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文化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文化第一节魏晋玄学一、玄学之风玄学是魏晋时期特定时代的产物，玄学产生的原因是：①社会大动乱当时各派势力为了取得政权，相互进行残酷的战争，曹操时，为消灭异己，打击豪强，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人士如孔融、杨修等。在曹氏与司马氏争权斗争中更有许多名士如何晏、夏侯玄、王弼、嵇康等死于非命，这就使许多人对现实社会产生悲观的思想，不问时事而流于清淡，由此导致玄学的产生。②儒家号召力下降儒家经学到此时走向繁琐，于时无补而日趋衰落，儒家力主的“名教纲常”，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危机，君主无以保其位，君臣关系朝夕间可能完全颠倒，君主已无权威可言，“名教纲常”成了空言，儒学地位也一落千丈。连孔子之后孔融亦时常发出有背儒学精神的言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在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如此怪论竟出于圣人之后之口，可见儒家的号召力降低到何等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秦道家取而代之，以玄学的面目再现于世。③门阀制度的形成由曹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直接导致地主阶级内部分化为“士族”和“庶族”（寒门），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家大族的形成自有其渊源，从战国时的军功地主到东汉时的豪强大地主，东汉后期出现世家大族，如袁氏“四世五公”、杨氏“四氏三公”；隋唐时的“关陇士族”是其余脉。门阀制度的形成，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魏晋名士大都出于士族，他们有经济实力和闲情雅致从事其所感兴趣的事，而不去（或无法去、或不愿去）追崇权势与名利，他们超脱现实，卑视名教，不拘礼数，举止狂放，傲视尘世。他们弹琴、咏诗、啸歌、登山、游水、饮酒、服食（五石散），乃至锻铁（嵇康）、裸形（刘伶）等等，展示了名士风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成为时尚。在《晋书》《世说新语》等书中记载了名士的言行举止，他们公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礼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刘伶纵酒放达，常脱衣裸形，以天地为房，屋室为衣，人入其室，问何入其衣中。阮籍请为步兵校尉，乃校尉府厨中有好酒之故；籍母殁，其蒸一肥豚，狂饮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谢安欲纳妾，因妻善妒，乃使侄、甥等劝谏、“关睢螽斯有不妒之德”，夫人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谓“若使周姥传，应无此语也”。王羲之“东床坦腹”亦是名士风采的体现。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郄（鉴）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导）丞相书，求女壻。丞相语郄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郄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郄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不仅名士如此，魏晋妇女在生活中违礼背教的言行亦不少见：“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叹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浑弟)，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反抗礼教是玄学之风的主要表现，在日常行为中完全不拘礼节，这在汉代是无法想象的，然在魏晋却见者不怪，习以为常，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宽松，换言之，在社会动乱的前提下，统治集团无瑕顾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表现在学术思想领域，就是玄学思潮的兴起。二．玄学思潮玄学的创始者是何晏、王弼，其后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表面上是用老庄学说解释儒经《周易》，以作清谈之用，实际上是对老庄哲学的发展，玄学家们从各自立场出发阐述他们的思想主张。何晏（196~249）汉大将军何进之子，少时随母为曹操收养，及长，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为妻，官至尚书，因附曹爽（曹操侄孙），为司马懿所杀。史载他好修饰，耽情色，党同伐异，强占国财，其中难免有司马氏攻讦之词。有著作《论语集解》留世。王弼（226~249）天才少年，曾任职何晏手下。晏杀虽免死，但是年因疾而亡，时年24岁。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等。何王观念大致相当，主张“贵无”，道为无，无即道，以无为本是何王的根本主张。承老庄之学，何王也主张无为而治，“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顺物之性，不别不析”，利用事物要依其本性，顺其自然，治天下也同此理。君主不应滥用刑威，否则“民不畏威”，其结果会“上下大溃”，故“无为”才是正确的方法。何王强调名教出于自然(有出于无)，这是用“援老入儒”的方法来为封建伦理纲常辩护。何王虽承老庄，但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只是用道、无、自然等代替汉代的天人宇宙系统作为统治天下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就使玄学取代了经学地位，成为当时哲学的主流。阮籍（210~263），竹林七贤之一，《晋书》本传曰：“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晋书·列传第19》）。面对纷乱的社会，阮籍为全身而多次辞官，司马懿当政后出任低级官职也属无奈。司马昭想召其为幕僚，他借口“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司马昭曾欲向阮籍为司马炎求亲，籍“以酣醉获免”。其“性至孝”，母死却饮酒为事，他人吊丧，白眼相待，嵇康带酒携琴而来，却大悦。从上可以看出，阮籍醉酒猖狂，实乃明哲保身之法，故能得善终，他与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并称“竹林七贤”，其中阮与嵇齐名，其他五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著有《阮步兵集》。今有辑录《阮籍全集》。阮籍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老子之道，易之太极，春秋之“元”，实际是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万物是其运动的结果，这是他的自然观。对世俗礼法他认为只是“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赏刑的结果是“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之祸”，当然阮籍也承认等级的存在，认为“处卑而不犯乎贵，在上而不凌乎下”亦是尊循“自然”。阮籍虽有济世之志，却因生于乱世无所作为，只能避世以全身，他傲然任性，喜怒不形于色，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极高的情操修养，这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真实反映。嵇康（224~263），竹林七贤之一。《晋书》本传曰：“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列传第19》）。嵇康为曹操曾孙婿，官拜曹魏政权的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与曹氏政权关系密切，不依附司马氏政权。与阮籍、山涛、向秀交友，山涛后归俯司马氏政权而升官，荐嵇康，嵇康竟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而断绝友情。嵇康政治上倾向于曹魏政权，为司马氏政权所不容，故以游山采药、弹琴咏诗、养性服食及锻铁为事。司马氏政权依然暗中监视他，司马昭手下钟会（亦魏晋名士）去见嵇康，“康不为之礼，而锻(铁)不辍”，良久，会欲去，嵇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当时嵇康有一好友吕安，遭兄吕巽诬陷，以“不孝”之名下狱，嵇康挺身为吕安作保，亦被下狱，后两人同时被杀。著有《嵇中散集》，散佚，后人有辑本，鲁迅先生亦曾辑校《嵇康集》，今有辑录《嵇康全集》。嵇康认为天地万物乃禀受元气而生。关于名教，何王强调之，阮籍揭露之，而嵇康则批判之，他对司马氏与曹氏为争权而假借“名教”铲除异已，深恶痛绝，故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与庄子一样向往古代社会，对比古代的纯朴与当时的欺诈，看到儒家名教的伪善，越名教并非弃名教，而是由名教而任自然，名教要尊循天然。因此，嵇康治世方案仍是“无为”。就政治主张而言，嵇康并无新的内容，且在现实社会中也无法实现，故只能独善其身：不为官、不攀上、饮酒、养性服食、登山游水、弹琴咏诗，一切顺乎自然，终成一代名士，这是继承发展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并加以实践，使道家的人格理想——追求个体价值得以实现。向秀（227~272），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好友，嵇康锻铁，他佐鼓排，由于向秀与曹氏无牵连，后又依附司马氏故能终其天年，曾注《庄子》，已散佚，其观点存见于郭象《庄子注》中。郭象（252~312）《晋书》本传称其“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晋书·列传第20》），后在司马氏政权内任职当权，官至太傅主薄，有《庄子注》留世，或为向秀之作“窃以为己注”（《晋书·列传第20》），今本《庄子注》可视为向郭共同著作，代表两人思想。向郭认为，万物是“块然而自生”即“独化”，万物之“有”未有“独化于玄幂”，玄幂意黑暗。万物化生为“有”，此“有”之质不会改变，人是人，兽是兽，山是山，水是水，世上一切是“命之所有者，非为也，皆自然耳”，宇宙万物的化生，皆因自然，每一物生成后又不会产生质的变化，因此社会本身也不会改变，君臣上下，手足内外，纲常名教也不会改变，故向郭主张“顺天以应人”，一切听之任之，实质上这肯定了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就这方面而言，已完全失去了由庄子到嵇康、阮籍的批判精神，这是发展了庄子学说中消极庸俗的一面，也是对庄学本质的曲解。既然社会秩序是自然不变的，那么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命定的，故人应安命，各安其位，方能“得其真性”。在向郭看来，人生最大的惑就是不安本分，贫者欲富，贵者思愈贵。只有“忘己”、“无我”才能不惑。“夫圣人，无我者也”，“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忘首先要忘掉得失、爱恶，“祸福生于失得，人灾由于爱恶”，其次忘掉生死：“死生觉梦，未知所在，当其所遇，无不自得，何为在所(梦中)而忧彼(现实)哉”。这就是向郭的人生态度，表面上是悠然自得，无忧无虑，实质是要人安命顺天，麻木不仁。向郭《庄子注》中所阐述的理论，实际是对庄子的修正，也是对何王、嵇阮的否定，这是为了维护当时统治的需要而作，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向郭理论对魏晋玄学的发展起了反面作用，后世有人言：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总之，魏晋玄学是对老庄思想发展，玄学家发展了老子的政治哲学——以无为本、无为而治，结果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不过，强调以无为本，打破了汉儒的天人宇宙论，这是一个贡献。玄学家主要发展了庄子的人生哲学，玄学家注重人的外在容貌、气质、风度、格调，实际表达内在的人格和精神风貌，他们种种悖世脱俗的言行举止，也体现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内在品格，以至于他们口吐玄言的清谈习风，也反映了内在的智慧和思辩精神，这是对人的肯定，是人性的觉醒，强调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意识，这才是玄学的实质所在，也是玄学在以后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当然，玄学之风中也存在着某些颓废的现象，但这往往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即便存在，也是现实社会的残酷事实所致，作为哲学意义的玄学而言，它把先秦老庄哲学发展了一大步，此后道家学说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但儒道互补的局面却已形成，对个人生命的欣赏和倦恋及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与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重要内函，玄学家完善了庄学中的人生哲学——以人为本，其作用和意义是极大的。(周二,050322)第二节文化的冲突、融合与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特征。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文化会遭遇并交织在一起，由此出现不同质文化间的相互竟争，并导致文化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无外乎两种，一是不同质文化间的矛盾无法调合而分道扬飙，二是不同质文化间相互适应、融合，并完成一体化的过程，从而使文化得到新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动乱，导致汉文化与少数民族（胡）文化之间、汉文化与外来文化（佛教）之间的大冲突，其结果使胡汉文化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外来文化则经过调适，与汉文化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此外，汉文化在南方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文化的冲突，融合与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一．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东汉后期开始，周边少数民族乌桓、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就开始逐渐进入内地，其中乌桓在袁绍与曹操争战中，因助袁而被曹所灭，其部也被迁入内地，逐渐与汉人融合。其余民族在魏晋时期都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境外），西晋后期，他们陆续起兵反抗西晋的统治，晋室南迁后，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原（北方）地区建立起十六个政权，开始十六国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散居在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投奔到本民族的政权下，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族。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