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人们开始自觉的认识文学的性质，系统的探讨文学创作理论，著名的《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和《诗品》等文学批评专著，广泛涉及到文学的创作论、批评论、文体论、风格论等领域，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节魏晋的时代特征和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空前发展的原因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空前的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汉朝末年的大动乱使得“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摧毁。曹魏以后，老庄思想逐渐抬头，后来玄学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也就给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创造了条件。这有利于人们客观的、深入的探索文学的规律和较自由的进行文学批评。西汉以来，儒学独尊，文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当时的作家是没有地位的。而魏晋以后，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桎梏，越来越显示了自己的独立价值。人们对文学的观念也就越来越明晰、越来越自觉。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既刺激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也为全面而深刻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对象。汉代实行乡举里选，发展到后汉末期，品评人物的风气甚为流行。尤其是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更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这种风气扩展到了对文学的品评，由“藏否人物”而及“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这也是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其中的作家论、风格论得到深入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正面经验的总结，它也是与当时文坛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良倾向作斗争的产物。刘勰自叙写《文心雕龙》的动机，是为了纠正南朝的“浮诡”、“讹滥”的文风；而钟嵘的《诗品》，也是直接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堆砌典故和刻意声律之风而作的。文学理论也和文学创作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所以当时的文学批评者难免在不同程度上为强大的时尚所移。比如陆机《文赋》在阐述文学的特征时着眼于外部的形式亦即词藻的华丽，与那时文学的浓厚的形式主义风气的影响分不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文”形上化、泛化，他的“六经皆文”的视角，也是梁代上层统治者“以翰墨为勋绩”和整个社会的文学过热的反映。曹丕和《典论‧论文》1、曹丕曹丕，字子桓，沛国谯人，曹操之子。曹丕雅好文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魏文帝集》十卷，后散佚。明人张溥辑为《魏文帝集》二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2、《典论‧论文》的贡献《典论》广论众事，非只谈文。全书亡佚，剩下《论文》这一篇。曹丕第一次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来加以全面的探讨。他从分析七子的创作特征出发，论述了对许多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他站在文学范畴的高度，讨论了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并开始讨论文学的一般性原则，从而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典论‧论文》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人们文学意识的自觉。《典论论文》首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特点之关系。曹丕以七子为代表，指出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而通才是极少的。从文章的方面来看，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创作特点。因此，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只能擅长某一种文体的写作，很难做到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所以对文人来说，不应“暗于自见”，不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文人相轻”实是“不自见之患也”。当时的建安七子因为“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而互不服气。曹丕批评了这种状况，指出他们的才能各有所偏。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分析作家才能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研究了不同类型文体的特点，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说的四科八种文体的区别，是风格上的不同，而决定这种风格差异的，有的是从内容上来说，有的是从形式上说的。曹丕的“文”的概念大体上和汉代关于“文章”的概念一致，既包括诗赋等纯文学，也包括章表奏议等应用文章。曹丕指出诗赋的特点是“丽”，说明他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其次，《典论论文》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论断。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它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曹丕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是对汉魏之交创作特征和新的文学思潮的理论概括，表现了和经学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曹丕所说的“气”和孟子所说的“气”完全不同，孟子的“气”是道德品质修养达到崇高境界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是通过长期学习礼义而具有的“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曹丕的“气”则是先天赋予的、没有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禀性，属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气。文以气为主，即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第三，《典论‧论文》高度强调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先秦两汉时期，在儒家的眼里，文学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的。而曹丕一反过去轻视文学的传统成见，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春秋时代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曹丕却认为创作作为一种独立的事业，它本身就具有不朽的价值。一个作家，只要投身于文学创作，不必靠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政治，他的作品本身就可以使他名传后世。第四，曹丕在《典论‧论文》还对批评态度提出来一些重要的意见。他批评了当时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不良倾向，以及“文人相轻”、“暗于自见”的错误态度，要求持一种客观的科学态度去批评文学。他认为文人应当有自知之明，不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所谓“审己度人”，实际上指的是照顾到作家不同才性，客观的看到别人的优点的公正的批评态度。曹丕反对“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狭隘态度，也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向声背实，贵远贱近”的陋习。所有这些，都说明曹丕是想建立一个客观的文学批评标准。他为文学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大体原则，那就是兼容、公正和实事求是。第二节陆机的《文赋》陆机，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人。少有异才，文名著于世。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陆机是西晋时期的重要文学家、书法家。其作品颇重辞藻，开六朝绮丽之先河。《文赋》为陆机论文的重要著作,是他本人和当时的文学家的创作经验和文学观念的总结。《文赋》的出现，把对文学的考察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第一，它标志着对文学的探讨更加理论化，第二，更重要的是，《文赋》标志着人们开始深入文学创作过程中，透过文学的表面去探求它内部的思维规律。陆机《文赋》的巨大功绩，是首次揭开了文学创作思维的“暗箱”，他开始把文学思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文赋》主要讲的是作家的创作过程，正如陆机在《文赋》的开头所说的，它是以探讨作家创作之“用心”和“论作文利害之所由”为其宗旨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谴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文学的创作过程，包括构思与写作两个阶段。作家在心中对意象进行酝酿和创造，这是“得之于内”的构思；作家通过遣词谋篇，使心灵的创造诉诸于纸笔，这是“形之于外”的写作。1、关于文学的构思过程《文赋》中首先论述了作家文思的起源。陆机指出，作家的文思，一是来自于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二是来自于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感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不同的外物能够引起他“悲”、“喜”、“心懔懔”、“志渺渺”等不同的情思；游前代作品的“林府”，颂前人的“清芬”，使作家从这些佳丽的文章中受到感召和启示。陆机指出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受到客观事物的刺激，一方面受到先代文学遗产的作品的影响，这样才会产生创作的文思。这是符合作家的创作实际的。《文赋》生动的描绘了构思活动的情状。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婴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指出，作家的构思，首先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活动的出现，而想象活动伴随着情感和物象，“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陆机还正确的指出语言在作家想象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家为了外化心灵中的艺术形象，想象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对于语言的驾驭。寻找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艺术形象是很艰难的过程，但有的时候说灵感到来之时，语言就很容易地涌现出来：“当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语言词汇是个别的，要形成完整的作品不但要谴词，还要谋篇。对作品中使用的语言和出现的形象要进行精心的选择和整体的布置。“选义就部”，“考辞就班”，根据内容而安排语言。“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对于自己笔下的形象进行仔细的推敲。“或因枝而陈叶，或因波以考源；或本隐之以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现而鸟拦；或妥帖而易失，或及物而不安；……”最后达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艺术概括效果。这里运用了比喻的用法，从构思，语言的选择以及谋篇，陆机作了详尽的论述。陆机这样细致而精确的分析作家的构思过程，不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首次，而且在同时代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少见的。陆机还论述到作家构思活动中的“应感”，即灵感问题。他指出，灵感在构思活动中往往表现为超意志性，即所谓“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他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了构思中“通”与“塞”的不同的思维状态：“当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六情底滞，志往神流”，“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这些论述实为他自己创作的甘苦之言。固然关于灵感的真正底蕴，在陆机的心目中还是很神秘的，他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实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赛之所由”。但他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后世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2、关于文学的写作技巧《文赋》中还系统的论述了作家写作中的技巧，陆机指出，作家在写作中，由于作品所要表现的客观事物和作家的主观因素各有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多种需要而采取多种文体。他进而对诗赋碑诔等多种文体进行了讨论，这是对曹丕的文体风格论的一个发展。曹丕在《论文》中列举文之“四科”：“奏议、书论、铭诔、诗赋”。陆机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十体”。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诗与赋的风格特点的概括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是当时发达的五言诗和小赋的艺术总结，对以后整个南朝的诗赋创作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关于诗所提出的缘情说，更加强调了感情色彩对于诗歌的重要，比起先秦时期关于“诗言志”的笼统说法，显然是更符合诗歌的特质的。对于作家写作的具体技巧，陆机一方面正面指出写作要精心剪裁、要以警句来增加文章的光彩、要力求创新，避免雷同等等，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指出写作时易犯的多种毛病，这些都是文学创作正反两个反面的经验的总结。《文赋》对于写作技巧的具体论述，开辟了后世文章学的先河。《文赋》对作家构思过程和写作技巧的论述，不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对后世也有极大影响，尤其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上，其开创之功更不可低估。稍后的《文心雕龙》，就是在《文赋》的直接启示下写成的。清人章学诚说过：“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文心雕龙》中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论述，都可以从《文赋》中找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