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一节文化思想背景概述一、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重要转型时期随着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的日益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标准的自然经济，与此相适应的是，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政治舞台的中心。社会变迁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便是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价值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分崩离析，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便是魏晋玄学。社会剧烈动荡孕育的是一个思想重新解放、高度活跃时期，是一个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深受老庄哲学和佛学思想的影响，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并非没有、空无，而是指潜在的无限可能性，在庄、老、易并称三玄的玄学中，对人生灵动飘逸的哲理玄思背后，蕴含的正是对天地宇宙、世道人生和个体生命本身的丰富感受，对人的生死问题的关注，对人生的执着。二、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对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即意味着人的觉醒，人在这里不再从两汉以来的功业、节操、学问去体现自我价值，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尊敬和顶礼，这是人对自身内在丰富可能性的觉醒与意识，其突出体现便是其时的人伦品藻，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对人的品藻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但它不是以前的对人的道德、操守、气节等的品评，而是对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神等的品评，总之是，人的内在精神性（即潜在的无限可能性）而非外在的行为操节，成为中心。追求脱俗的风姿神貌成了魏晋人的精神理想。从刘劭《人物志》到刘义庆《世说新语》，即可充分见到。如言嵇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自己也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魏晋人执着生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理，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总之，魏晋人体现出对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正是人的觉醒带来文的自觉，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古诗十九着》开一代先声。它们对时世人生的咏叹，直抒胸臆深发感叹，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构成其一个基本音调。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等等，揉杂一起，使得那种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常多的咏叹，显得无限的沉郁和悲凉。其时，作家们讲究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作品的评品，文理的探求，显示出对文学艺术特性的自觉意识和追求；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二节第一篇文论——《典论·论文》一、曹丕及其《典论·论文》简介曹丕（187-226）字子桓，操次子（长子昂），为太子，后任魏王，220年33岁做皇帝，称魏文帝。生于乱、长于军，娴习弓马、骑、射、剑术。丕出身于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家庭，从小爱读书，文化修养很高，即位后，要手下编重要著作定名《皇览》。他即位后，一反操的好权术，主张以智力定天下，较宽厚，以德化民，效法汉文帝，省刑罚、薄赋税、抑宦官，郭沫若称他是旧式明君的一个典型。丕实行九品官人法，把士族品到上品，阻碍了下层文人的晋升之路，发展到六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丕在政治上远不及在文学批评史上那么有影响。建安是诗歌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曹氏父子功劳很大，他们大量网罗文士，形成邺下文人集团，《三国志》记有一百多人名，它们分两派：一派拥曹植，如杨修，一派拥曹丕，有建安七子，刘勰称曹氏父子“体貌英俊，故俊才云蒸”。操对文人不拥护就杀，丕对文士宽厚。如一次宴酒，把妻子甄氏请出，大家都跪下不抬头，而刘桢平视，丕不责备，而操闻后要杀。甄氏原是袁绍儿媳，绍败后女人被瓜分，丕分到甄氏，孔融当时不满，写信给操说：武王灭纣，把妲己赠给周公。操问出自哪本书，融答：以今例古，想当然，操很恼火，借机杀融，丕则不怪融。丕对身边文人很好，“行则同舆，止则同席”王粲死时，丕送葬，说：王仲宣爱听驴叫，我们都学驴叫来送他，故墓前后一片驴叫。当然丕对政敌也狠毒，如对植。《典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典：《昭明文选》说是法常，即规律性，共五卷20篇，《典论·论文》是其中一篇。丕220年继位，而文中建安七子已死，据考大多死于217年左右的一次大瘟疫，故推《典论·论文》成于217-220年之间。串讲原文：傅毅：当时名大，“文雅显于朝廷”，到大将军窦宪府做记室官。班固：弟班超妹班昭，兰台：东汉宫名，收藏王家图书典籍。下笔不能自休：文章拉杂、冗长。齐气：齐，山东，沿海地方人民生活懒散，舒缓拖沓，故文风不明快称为齐气。王粲：年少见祭邕，蔡倒屐相迎，介绍于客人，说将来我家书籍都要给他。陈琳：曾作《为袁绍檄豫州》，其中列举操种种罪恶，到处张贴，操正患头风病，看了此文，一身冷汗，一跳而起，头风病好了。阮瑀：有一次给操写公文于韩遂，阮在马上写，文不加点，操看了准备改动几个字，竟不能增删。应瑒：《别诗》：“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故士，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不知何时旋。”诗很感人，但不壮。刘桢：有风骨而不细密，刘在七子中名声很大，诗多散佚，后钟嵘将他与曹植并称。孔融：高逸有妙趣，诗已散佚，年轻时去洛阳见名士李膺，李告门人，只有两种人才能通报，一种是当代名士，一种是世交。融当时非名士，就说有道家之好，李问有何关系，孔说我二十世祖是孔子，你祖李耳，他们“同德比义而相师友”，一座叹息，名士陈炜后到，别人告诉他说孔说了一句了不起的话，陈说：“小时了了，大未必奇”，孔说：“似君于小时必当了了。”但融文概括力差，逻辑思维能力差。二、《典论·论文》分析它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之前有《毛诗序》，班固《两都赋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但它们都只涉及某一种文体或某一位作家，而《典论·论文》却论及多位作家多种文体；前者多半有解经性质，重在思想教化，而《典论·论文》则在文体特点，文章风格，文艺批评，文艺功能各方面加以论述，是第一篇较纯粹的文论著作，当然它的出现与其时的社会和文化思想背景有关。1、文学批评论曹丕首次提“文人相轻”的文学批评概念，文人相轻古有班固，今有七子。那么文人何以会相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然会相轻呢？）一是批评主体的原因：“善于自见（现）”和“暗于自见”。即总是谓已为贤，而谓人为短，结果是家有弊帚，享以千金，这种主观态度很难对别人做出公正的评价，对文学创作与发展极为不利，必须克服。丕认为之所以有善于自见和暗于自见，是因为不能审已之短，度人之长，没有君子修养与风度，丕把批评偏见与批评者的人格修养相联系，是有见地的。今日文坛上仍有文人相轻。当然丕自身也并未做到，同样犯忌，他对自己著作非常重视，钟嵘说他的诗赋“皆鄙质如偶语”，而他自己还看得重。不过丕有那样的认识，远比同时代人高明。一是批评对象（作品）的原因，即文体不同，风格不同，作家才气不同，作品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形，而这是导致文人相轻，以已之长度人之短的客观原因。2、文体及风格论：曹丕正是在谈到文人相轻的客观原因时，具体细致地论及文体问题的。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一是从各种文体不同特点谈，一是从作家不同才气，体现的不同风格谈。从文体不同特点来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体指体裁，体貌（体裁的外部风格）。丕具体论及四科八体，四科：雅、理、实、丽，是指体貌，八体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是体裁。每位作家只擅长于某种体裁体貌（风格）的文章。通才才能“备其体”。建安七子中，王粲、徐干能写赋，其他“不能称是”，陈琳、阮瑀会写表章文告（应用文），但不会写赋（陈琳曾写赋于曹植看，植讥笑：“画虎不成反类犬”，陈还以为是夸他），孔融“气盛于文笔”，（文：韵文，笔：散文），但不善说理。他们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以已之长轻人所短，当然不行，李白、杜甫，大诗人，但赋不见得好，李的《明堂赋》、杜的《三大礼赋》，章太炎说它们“为扬雄台隶犹不及”。曹丕论及文体的特点是有开创先河的重大意义的，这种意义体现为两点：其一，丕之前研究文章只限于本而不及末，只限于质而不及文（艺术形式，文体风格），而丕则重末的区别，这是艺术的自觉的表现，即文体的自觉，如对诗赋的研究，以前重在谈教化，丕不谈言志，也不象唐人讲兴寄、美刺，而说“诗赋欲丽”，这就摆脱了儒家道德诗教，丕的这种文体自觉无疑对提高艺术质量是有促进作用的。其二，从文论史角度看，丕之后，魏末的桓范写了《世要论》，专门解释“四科八体”，现留四篇；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专门一章也谈文体，由此看出，丕的文体论在文论史上的重大意义。从作家的才气体现的不同风格来说，作家才气、才性不同，贯注于文章中，则有不同的风格特点。3、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指才气、才性，作家精神上的气质、气度，不同才气、才性灌注于作品，则是文气，文气“清浊有体”，“巧拙有素”，体现为作品不同的风格特点，如王粲悲而不壮，曹植说他“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徐干擅辞赋，但有齐气，不明快；应瑒和而不壮，和顺而无气势等等，七子才气、才性不同，灌注作品即是文气各异，风格各异。丕以为文气是无法传授的，作为先天意义上的文气，自然无法传授。曹丕的“文气”说不同于孟子的“养气说”，因为孟子的养气主要指的是道德内容；也与刘勰的“养气说”有区别，《风骨》、《养气》诸篇认为气是后天形成的，是可以由养而致的，而曹丕的“文气”则是先天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其后论文气较有名的有韩愈的“气盛言宜”说；有苏辙论文气“文者，气之所形。”（《上枢密韩太尉书》）是对韩愈说法的发展，认为文气合一。丕首次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气”引入文学批评，从此，文气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概念。4、文学价值论丕从两个方面谈，一是提高文学的地位，强调作用，丕提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种地位与作用是空前的程度，丕以前无，汉大赋在汉是低下的，汉对辞赋家“以俳优畜之”，枚皋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扬说辞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儒家传统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主要指写著作，汉代有经学，即学术著作。丕则把文学与学术著作并列视之，加以强调，确立其重要地位，这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一是提高了作家的社会地位，作家就应该诊惜光阴，“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要以更大的自觉性以毕生精力从事创作。他的《与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疬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这是自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的继续，是对扬雄以来所兴起的个人著述风气的发扬。总之，丕以其特有的政治地位鼓励和提倡文学创作，起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5、《典论·论文》的不足：它的出现是文学艺术的自觉的重要标志。但其理论本身有不足，刘勰说“典论辨要”但“密而不周”，即比较精炼细致，但不完备，不全面，这是有道理的，如“本同而末异”的本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何文章是经国之大业？还有“贵远贱近，向声背实”问题也未具体谈，而刘勰《知音》一方面受丕的影响，一方面超过了丕。当然要求丕系统全面深刻，即是后人的要求，丕已经做得难能可贵了，他的不足恰恰给后人留下了可能性。第二节第一个较完整而系统的文论著述——《文赋》一、题解：陆机（261-303），晋时吴郡华亭（现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名门世族家庭，祖父陆逊，大司马。西晋灭吴时，两兄陆晏、陆景被打死。《晋书·陆机传》说陆“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身材魁梧，声音宏亮。14岁就当吴国牙门将（现叫衙门），20岁吴灭，与弟陆云闭门读书10年，太康年间，不足三十岁与弟一起到洛阳，拜见最有声名的权贵文学家张华，陆机得张荐，后声名远扬，官平原内史；陆云做到清河内史。机热衷于政治，奔走权门，西晋最大一个权贵贾谧，机投其门下，成为“二十四友”之一，后贾谧倒霉，陆机又参与处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