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引擎和网络让我们变傻了吗？

搜索引擎和网络让我们变傻了吗？网络把我们变傻了吗？导读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G.Carr）（1959-，美国科技、商业作家，著有《数字化企业》、《互联网的阴影》等）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GoogleMakingUs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也常听媒体从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自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03，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并首创媒体生态学专业，著有《娱乐至死》等）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辉格)Google让我们变傻？来源:南都周刊Google宣布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它能够“正确地理解你的意思，并给予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然而，这样的福音是要花代价得到的。网络似乎正在粉碎集中注意力和思考的能力“戴夫，停，停，听到了吗？停，戴夫，你停下来了吗？”这是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临近结尾的一个著名而刺激的场景里，超级电脑HAL央求坚韧的宇航员戴夫·波曼时说的。在被功能出错的电脑送到死亡的外太空时，波曼镇静冷酷地切断了控制电脑人工智能的存储线路。“戴夫，我的头脑正在消逝”，HAL喊道，“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我也能感觉到。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摆弄我的大脑，重塑中枢神经系统，重置记忆。我的大脑没有消逝，但它正在变化，我目前的思考方式与过去已经截然不同。当我阅读时，能最为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全神贯注于一本书或一篇长文，曾经是易如反掌之事，我的大脑能够抓住叙述的演进或论点的转折，我曾耗费数个小时徜徉在长长的诗行里。但如今不再如此，往往阅读二三页后我的注意力就开始漂移了。我变得焦虑不安，失去了线索，开始寻找其他事情来做。我感觉我一直在力图将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到书本，过去曾经甘之如饴的阅读业已变成一场战斗。我清楚所发生的一切。10余年来，我一直花费大量时间上网，搜索和冲浪，有时候给互联网庞大的数据库增加一些东西。作为一名作家，网络对我是天赐之物。曾经需要数天泡在图书馆书堆和杂志室里的研究，现在在几分钟就能完成。通过几个Google搜索，做几下迅速的超链接点击，我就能获得讲故事的根据或精炼的词语。即便我不工作时，我也一样可能沉浸在网络的信息丛中，阅读和写电子邮件，浏览新闻标题和博客网站，看视频和听音乐，或者干脆就在一个又一个链接间点来点去。对我来说，网络正变成无处不在的媒介，大多数信息流穿越我的眼睛和耳朵，进入我的大脑，其他人也是如此。能够快捷地得到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库，其好处多多。《连线》杂志的克利夫·汤普森写道：“硅片记忆的完美，对思想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但是，这样的福音是花代价得到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非仅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不仅提供了思想的内容，而且也形成着思想的过程。网络如今所做的，似乎就是正在粉碎我集中注意力和思考的能力，我的思想正在按照网络分配信息的方式——迅速流动的粒子流——吸收信息。曾经，我是词汇海洋里自由的冲浪者；现在，我像冲浪板上的人滑行在表面。网络改变了智力活动的习惯我不是唯一这样的人。当我向朋友(他们大多数都从事文字工作)提到我阅读遭遇的麻烦时，他们中许多人也有类似的体验。他们使用网络越多，他们集中注意力于长篇文字上的努力就越艰苦，我追踪的一些博客作者也开始提到这种现象。斯科特·卡普最近就网络媒体写了一篇博客，承认他已不再阅读书籍。“我在大学里主修文学，过去曾是一个贪婪的读书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写道。他给自己的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我在网络上的阅读不像过去那么多，那是因为我阅读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寻找到便捷的阅读，但那是因为我思维的方式也改变了么？”这些逸闻证明不了太多东西，我们仍然需要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实验，给我们提供网络是如何利用影响力的权威画面。最近出版的由伦敦大学专家主持的上网习惯研究报告表明，我们可能正处于我们阅读和思维方式改变的大海中部。作为这项5年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专家们检查了电脑日志，记录下浏览两个研究网址的访客的行为。这两个网址分别由大英图书馆和不列颠教育协会运营，给访客提供杂志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他们发现，使用这两个网址的人们，表现出“快速浏览的模式”，从一个资料库跳跃到另外一个资料库，很少返回他们业已访问过的任何资料库。他们从这个网址跳跃到另外一个网址之前，所阅读的文章或书从没有超过一二页。有时候，他们储存下一篇长文，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回来过并认真阅读过它。研究报告称：“显然，用户没有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网上阅读；实际上，有迹象表明，新的'阅读’模式正在显露，用户草草浏览标题、目录和摘要，努力获取快速的收获。看来似乎是，他们上网是为了避免用传统的方式去阅读。”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阅读，在它背后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甚至是一种新的自我感。图夫兹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沃尔夫担心，网络促进的阅读方式，可能正在削弱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她说，当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时，我们会变成“信息的简单解码器”，我们在深度阅读中全神贯注地进行丰富的智力思考，都很大程度上烟消云散了。我们的智力思维会变为人工智力沃尔夫解释到，阅读并非人类一种出自本能的技能。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大脑，如何将我们看到的象征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所使用的媒介或其他技术手段，在我们大脑里形成神经中枢线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验表明，表意文字的读者，如中国人，在阅读中发展出的智力活动线路，与我们使用字母的书写语言进行阅读形成的智力思维线路迥然不同。1882年，尼采购买了一台打印机。他的视力坏了，长期将目光集中在书页上使他筋疲力尽，头痛欲裂。他被迫减少写作，但又担心不久将被迫放弃写作。打字机挽救了他，他掌握打字功能后，能够眼睛闭上写作，只使用他的指尖，词汇再次从他的大脑里流向纸页。但打字机对他的著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说：“我们的写作装备参与到我们的思想形成中。”在打字机的左右下，德国媒介专家弗雷德里克·基特勒说，尼采的散文经历了“从论战到格言警句、从思想到一语双关的变化”。人类的大脑是具有几乎无限的延展性的。乔治·梅森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奥德斯说，即便成年人的头脑也是非常可塑的，神经细胞经常打破旧的关联形式，形成新的关联形式，使大脑改变其运作的方式。由于大脑的可塑性，适应性改变也发生在我们大脑内的生物层面上。互联网对我们的认知功能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给我们送来超链接的内容，闪烁的广告和其他数字廉价物，这些东西在吸引我们的同时，也塑造着我们头脑里对网络的形象的认知。网络的影响并没有终止在电脑屏幕的边缘。当人们的思维调适到网络媒介的繁杂画面时，传统的媒介也必须适应观众新的期望，电视载出滚动的文本新闻和流行的广告，杂志和报纸缩短文章，加上简短的标题或简介。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多的角色。它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更在改变着我们的思维。Google总部犹如互联网时代的高级教会，几乎让我们的生活与它须臾不可分离。公司宣布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它能够“正确地理解你的意思，并给予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信息片段越多，我们攫取它的馈赠越快，我们的大脑就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这种快捷的模式中，失去的不仅是传统的深读，也失去了缜密思维的逻辑基础。我深为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的场景所困扰，使它显得如此刺激如此怪异的东西，正是电脑对它的思维解体那种充满情感的反应：当一个接一个线路被切断后它的绝望，它如同孩童般的对宇航员的乞求。在2001年的世界，人们已变成机器人一般，大多数人类的特征变成了机器，这就是库布里克在影片里的黑暗寓言：当我们依赖电脑仲裁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那就是我们自身的智力变为毫无光泽的人工智力之时。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电子报编辑：碎碎念Google让我们变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