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唤醒国民魂――陈独秀创办报刊心路历程探索

报刊唤醒国民魂——陈独秀创办报刊心路历程探索内容摘要：陈独秀从事学术文化活动，早年是从创办报刊开始的。开端发轫于《国民日日报》，继而创办《安徽俗话报》，而发扬光大于《新青年》，同时又为针砭时政创办《每周评论》。就其创办四种报刊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从康梁派，转变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而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最终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他的创办报刊思想发展轨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陈独秀，是近代新文化新思想的最早传播者，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其学术文章不失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当他步入社会崭露头角时，即知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可开一个时代的风气，进而影响一国的历史，而推动其发展进程。他深悉宣传革命，必须创办报刊，通过传媒而唤醒民众。他办报刊发轫开端于《国民日日报》，历经《安徽俗话报》，而发扬光大于《新青年》，并为针砭时政、急谋革新而致力于《每周评论》。显示出他宏伟的学术视野，并能够驾驭新闻媒体大场面卓越的学术论政才能。观其创办报刊心路历程的发展轨迹，从“惊钟适铎”、“开通民智”，以至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终结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文倡大义字挟严霜编辑《国民日日报》《国民日日报》是在清朝政府加强对言论的控制，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对《苏报》与“苏报案”的一干人进行迫害（1），和对国内新闻出版活动肆行摧残的紧锣密鼓声中，以迎战的姿态，在封建反动势力黑云压城的逆境中诞生的。它创刊于1903年8月7日，社址设在上海英租界二马路中市街，该报由革命党人谢小石出资，外国人高茂尔（A.Gomoll）的名义发行（2）。担任主编的是陈独秀（陈由己）、章士钊和张继，尚有何梅士、谢晓石、苏曼殊、陈去病、林犭解、金天翮等。这些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成员，如章士钊、张继、何梅士、陈去病、金天翮。其中章、何、张都参加过《苏报》的活动。另一方面是刚刚回国不久的学生，如陈独秀、谢晓石、苏曼殊。他们都是留日学生的革命团体青年会的成员，和军国民教育会有关活动的参加者。当时陈独秀刚由日本回来，在故乡安庆进行革命活动，5月17日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被清廷巡抚聂缉规“令县首访扑陈某（独秀）”通缉而逃亡上海，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负责全部文稿的校对，帮办总理编辑工作，两人耳鬓厮磨经常工作到深夜，每每到次日清晨才离案休息。这是陈独秀司媒传、办报刊发轫的开端。当时办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人手少物质条件差，陈独秀住在上海昌寿里一个小阁楼上，终日勤奋笔耕，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有一天早晨章士钊见他袒衣露服，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惊讶地问：“仲甫，是何物耶？”陈独秀看了看自己身上，漫不经意地答道：“虱耳。”由此可见，当时生活在颠沛流离艰苦环境中的陈独秀，为了唤醒民众，寻求光明，信念多么执着！办报多么认真！后来章士钊在回首这段往事时，赋诗赞道：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陛梁。《国民日日报》内容丰富多彩，有社论、讲坛、外论、中国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批评、世界要事、地方新闻、新书评骘、南鸿北雁、世界之奇奇怪怪、个人行为、说苑、文苑、小说、本埠日记等栏，还辟有名曰《黑暗世界》的副刊。它继承了《苏报》宣传革命的主旨，版面篇幅取材较《苏报》新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之一。但是与《苏报》也有点不同，它在坚持革命立场的同时，比较注意宣传的策略，论调“较《苏报》之峻急有差”，吸收《苏报》被封的经验教训，不“为爆炸性之一击”，不作孤注一掷，使报纸尽可能站住脚跟，锲而不舍地“造国民之舆论”（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然而它毫不隐讳它的革命立场。它称清朝统治集团为：“独夫民贼”，为“北敌”；它指责清朝统治者所维护的政体，是“以民为畜类”“任凭作弄”的“专制政体”。在发刊词中，它公开标榜，它的办报目的，是为了“图国民之事业”；是由于“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它发表无畏（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公然摒弃清朝皇帝的帝号，改用公元和黄帝纪元并列的办法纪年。“以发汉种民族之观念”，成为第一个用黄帝纪元来纪年的革命派报纸。陈独秀对《国民日日报》办报的指导思想、言论观点和总理编辑事宜的章士钊是共识认同的，他为《国民日日报》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当时由于正值清王朝强弩之末之际，在那黎明前黑暗的年月里，它所刊载的各类言论、诗文，大都不署名，以防作者遭受迫害。因此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出于陈独秀之手，只有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第一首《哭汪希颜》，见1903年8月9日《国民日日报》。这是陈独秀由信仰康（有为）梁（启超）转向革命派，用“由己”的笔名发表而公诸于世的第一首古体诗，诗的全文为：凶耗传来不忍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自注：吴君茂良以事亡于上海，故兼悼之）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上述七绝据汪希颜哲嗣汪原放在《亚东六十年》（手稿）内称：本诗原题为《无耻人草成七绝四首哭汪希颜》在《国民日日报》发表时漏掉了其一。原诗是：盛名久已播邯郸，客路崎岖未识韩。不及认亲先永别，徵声犹未对燕丹。以上七绝四首，从诗情、诗意上看，汪希颜是一个热血澎湃，思想激进的青年。他虽未与其萍水相逢，直接谋面订交，但从其亲属（汪孟邹、汪原放）的言传意会中，得知认识共同，心神契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进而成为相互“久仰”的知己。诗人痛惜友人英年早逝，未及能象三闾大夫屈原在〈国殇〉中所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保卫国家效命疆场而为国殇，又未能谋求“联邦新制度”，即“魂魄毅兮为鬼雄。”既富感情，又抒激愤，确是悼亡友、遣悲怀的诗中隽品，活脱脱反映了陈独秀早期学术文化革命思想能够与时俱进的写照。第二首七律是《题西乡南洲游猎图》，见1903年8月17日《国民日日报》。全文为：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西乡隆盛在日本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公元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曾率武士发动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为明治维新开辟了道路，从而开创了日本新纪元。后来由于新政的进一步推行，难免不影响甚至损害士族的利益。西乡从封建士族立场出发，和新政的矛盾，很快就在改行兵制的问题上爆发出来。兵制这一项改革，本来是日本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西乡知道，征兵令公布后，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部下和废藩置县的有功的近卫军不久就会被淘汰。他不能坐视他的“袍泽”们的失落甚至变成罪人，必须设法给他们找一条安稳的出路。于是西乡发现只有通过对外征战，才能对士族寻求出路和实行军事独裁的唯一途径。1873年，西乡拼命主张征韩，在攘外用兵问题上与执政发生分歧，愤而辞职。正当鹿儿岛武士称兵作乱，西乡即被拥戴为领袖，兵败身负重伤，命部下砍下头颅，英雄末路，大有楚霸王兵败鸟江，自刎将头颅赠予故人的悲壮气概（3）。西乡隆盛可歌可泣的事迹，以前国人题咏甚多，陈独秀对西乡的悲剧，也为之忉怛感慨，诗中虽未明显表示惋惜与同情，只是写出一个“男儿本自重横行”自律坚强的形象。西乡最后兵败身死，是失败了，然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西乡所促成的明治维新大事业，使日本国人深受其惠，不能不说是伟大的成功。反顾陈独秀的一生，始而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启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总司令”开天辟地“建党有功”。继而蒙冤负屈，身背恶名。最后穷愁潦倒，颠沛流离，老死异乡，无往而不是与西乡隆盛的心路历程相契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诗人坚信英雄不能单以成败论，他在《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一文中说到：“我平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果决坚强的论断，早在风华正茂的1903年，事业的曙光刚刚在冒出地平线时，就已显露而折射出朕兆了。所以诗中的结尾句：“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这既是对西乡隆盛的定评，又是他本人宏图抱负的思维定势。1903年冬，陈独秀回安庆度假，临行章士钊和刘师培为他饯行，他将此诗各书条幅馈赠章、刘。当章士钊接到这首饶有恢弘气度署名“陈由己”的手书，不禁为之感叹道：“诗标其人，仲甫就是这样一匹不羁之马啊！”刘师培也深为友人“忠于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所感动，当即在诗下题道：“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这段文字情缘加深了他们三人间的互识，引发了嘤鸣友声的佳话。同时也标志着陈独秀青春豪气，从而施及到他晚年清操自守晚节高风，萧然白发老书生气质的善始全终。陈独秀早期在文学革命实践中，重要方面就是翻译介绍西方文艺思潮。1903年，他曾为苏曼殊译的雨果《惨社会》作了润饰修改工作，刊于《国民日日报》。小说贯穿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写一个思想激进，充满献身精神，对恶势力深恶痛绝的英雄男德，借以发挥他自己的思想和政见，来表明反清的决心与鼓呼民主与科学的实现。全书共十四回，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至十一回的大半回时，因报纸被迫停刊，这部作品后经陈独秀补译，接续至十四回而结束，改名《惨世界》，署名“苏子谷、陈由己同译”，以书刊行于世。这是雨果《悲惨世界》一书在中国较早的译本。《国民日日报》经章士钊、陈独秀惨淡经营只三个月即停刊，停刊原因主要是当报纸出版时，就引起清廷反动政府的极大不满，创刊不久就遭到两江总督魏光焘下禁报令，并通知所属府州县厅，严禁“寄售”和“买看”。在北京的外务部也行文给英帝国主义分子把持下的总税务司，要它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同时堡垒易从内部攻破，报纸出版不久，内部的经理、编辑两部，因权限问题发生分歧，大起争执，导致对簿公堂，虽经调解，元气大伤，终于在1903年的12月1日停刊，前后只出版了三个月零二十三天。开通民智鼓吹革命首创《安徽俗话报》20世纪初，安徽的革命志士开始广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以期唤起民众，共同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展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创办报刊。陈独秀主持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是当时国内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俗话（白话）报刊之一，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此前不久，安徽革命志士，曾开演说会于安庆藏书楼，陈独秀（当时署名陈仲甫）发起组织爱国会，在1903年5月他与潘晋华两度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都因清政府的压制而未能实现。1904年初，陈独秀因年前《国民日日报》停刊，由上海回到安庆，他一回到家乡，每天都到桐城学堂，日与房秩五（宗岳）、吴汝澄（守一）等纵谈时事，议论之中，他们共同感到开拓风气，唤起民众之重要，于是商定筹办《安徽俗话报》，宣扬民主、自由思想。据房秩五回忆当时情况：“三爱为故人陈仲甫主办安徽俗话报笔名也。忆余在光绪庚子前后作童子师于安庆，结交仲甫。仲甫少余两岁，意气甚豪。壬寅秋，先师吴挚甫先生自日本考察学制回安庆，创办桐城学堂，自任堂长，命余与吴守一诸人任学长。仲甫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嬉笑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余任教育，守一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每期各稿汇齐，仲甫则寄至芜湖科学图书馆印行。计自甲辰正月出版，每月二册，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4）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经陈独秀荜路蓝缕，募集经费，草创经营在安庆创办。发行业务则委托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5）。陈独秀自任主编，也是主要撰搞人。房秩五负责教育方面的编辑，吴汝澄负责小说的编撰。以后芜湖科学图书社也有人参加撰搞，如汪孟邹负责新闻栏的编撰，章谷士、曹复生撰写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因芜湖没有印刷厂，搞件编好后寄往上海，交由章士钊主办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再寄回芜湖向各地发行。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迁回桐城，吴汝澄随校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