西汇通”的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但因为中医和西医在理论上是两个系统，基本观点不同，那么怎样汇通，怎样结合也就成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就我个人认为，首先应在临床上去结合，第一步必须做到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任何一个病必须明确西医“病”的诊断，同时明确中医“证”的诊断，“辨病”是西医之所长，“辨证”是中医之所长，把二者之长结合起来，这样总结一定病例，就能真正找出正确的结论。近年来，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也常常在课堂上阐述这个观点。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发明创造，已经有人开始这样做了，但做得还不够。我虽然从年龄上说比较老，比起年轻人来说也走过更多的“路”，但在对中医的发扬上，我觉得我还年轻，我希望能作出更大的贡献，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希望它能给青年一代一些启示。张海峰写于1985年《家庭中药外治疗方》一书系郭林根先生所著。郭林根先生曾获得“化痔灵神垫”（又名痔疮防治垫）和脑溢血防治帽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