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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这本书谈的是知人观事、判断、行动的策略——使人在这个世界上功成名就且臻于完美的策略。全书由三百则箴言警句构成,这些箴言警句滋味绝佳而不可不与友朋同事分享共赏,又鞭辟入里而不能不蒙敌人对手于鼓里。本书的理想读者,是因日常事业而需与他人周旋应付者——他必须发现他人用心,赢得其好感与友谊,或反制其机谋及使他人意志一筹莫展。和所有警句一样,本书的读法是慢嚼细咽,且每次少许即可,以便体会个中三味。全书旨趣,以17世纪与我们这一时代都认为颇有道理的二元性为枢轴,将人生视为一场实然与似然,表相与真实彼此交锋的战争,不但为现代的“形象塑造家”与“造势专家”建言,也为一意坦诚,坚认“实质”为要,“形象”其次的人献议。“要实于,但也要懂得表现”是葛拉西安入木三分的忠告(箴言130)。此语要义是,从来好人最易受愚,有如羊处狼群,我们应以蛇的智慧调剂鸽子的纯真,视他人目前之言行而定自处之道,不宜寄望其可能或未来的表现。此书立意遣词机趣多端,历来备受悦服称美。拉·罗希福寇(LaRochefoucauld)的友人德·沙伯列夫人沙龙得闻此书,起而师法。艾迪生(JosephAddison)与尼采为截然不同之人,而重视此书如一。叔本华读之称快,欣然将此书译成德文。尼采说:“关于精神道德之微妙,欧洲尚无比此更精美而兼复杂之作。”叔本华则认为此书“绝对的独一无二”:本书教导人人乐于身体力行的艺术,因此允宜人手一本,俯仰浮沉于万丈红尘中之人,特别适合做为手册,尤其是有志在此世界发达纵横的青年。书中的教导,他们如不读本书,则唯待自行长久阅世始有所得,此韦捧读一遍显然不够,还应时时参详,以备随机制宜——简言之,此书足以为毕生良伴。这位追求完美策略的作者到底是何许人?有人争辩说,书中内容必来自愤世嫉俗之辈或马基雅维里之流。其实不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1601一1658),一个满怀入世热忱的那稣会教士,对人类的愚行深恶痛绝。但《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全书极言人有臻于完美的可能,并云只要佐以技巧,善必胜恶。在《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中,完美并不靠宗教上的启示(全书罕言上帝),而取决于人的资源与勤奋:警觉、自制、有自知之明及其余明慎之道。不过,书中强调人类理性,并无毁诽宗教或流于过度“悲观”之意。箴言251:“要善于用人道宛如神道不存在,善于体察神道宛若人道不存在。”追根究抵,此语即学自那稣会创始者圣罗耀拉。观《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全书,葛拉西安几乎将“神”之道置之度外,而将罗耀拉之教常存于心,并牢记罗耀拉此语所本的那句西班牙俗谚:“要向上帝祈祷,但也要埋头苦干。”葛拉西安指的实即天助自助,只是未加明言而已。此书极“现代”而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其似乎使道德臣属于智计谋略。道德通则,伦理道德上不可移易的“强硬律则”,在书中迁就于一个信念:欲臻于完美,人必须识时务而与势推移。要达到葛拉西安所说的智慧或明慎(prudencia),必须避免概论通则——例如道德方面的通则。《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嘱咐我们要说真话,但务必说之有术,得其巧妙(210);“最实用的知识存在于掩饰之中。”(98)我们必须“与学者相交,谈吐之间应显示出自己的学识;与圣人相交,行为举止应显得品德高尚。”(77)明智之人善变如普洛特斯(proteus),然而也不可胶执善变与巧饰为南针。葛拉西安极言识时推移,力主变化与诈饰,实是(如一位意大利哲学家所言)痛感于人之脆弱与无助而然。对他人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幸福,葛拉西安亦非无动于衷。他一再告诉我们,勿与蠢人往来,但出此而外,他的劝喻非常清楚:“说得体的话,做得体的事。”(202)“好事应做,要有方法”:适度有节,点滴渐进(255)。“要爱人,如果你想被爱。”在本书以及葛拉西安其余著作中,一如在他的生活之中,“友谊”都是一再出现的主题,“交谈”亦然。至于论者每每指他“悲观”,这观念其实有点时代倒错。我们许多人所谓的“乐观”——认为人基本上是善良的,凡事终有好结局——葛拉西安想必视为妄想诅语:“希望是骗子,须用明察食断控制它…(19)。与他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杰洛米·泰勒(JeremyTaylor)与格维多(FranciscodeQuevedo)等道德家一样,葛拉西安苦心致力于desengano的修养:一种完全“解咒去迷”或离执去妄的状态,人达到这个境界,便能控制自己的希望与恐惧,克服饰伪的表面功夫与虚妄的期求,并弃绝多伪的世俗价值。《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全书多处力主节制想像,教人以种种策略,臻于这种甜苦参半的福境。对世上的人与事不抱持幻想,是“智慧”的一个重要层面。相形之下,现代的“悲观”与“乐观”概念未免肤浅,不过,在社会动荡与政治不振的17世纪西班牙,亦即维拉斯开斯(Velasquez)与述巴兰(Zurbaran)画笔下的西班牙,乐观也不合时宜。葛拉西安亦如格维多,意识到他国家的道德力量日渐式微。我们不时听到一声忧郁,道地挽歌式的慨叹:“良好的品行一去不返了,人们不再知恩图报,很少有人以应有的礼遇待人……”(280)唯善用的策术——时刻用心反制自己与他人的弱点——能推动我们走向完美。“当今世界要造就一个圣贤比古希腊时期造就希腊七贤还要费劲。”(1)葛拉西安本人的生平,他奋求处世智慧的情况如何?都不如历来许多文字所说的那般完全平静无波。他1601年出生于阿拉贡的贝尔蒙特村(Belmonte),离伟大拉丁讽刺作家马修尔(Martial)出生之地不远。此一巧合,他必曾引为快事——葛拉西安的寓言小说《批评大师》(Eicriticon),是西班牙最有力的讽刺作品之一。青少年时期,他在托雷多(Toledo)与萨拉戈萨(Zaragoza)修习哲学与文学,而于1619年18岁时入耶稣会见习修行,此后50年历任军中神父、告解神父、宣教师、教授及行政人员(当过几所耶稣会学院的院长与副院长)。他不曾出任重要公职,但与公职人士常相过从,在承平与战争期间,他曾长期细心观察人类行为,因此获得其格言警句之灵感。青年时代,他担任拿坡里贵族、总督法兰西斯科·马利亚·卡拉法(FrancescoMariaCarafa)的告解神父,数次随同入朝。在加泰罗尼亚之乱最惨重的1646年,他在从法国手中收复阿拉贡城市莱里达(Lerida)的皇家部队担任神父。葛拉西安是惟一不曾病倒与被俘的军中神父,他勇于往来前线,在信函中提及“每于军士赴战之际加以劝勉教诫”,引以自豪。他说,士兵欢呼他为“胜利神父”。葛拉西安盛称友谊为获得修养学问的愉快途径(11)。他出此语时,心中所想,无疑是他在友人兼保护者拉斯塔诺沙(VicencioJuandeLestanosa)沙龙与图书馆中度过的那些至乐辰光。拉斯塔诺沙比他年轻六岁,是一巨富,也是17世纪西班牙人文主义者中极有学问的一位。他斥资建立一个重要的文学与文化宝库,穷搜人类知识,这些典藏对葛拉西安至为重要。葛拉西安立誓修行后,首次放差,派往萨拉戈萨东北古城韦斯卡(Huesca)的那稣会学院。学院去拉斯塔诺沙宅邮不过数步之遥。拉斯塔诺沙宅邮实为一富藏惊人之马洛克“博物馆”,充栋尽为书籍与手稿、绘画(提香、丢勒、丁托雷提、里贝拉)、雕刻及古典藏品;拉斯塔诺沙曾写说,宅中有“八千余枚希腊与罗马皇帝之货币与纹章……以及两千颗古墓戒指的镶石。”拉斯塔诺沙对其图书馆、甲胄之收藏及植物园尤其自豪;该植物园中之奇珍花草、树木与灌木由八名法国园丁照料,其中数人专司此职已半世纪余。拉斯塔诺沙甚至有一个动物园:“四个洞窟的牢固栅条后面,各是一只老虎、豹、熊及狮子。又有一个笼子,里面是两只食欲奇强的鸵鸟。”葛拉西安获许利用拉斯塔诺沙的文物与文化宝藏,对一个渴求完美审美素养与精确品味,力求“一切勿落粗俗”(28)的人,这实是莫大助益。葛拉西安有好凡本著作也由拉斯塔诺沙出资付样,《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中的许多警策之语可能曾在他的沙龙宾客身上先试为快。由耶稣会的文献记载,我们得以略窥葛拉西安担任教士与行政官员的情况。担任这些职务的葛拉西安似乎不如本书字里行间流露的葛拉西安这般严厉,而且不假辞色。例如他曾于1637年受谴,理由是处理一名偏爱异性的那稣会士过于宽大。次年,耶稣会会长从罗马下令葛拉西安神父应该调职:“……为其构成上司十字架与负担,实为问题与纷扰之祸源……且行事大欠明慎,照顾该己脱离本会者之子女,并为此子请拨抚养经费,此外,假其本人兄弟之名出版书藉。”调职令中所指书籍,是他的第一本书,以想像笔法刻画理想领导者的《英雄》(EiHeroe,1637;TheHero,1639)。其他作品接续而至,大多(如《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以假名罗伦佐·葛拉西安(berenzoGracian)出版,而且未得耶稣会准许:《政治家》(Eipoliiico,1640,1646)思考国王裴迪南在政治与道德上的伟大;《诗才之艺》(Artedeingenio,1642,1648)论风格与诗中的曲喻,并自许多古典与西班牙作者取例说明:《审慎》(Eidiscreto,1646),英文译本(1730)取名《完人君子》或《论成就伟人之先天与后天条件》(Thecompletegen-tleman,oradescriptionoftheseveralqualificationsbothnaturalandacquired,thatarenecessarvtoformagreatman),为继绍卡斯提里欧尼(Castiglione)《朝臣》(courtier)传统之作。多年来葛拉西安再三受到警告,戒其未获允许,不得出版作品。他违令如故,那稣会不堪甚扰,等他讽刺人生的巨卷杰作《批评大师》第三卷(未卷)问世,就解除他在萨拉戈拉的圣经教席,“放逐”至一乡下小镇,在此终老。罗马并下令密切监视此人,“观察其双手”、“随时视察其居室”,及监视其用纸,他笔下但有只字片语不利耶稣会,即予禁闭,纸笔墨一概禁用。问题并非出在他的著述被视为异端,而是作为那稣会教士的他就世俗智慧与政治行为下笔而如此精彩,未免有失体统。但耶稣会也不曾指控葛拉西安抵触天主教教义。他得罪上司之处,在于屡次不服命令。他逆来顺受、哀乐不入的态度或许也是原因。“我被禁止出书,”他1653年写道,“也不缺妒嫉之人,但我耐心自处,午餐晚餐照吃,睡眠如常。”葛拉西安的敌人利用他与上司之间的矛盾,无所不至,捏造的罪名有些颇令人芜尔。他们说,葛拉西安有一回在瓦伦西亚(Valencia)讲道,告诉听众说他正在读一封刚从地狱收到的来信。他无疑是个难缠的人,充满阿拉贡人出名的那种固执倔强,耶稣会的记录载有他的脾气特征:1628年记载他“轻躁、忧郁”(biliosus,melancolicus),1651年记载他“易怒、轻躁”(colericus,biliosus),他去世那年则是“易怒”(complexiocoler-hJ.这位写出《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来赞美“明慎…的作者,据云具备良好才智(1ngeniumbonum),但1645年后,他的判断力(judicium)、他的审慎,以及他的阅世体验被说成不如正常人,或者差强意:“judiciuminframediocritatem”(1651);“judiciummediocre;prudentianonmulta;experientiarerummediocris”(1655)。他的耶稣会同事所言是否中肯?葛拉西安出版所有著作几乎都未得上司允准,这方面,他的判断力或许有亏。然而时间还了他的公道。他的著作至今无恙,他本人则赢得不朽,谁屑于一提当日对他寻疵摘瑕之人?连葛拉西安的笔法风格也招仇惹怨,不能容忍简洁的人对他至今少所许可。他是17世纪文笔最省净的作家之一;那个时期,欧洲人文主义者响应里普修斯(JustusLipsius)请求简洁的呼声,乐读塞内加与塔西陀,而不喜西塞罗之辞费。葛拉西安的风格子惯,许多即使译成外文仍然容易辨认:正反相对与是非互诡;常用省略法,喜欢以双关语与其他巧妙措辞浓缩意义;一句与一句——一个论点一个论点之间——少见连接(例如格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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