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诗言志”说：出自《尚书》中的《尧典》，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情感等。“诗言志”说是现存古籍对文学观念的最早资料，价值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说明古人对诗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其二，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诗的感染、教育作用。“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识学习方面的作用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以意逆志”说：出自孟子的《孟子·万章上》，“意”指读者之意，既不断章取义，也不牵强附会。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以意逆志”说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这种方法解说《诗》，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实在客观的批评原则。“大美”“天籁”“天乐”说：出自庄子的《庄子·知北游》、《庄子·齐物论》、《庄子·天道》，“大美”就是最全最完整最高境界之美；“天籁”指没有任何外在条件下，天所发出的“自鸣”之音；“与天和者”即天乐，是档次最高的文艺。这种说法听起来过于玄虚，实际上包含的美学理论非常深刻，它明显是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理论命题引发出来，但作了精彩的发挥，从而形成为道家文论的核心思想。“虚静”说：由庄子提出，其本意主要不在文学或文艺，而是讲哲学的认识论，是说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在体认和把握认识的对象特别是玄妙的“道”时，极不容易，必须排除一切外来干扰，诸如功名、情爱等世俗观念，即精神上要彻底解放，心灵世界应做到极度虚无空明，一尘不染。“虚静”说揭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题心灵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超功利的，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和规律。“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情志统一”说进一步发展了荀子以来的情志结合的思想，比较明确地指出来诗歌通过抒情来达志的特点，情志统一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讽谏”说：出自《毛诗序》，“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中包含劝说的意思，这是批评时政、揭露弊端的观点，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讽谏”说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评，而且“言之者无罪”，包含一定的民主因素，为后来进参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敢于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文气”说：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气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所谓“文气”既是描写作家的气质、个性，又是指作家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创作主体即作家的气质、个性不同，决定了文学作品风格各异。“文气”说强调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先天性、稳定性和个性差异，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家论”的美学涵义，开启了以“气”论作家作品的理论传统。“风骨”说：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文章道蔽，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陈子昂的“风骨”说理论为后人继承，成为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性情”说：出自钟嵘的《诗品序》，含义是说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情感。“性情”说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诗歌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又反作用于人的感情；其二，对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指出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对诗人的感发触动。“兴寄”说：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兴，指诗歌的审美意象对人所产生的感发作用；寄，就是诗歌中流露的思想感情所具有的社会内容。“兴寄”，就是要求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兴寄”说理论为后人继承，成为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为时”“为事”说：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提出“为时”、“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所谓“为时”、“为事”而作，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针对社会现实生活而发，能针砭时弊，干预现实，用同情的笔触来抒写反映劳动者的苦难。白居易的“为时”“为事”说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看到了有正确内容的诗歌对人的教育感化作用，但又注意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穷而后工”说：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明确提出的，指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鸣则平”一脉相承，不同的是，欧阳修更加强调外界坏境对诗人的感发作用，注重内心情感抒发的浓郁、浑融，反对诗人因为处境困窘过分宣泄怨愤之气。“妙悟”说：出自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唯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主要强调学诗主要不是靠“学力”，而是靠“妙悟”，把“悟”作为学诗作诗的基本思维方法。。“妙悟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艺术思维与知识积累、理性思维的差别说得非常透彻。从文学思维的角度看，“妙悟”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直觉或一种直觉的心理机制。格调说：由沈德潜明确提出，在其作品《说诗晬语》和《唐诗别裁集序》中体现地较集中，他强调作诗者必须“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原则，在诗歌的体、格、声、调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规则所谓“格调”。与别家的格调论不同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说虽然强调格调，但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境界说：出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境界”乃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这主要是侧重于作者的感受、作品的表现的角度上来强调表达“真感情、真景物”的。境界说有以下理论意义：第一，它使众说纷纭的“意境”探讨植根于“本”的求索上而不是着重于“末”的玩味上；第二，它对“意境”之“本”──“情”和“景”作了新的明确界定；第三，它既强调了“意境”之“本”，又“包容”了“意境”之“末”，照顾到作者的体验、作品的表现、读者的感受等方方面面，所以比之“兴趣”“神韵”诸说不但更为切实，而且更为全面。“思无邪”说：出自《论语•为政第二》，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评价诗歌总集《诗经》的著名观点，其含义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来自笔记)“思无邪”说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辞达”说：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译：孔子说：“（说话、写文章）言语能够表达意思就行了。”“辞达”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不必要徒事与内容无关的文饰。但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要文饰。（来自笔记）孔子的“辞达”,绝非单一的传达、表达或通达、明白之意,而是“达其所欲达以期于达”的简略表述;它涵盖了言语动机、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多个层面,蕴含了传情达意、表达流畅、兼求修饰、通晓易懂等多个意思。“文质”说：出自孔子《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观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的真实含义是指周文,核心是道德理性。而质的真实含义是指人生来就有的朴性。文质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孔子提出文质彬彬论是先秦儒家和谐审美观的重要表现内容,它把外在文化艺术修养的礼和内在仁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文质彬彬论所蕴含的思想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辞达”说相联系的是孔子的文质说，即认为文、质要兼备。“知人论世”说：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释义：原指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现也指鉴别人物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所以“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够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孟子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范围问题。孟子这段话对后世真正发生影响的，正是“知人论世”的主张。它与“以意逆志”一样，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言不尽意”说：出自《易·系辞上》，“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以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第一层是“言”和“意”的关系，第二层是“意”和“道”的关系，人的言论和书籍，在表达丰富复杂的心意时是并不称职的只是蹩脚的工具罢了，这就是后世文论中著名的“言不尽意”理论的源头。“物化”说：出自《庄子·齐物论》，物化是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关于审美创造的独特范畴，它发端于老子哲学，成熟于庄子哲学。中国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的一种泯除事物差别、彼我同化的精神境界。《庄子·齐物论》中庄子用寓言来形象地说明他的“物化”意境。庄子认为，生和死、醒与梦，以及一切事物间的差别都是相对的。圣人就是根本取消了万物间的差别、对立,而任之自然、随物变化，从而进入“物化”的境界。物化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互化，这是一种忘我的精神境界。物化显现了中国古代审美创造理论的巨大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笔记内容（此处略）“六义”说：是关于《诗经》分类的说法之一，出自《毛诗序》。《毛诗序》承袭《周礼》六诗说，六义说：即《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最早由《周礼春官大师》中提出“六诗说”后，《毛诗大序》发展为“六义说”，风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体裁，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方法的归纳。《风》是“以一国为事，系一人之本”，既通过个人的抒情言志反映一国的政教风格。《雅》是“言天下三事，行四六之风”说王政费兴所由，反映国家的治乱盛衰；《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诗，主要是歌颂先王公德祈祷神明，赋之善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笔记内容（此处略）文章“不朽”说：出自《典论·论文》，“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的“文章不朽”说直承传统的“三不朽”观而来,但这里的“不朽”与“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朽”又有着细微差别,立言不朽实际上是立德的辅助性手段,带有明显的为公意识。而“文章不朽”则是在存活个体的生命方面取得不朽意义的。“十体”说：出自《尚书》，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尚书》十体之中,原六体(典、谟、训、诰、誓、命)分别在后代成为文体学里的文体类别名称，如诰、誓、训见于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典、谟、训、诰、誓、命见于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命、诰、誓见于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训、典、命、诰、誓见于近人王兆芳文体通释等。他们都以尚书文章为本类文体之祖,后世同类文章为其流。后四体(贡、范、歌、征)之中，歌不可信，征分类牵强,可不讨论。范、贡二体足以独立出来，但其名称后世文体学著作中被抛弃了，大概是因为单篇不足以立体，然而它们确立的文体样式却以其他名称继承下来。体性说：出自《文心雕龙》中的《体性》篇，主要是论述文学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刘勰提出“体性”概念，讲的是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体”是文章的风貌，即风格。“性”是作家的情性或个性，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创作个性的表现。+笔记内容（此处略）“自然英旨”说（“直寻”说）：出自钟嵘《诗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