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全集(DOC)

1魏晋南北朝文学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永和文学、元嘉文学、永明文学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次高峰，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可分为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几个阶段。诗歌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文学样式，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体裁和文学理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段文学的学习，要突出诗文名家，如三曹、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脁、庾信等，要结合代表作品，掌握其生平、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注意重要的文学现象，如建安风骨、左思风力、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诗、南北朝乐府民歌、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等。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而且它本身又是推动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多样化的重要动力。总体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为：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由于文学受到重视，文学作品日见繁多，就开始产生了将文学与其他学术相区别、视之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论历代作家的得失，就成为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重要的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等等。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2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说）从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历时约四百年。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历史情况复杂，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东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义，给东汉反动统治以严重的打击。起义虽被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东汉帝国也已名存实亡。从献帝初平元年(190)开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混战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3在割据的军阀中，曹操对现实具有较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强兼并，禁止豪民转嫁租赋于农民，并广兴屯田，用军事组织把广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并且广泛搜罗“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因而，发展了生产，壮大了力量，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而分据东南、西南地区的孙权、刘备也相继称号建国，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社会思想的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这时，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名、法、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建安文学有了崭新的面貌。建安文学以魏国为主。吴、蜀很少作家与创作。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倾向于曹操的缓和阶级矛盾以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的政策，思想上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又都曾卷入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较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辞赋和散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代那种铺张堆砌的大赋消沉了，篇幅短小具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有了较大的发展。散文则趋于自由通脱，无论抒情、叙事或议论都显得生动活泼。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建安时期，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采取了压抑豪强的政策。当农民起义的风暴过去时，曹魏统治者为了取得豪门的支持，便极力团结他们。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表现了在用人方面对大官僚豪强地主妥协的倾向。到了魏正始时代，曹魏统治集团已完全发展成为新的贵族大地主，政治日趋腐败；旧的豪门地主势力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代表这种势力的司马氏在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之后，便和曹魏统治者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4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汉末清议之士，因批评政治招致了党锢之祸。接着魏代汉，晋谋代魏，又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这对当时的土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结束。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并统一了全国。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招集流亡、罢州郡兵、劝课农桑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太康年间的繁荣。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西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在它的统治下，各种现实矛盾迅速加剧。太康元年，继废除曹魏屯田制之后，颁布了占田制，把官僚地主的经济特权制度化了，士族可以依据官品合法地占有大量的土地。同时，九品中正制也日益发展成为保障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重情况。这样，便确立了反动的门阀制度。士族依靠这些制度垄断了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特权，加深了阶级鸿沟，也造成了寒门与世族的尖锐矛盾。司马氏为了巩固一姓统治，又大封同姓，诸侯王都拥有武装。晋武帝死后，诸王争权夺利，演成“八王之乱”，前后达十六年之久，中原地区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国力也大为削弱，西北匈奴鲜卑等酋帅见有机可乘，纷纷入侵，西晋王朝就在内乱外患相继发生下覆亡了。我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公元三一七年，司马睿依靠南北士族的联合支持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它是西晋腐朽的士族特权政治的继续，各种现实矛盾继续发展。士族的经济力量更加膨胀，他们不断地兼并土地，成为惊人的大地主，如刁协一家就占田万顷。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士族公然编订“百家谱”，并不与“杂类”通婚，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地位相差越来越悬殊。士族阶级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过着苟安享乐的生活。他们不仅无意于收复北方失地，甚至由于种种自私的目的害怕收复失地，对爱国志士祖逖等人5的坚决北伐行动也横加阻挠，使之无法成功。而内部则不断争权夺利，皇室、军阀和掌握实权的大士族之间常常爆发尖锐的冲突。东晋一代，从王敦起兵到桓玄篡位，不断发生内战，政局动荡不安。尽管东晋保有的江南地区比混战的北方安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徒又带来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南方经济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腐朽的士族统治下，人民并没有获得经济发展的利益。赋税徭役不断加重。如东晋初亩税三升，后改为口税三斛，又激增为五石。繁重的剥削促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东晋末年以孙恩为首的江南诸郡人民大起义，给东晋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在镇压起义中兴起的刘裕，于公元四二了。两晋是士族制度社会，士族是一个非常腐朽的阶级。他们一味追求享乐，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的现实，只是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更为兴盛。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在两晋玄学的发展中，由于阶级关系的复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玄学家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郭象发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调和思想，主张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士族统治的一切现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阶级利益的代表。鲍敬言则发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创“无君论”，认为“君臣既立，众慝日滋”，只有“无君无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宁的生活。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与要求。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这种思想相通的。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现象。佛教由东汉开始输入，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时期更为兴盛，佛寺日渐增多，佛经大量翻译出来。不过，在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