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发言讲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1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政治经济学？（2017年6月13日的讲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一）人们有可能建立一个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相统一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吗？a)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在中国，樊纲教授写了一本书，《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在西方是萨缪尔森教授在他的第19版的《经济学》里写了一篇《一个折衷主义者宣言》，呼吁“左”、“右”派的统一。当然，萨教授将“统一”称之为“折衷”。b)本文作者曾长期在理论物理里参加工作。在物理学史上也有一个长期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光是粒子，还是波动？这两种理论，整整争吵了200多年。最后是在1905年，在爱因斯坦讨论光电效应的一篇论文里，引入普朗克常数h，统一为光的波粒二象性的理论。而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人们对光的本性有了更深的理解，由波动和微粒的分歧，走向“波粒二象性”的统一。这就导致20世纪的物理学的大革命，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2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里的纷争，至今已有150年。那么，人们能否从物理学里从争论到统一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里，构造一个新的理论，解决已持续150年之久的争吵？或者说，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之间，我们是否也成为这两大理论体系架起一座桥梁？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是将科技进步引入经济学的研究，当代经济学就又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成就，是罗伯特·索洛等人引入一个“衡量单位总投入和总产出的生产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A。经济学就由“土地劳动和资本”，加上“科学技术”，成为“四个轮子”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第485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然停留在只讨论“三要素”的水平。人们能否也能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或科技进步和市场进步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四要素”的“新”政治经济学？这是“时代”向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不能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所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头脑还停留在过去。（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3月23日）3（二）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a)价值来自劳动。价值的计量单位是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量=社会平均劳动强度×劳动时间。马克思曾说过，“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又说，“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人民出版社，第57-58页。）在这里，马克思对复杂劳动的解释是很清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但在马克思时代，复杂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甚小甚小，所以“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而现在是21世纪，复杂劳动如何计量，就成为一个必须解4决的问题。b)劳动价值论有一个重大推论，劳动创造的价值守恒。也就马克思所说，“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是相同的”而“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价值量也就不变”。价值守恒定理有一个物理学的依据，也就是上面所引的“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耗费”的能量也守恒。（以上引文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60，53，5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将劳动价值学说应用于劳动生产：那么，土地、阳光和水是自然物；而如果对自然物，没有添加任何劳动，自然物里凝集的价值也就必定是0。机器、原材料等是劳动的产物，其中凝集着死劳动创造的价值。但机器和原材料自身不能从事劳动，它不能创造价值。所以，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凝集着的死劳动创造的价值（C+V）只能转移到物质产品成为添加中的价值。而劳动力的特点是可以进行劳动，属活劳动。由劳动力所产生的活劳动除补偿转移到产品中去必要劳动以外，还会产生剩余劳动，并创造新价值，称为剩余价值M。而因此，马克思导出，“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的公式，W=C+V+M。”（2.1）式（2.1）是马克思对里嘉图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学说进行创造性地改进、改造后，而导出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公式。它是5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理论的出发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基本的出发点。c)很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将他所导出的关于价值的基本公式（2.1）和古典经济学里的有关成本和利润的公式进行比较。马克思曾进一步认为，“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W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差额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如果“我们把成本价格叫作K，W=C+V+M这个公式，就转化为W=K+M这个公式，或者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把利润叫做P，那么，W=C+V+M=K+M（2.2）这个公式，就变成W=K+P，（2.3）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2.4）公式（2.3）或（2.4）即是主流经济学用来计算商品价格的数学公式。只不过马克思给出劳动是（2.3）、（2.4）的“实体”的解释。（以上公式（2.1）～（2.4）的引文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0，32，33，4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c)但这里的比较，还必须补上一个逻辑推演上的漏洞。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价值C+V”，可以转化为产品的“成本价格”K，为什么“剩余价值”M，可以转化为“利润”P。“成本价格，利润”等词汇，都是政治经济学时里讨论社会物质财富或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积累、储存、分配、流通、销售、消费等过程核算时用到的概念。在《资本论》的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段的第1句话，马克思宗明义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有用的商品的堆积”，“商品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马克思还曾明确地说，“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马克思也还在其它地方说过类似的意思。（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47～48，57页）而为什么马克思却不加证明地将他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分析、计算移用于使用价值？但是马克思在公式（2.1）的推导中，一直用的是价值的可加性。探讨的是价值守恒定律，而由（2.1）导出公式（2.2）、（2.3）时，只是将价值分析里的“资本价值C+V”，“剩余价值M”，直接转化为“成本价格K”，“利润P”等概念，从而直接换成古典经学用来计算商品成本、售价、利润等数学公式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2.4）7而显然，马克思在这里的逻辑推演中，实际上已假设了，仅在供求达到均衡时的极特殊情况下，才出现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2.5）的等式（2.5），然后才能从式（2.1），推导出式（2.2）、（2.3）以及（2.4）。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不甚发达的初期，如在物物交换的农贸市场的集市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均出现有（2.5）。但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却并没有证据，认为公式（2.5）永远成立。（三）一个新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是否也能将“知识”或“科技×市场”也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a)我们在2015年，《当代财经》，第4期，第5页，刊出的《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数理经济模型》中，又在2016年，《中国科学院院刊》，第八期上的《必须用时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两篇文章里，以及我们最近在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文集里，建议用下列算式效用≡使用价值WS=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WJ×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3.1)8作为沟通这两大经济学说的桥梁。其中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又包含了两方面内容：1）直接由科技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的放大因子NS，2）由市场竞争而导致营销效率提高，即交易成本的降低所带来的市场繁荣效率的提高因子NE，并有N=NS·NE。(3.2)同时，进一步我们又采用马克思推导公式（2.1）时的思维模式，并进一步导出一个对使用价值WS和剩余使用价值MS如何计量的新公式，WS=MS+C+V。（3.3）为使这一新公式和马克思曾给出的公式（2.1），有明显区别起见，在下文将W=M+C+V（2.1）分别加上“价值”的下标J，也就是WJ=MJ+C+V。（3.4）从而使公式（3.3）和（3.4）有明显区别。容易看出，这里引进的效用和劳动相联结公式和爱因斯坦发明的波动二象性的公式，有一些相似。爱因斯坦引入了一个有量纲的普朗克常数h。我们引入的是一个无量纲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9通过式(2.1)，（3.1）和（3.2）便将两种内涵不同的经济理论，联结在一起。为什么，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理论，有可能以如此简单的形式，走向统一？人类社会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生理学支出的能量为基础的体力劳动，另一种是以耗氧量为基础的脑力劳动。这两种劳动形式，都对人类社会积累出的财富有巨大贡献。体力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石，脑力劳动却在这一基石上创造效率，因而有劳动×效率=效用。或者说，使用价值量=价值量×广义科技效率因子。c)但是，也有某些朋友不同意这里的建议，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没有明确回答不同品种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有可加性。而现在新引入的公式（3.3），却需要明显假定使用价值量，以及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之间也有可加性。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应用于21世纪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重大缺失。马克思《资本论》所着重探讨的是劳动如何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对价值量进行计量。但却没有或较少对价值理论的另一侧面，使用价值的理念进行深入的分析。缺少对“使用价值量”中的“量”如何“计量”，如何“计算”。但是社会财富或社会物质财富的10“计量”，都是以使用价值做为衡量的基准，而且我们还据此新给出一个可计量的公式（3.3），WS=MS+C+V。但这里只引入一个“可计量”的假定，并不是证明！乍一看来，这一困难问题，有可能因向西方经济学学习而获得解决。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里引入的“效用”（utility）的概念，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使用价值量十分相近的概念。而问题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里，有关“效用”有无“可加性”问题就一直未能得到证明！樊纲教授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提出一种解决这一难题的新思维。樊纲教授明确指出，“效用”，即“抽象使用价值”（参见《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第187页）樊纲教授解释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就使用价值看，交换的双方都能得利益’。可见，对一个人来说，不同物品的不同使用价值，是可以而且事实上，正是被按照某种共同的尺度来加以度量和比较的；而可以通约、比较这个事实，则正说明不同的使用价值对一个人来说存在着同质的东西。”“这个同质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它的量构成对不同使用价值进行度量比较的统一尺度。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所谓‘效用’（utility），也可译为‘有用性’，其实正是这里的抽象使用价值。”11“为不同种劳动找到统一的度量尺度即抽象劳动，是马克思的功绩；而为不同使用价值找到统一的度量尺度，即效用，是‘边际革命’的产物，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功绩。而遗憾的是，无论是边际革命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至今都没有认识到它的这种意义！”（参见《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与综合》，第188～189页）我们完全赞成并强烈支持樊纲教授这一分析，因为“分析有理”。c)我们还能为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