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交通警察手势类16道试题清单

第15卷第2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5No22009年4月J.CENT.SOUTHUNIV.(SOCIALSCIENCE)Apr2009《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袁新洁(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湖南湘潭，411201)摘要：王韬是我国维新运动兴起前最重要的新闻思想家，他集办报实践家与学者于一身，站在中西汇通的角度上，全面阐述了对新闻事业的认识，对中国新闻思想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维新思想家们的办报理念及办报实践。文章拟以《循环日报》为例，对王韬的报刊思想作简要的评析：一是“四方通达”的新闻功能观；二是“立言求变”的新闻政论观；三是“通才”的新闻人才观；四是“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新闻舆论主权观等。关键词:《循环日报》；王韬；报刊思想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2−0242−05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一改中国传统报刊以传抄上谕、刊载章奏为主要内容的办报方式，而以“立言”为目的，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刊，使中国报刊首次以战斗的姿弁介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增强了报刊影响舆论的政治作用，提高了报刊的政治地位，冲破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樊篱，使《循环日报》成为我国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讲坛，成为“文人论政”的最早的尝试。按美国汉学家柯文的说法，“《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刊”[1](256)。王韬也因其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新闻报刊之父”[2](11)。本文拟以《循环日报》为例，对王韬的报刊思想作简要的评析。一、“四方通达”的新闻功能观(一)通内外：“通外情，广见闻”通内外即“通外情，广见闻”，“博采群言，兼收并蓄”，是王韬对报刊目的功能的最主要认识，也是报刊思想中的重中之重。1840年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的鸦片和枪炮打开，中外交涉便日益增多。然而，中国的官绅士民对西方的政情民俗，却“多有未明者”[3]47。王韬对这种情形惄然忧之。他开着一腔忧国忧民之心，为中国的保商御侮、变法自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他尖锐地指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舍日报一途，将何所入门。”[4](41−45)基于此，王韬在《变法自强》等文章及给当时的一些官员的通信中，不厌其烦地论述办日报以“达内事于外”和“通外情于内”的主张。王韬的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不仅远胜魏源的“夷情备采”，而且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王韬希望《循环日报》能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以王韬对中学造诣之深、对西学了解之广，实具有沟通中西的良好条件。在这个桥梁上，王韬对“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观念提出了强烈质疑。在“中外新闻”“告白”两个栏目中，王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作了大量的报道，对西方世界进行了超前性的全景式扫描。这种扫描改变当时的人们“甘坐因循，罔知远大”的陋习，使中国人知道“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四书五经之外尚有舆图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5](5)。王韬的这种贯通中西的魄力，让中国报刊开始“放眼看世界”，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二)通上下：“下情上闻，仁意下达”通上下即“下情上闻，仁意下达”，是指皇帝政府与民众舆论之间信息畅通无隔阂。王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堂廉高深，舆情隔阂”[6](65)，这种上下蔽隔的直接后果便是政治腐败、民心涣散，导致中国不能自立，受制于人。而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因为其甲兵精强，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上下相通。因此王韬渴望中国也“上下相通”，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7](24)“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8](55)。他主张中国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政收稿日期：2009−01−20作者简介：袁新洁(1970−)，男，湖南永顺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主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史，新闻业务.第2期袁新洁：《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243府创办新报，以知地方之机宜，知讼狱之曲直。他还进一步呼吁清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刊，这样，“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相浃洽”。[9]鉴于此，王韬对民间新闻赋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言论。这类言大至水灾、火灾、饥荒，小之赌博、偷盗、行乞，只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王韬都能做出反应，并成为《循环日报》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王韬为了实现报刊“通上下”的机能，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两方面孜孜以求，二者的内容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实在在地走出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步，并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其它中文报刊的水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王韬评述中外时势和鼓吹社会改良的政论，其思想水平之高，社会影响之大，可谓当时无双。(三)通易俗：“启民智、辅教化”文风通俗化是中国报刊文风的关键转变，也是“启民智、辅教化”的关键转变。《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就在《本馆日报略论》中明确表述，他创办日报的目的之一，便是“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4](41−45)。他希望日报能够成为新的大众传媒的工具，这种大众化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来实现的。首先是语言表达上的“自抒胸臆”，文风的质直朴素。王韬说自己写言论“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矣”，反对“故弄玄虚”“隐晦曲折”和“故作惊人之语”。其次是篇幅大体固定。王韬的政论文体就固定在1000至1200字之间。这样固定篇幅，主要出自几个原因，一是要适应近代报刊固定版面的要求；二是为了适应读者的日常节奏；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大地拓展了读者对象，并因此选择不同的表述格式，不分尊卑贵贱地面向不同阶级、阶层、身份、地位、文化、经历等的读者统一体，使王韬的现代文体首次借助日报这种大众传媒的威力，开辟了宣传改良变法主张的天地。报刊不仅给王韬提供了现代性思想的舞台，也有机会让他尝试现代性的表达方式，这种现代报刊政论文体，即后来的社论体，成为了中国人在这一领域里最早的尝试。在中国古代论辩文体向着现代政论散文体转变的过程当中，具有首创之功，沾溉后人，非一代也，致使它如火如荼的燎原开来。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二、“立言求变”的新闻政论观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曾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初期阶段，报刊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刊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10](149)王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而“立言”就是王韬认为的国人办报的目的之所在。他在《循环日报》明确宣布要借“日报立言”，也就是说，借报刊这个舆论阵地来宣传变法自强主张。他第一次以政论为武器，让报刊融于政治。同时，王韬又是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要求的报人。他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这篇著名论文中系统总结了现代报馆的职能，其中一条就是，能自由地“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己”。他还进一步指出“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认为“其言之而可采也，则同于葑菲之不遗；其言之而无足采也，则同于刍狗之可弃，无所谓讪谤也”。[9]这在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不可不谓惊世骇俗了。他还进一步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舆论自由表现出了由衷的向往之情，他向往在中国大地上，有朝一日也能自由办报，出现“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的局面。为此，他多次提出了放宽言禁、言论自由的要求，并以伦敦的《泰晤士报》为例，“国家大事视其言以别”，说明如果报刊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弁发展，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权力滥用。王韬的观念虽然用的是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的思考方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近代意义的报业及报刊观念，正是在王韬这些成长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向西看、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皆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评论时事政治，鼓吹变法自强，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一般认为，言论特别是政论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循环日报》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杰出报刊。从1874年到1884年10年的时间，王韬用“天南遁叟”“弢园农民”“遁窟废民”等笔名在《循环日报》土发表了《变法》《变法自强》《洋务》《重民》等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宣传了他的“变法自强”的主张。具体而言，王韬的变法自强主张是由“治中”和“驭外”两部分组成的，“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己”[8](20)。“治中”王韬以为不外乎变法自强。自强首先在于“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遣发幼童出洋，肆习西国语言文字、器艺学术而已”，在这里王韬还特意指出“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8](20)当然这还是内政的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求富。王韬以为“富强即治之本也”，“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也”[8](36)。富是强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244的基础，富则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王韬提出了开采煤矿、大力新办纺织工业、近代交通工业、设立保险业等建议。“驭外又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8](20)，王韬认为国富民强之后就应该及时开展驭外活动，以争取民族独立。故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设领事》《遣使》《使才》等文章，不但对出使人才做了一定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简公使、设领事的独立外交思想。《循环日报》的言论特别是政论，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犀利眼光，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人。其政论的特质可用16个字来归纳，即高屋建瓴、经世致用、讲求时效、不拘一格，体现出大处着眼的宏观意识，注重现实的参与意识和不落俗套的开放意识。方汉奇先生评价说：“王韬的政论文章继承了中国历代杰出政论家的优点，同时有自己的风格。他反对‘泥古’，反对‘刻意模仿’，反对把文章写成‘千人一面’。他的政论文章深入浅出，言之有物，雄辩而富于感情，对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报刊政论有很大影响。”[11](365)三、“通才”的新闻人才观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的“迂才”，[8](42)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8](37)。王韬的新闻人才观，源于他对人才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王韬终其一生，几乎没间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他常说“治国之要，曰举人才，曰固民心”，“国家之有才，犹人身之有精神”[8](168−169)。在王韬看来，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是看其人才的兴衰程度。与传统的人才观相比，王韬的人才观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一是多样化、专门化。王韬强调人才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他的人才观，是以承认人才的多样化、专门化为前提的。他反对“今日治吏曹，明日治刑曹，未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之他”，他认为“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12](278)而对专门人才的关注是王韬人才观的重心，强调人才的多样性与专门性，是王韬人才观的一大特点。他把人才与求强求富的工商金融、军事国防、科学教育、工程技术等实际专门活动联系在一起考虑。显然，他的人才观与提倡“君子不器”的传统人才观、把是否入仕作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截然不同的。二是实用性、功利性。王韬认为所要培养的人才，虽然也有几分道德主义的倾向，但最终被他看重的还是实用功利，“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于实用”[8](141−142)。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迂腐虚无的道德放在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