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12《求谏》精品课件

吴兢（670—749），唐代史学家。少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后长安年间被诏入史馆，撰修国史。公暇时，私撰《唐书》、《唐春秋》，撰述甚多，仅《贞观政要》一书传世。《贞观政要》分类记载了唐太宗同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问答、大臣的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吴兢修史四十余年，被誉为唐代良史。《贞观政要》是一部记载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历史著作。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617年，李世民随父亲在晋阳起兵。唐朝建立后，封为秦王。后来他率兵消灭周围各种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成为统一战争中的主要统帅。626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使李渊让位。唐太宗在位期间，注意吸取隋亡国的教训，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同时又虚心纳谏，知人善任，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唐太宗以善于纳谏而著称，他重用取于直言的魏徵，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魏徵进谏时，常据理力争，不留情面。魏徵前后进谏200多次，唐太宗非常赞赏他。魏徵死后，太宗悲伤地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译：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都举止失当。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次接见臣下启奏事情，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①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第一段译：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译：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想不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君失掉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他的家。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译：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淫虐，臣下都闭口不说话，终于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结果国破身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朝的事情不远，你们今后凡看到我做的事不利于百姓的，一定要直言规劝。”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这一节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唐太宗积极求谏的态度；二是唐太宗对求谏的认识。第一段唐太宗道出了自己对于理想的政体运作模式的设想──君主开怀纳谏和臣子忠直敢言的相互配合，这对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是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在皇帝占主导地位的古代政治格局中，皇帝和臣子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这种政体运作模式能否顺畅进行，主要取决于皇帝一方。隋朝的灭亡虽然有“臣下钳口”的原因，但这种局面的造成从根子上讲是因为隋炀帝的“暴虐”。译：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②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第二段译：只有（正直之）君遇上（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才可以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议论，使天下达到太平。”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译：谏议大夫王珪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我等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不避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译：大宗称赞王珪的话对。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加接见，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陈说，一定虚心采纳。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第二段这一节君臣的议论还是围绕君臣的关系展开的。1、唐太宗发挥了他君臣互相配合的观点，把君臣比之为鱼和水的关系。“鱼水”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唐太宗这个君主对于臣子重要性的认识。2、谏议大夫王珪一席话是承接唐太宗的话而来的。他首先用比喻类比论证的方式开始议论，用木头经过墨线斧锯加工就能变直，比喻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接下来用古圣先王的事例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从君道转到臣道，过渡点在“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但王珪发言的重点不在圣主，而在“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的忠直精神。这番议论既颂扬了唐太宗，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唐太宗所称赞，由此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后果：下令从此让谏官“预闻政事”，凡有所陈奏，一定“虚己纳之”。译：贞观五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之中多有放纵情性、喜怒无常的，高兴时就任意赏赐无功的人，发怒时就乱杀无罪的人。因此，国家遭受损失，造成混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③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第三段译文：我现在从早到晚，无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常常希望你们尽情极力规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规谏，怎能因为别人的话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立即庇护自己的短处而不采纳呢？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规谏，又怎能规谏别人呢？”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第三段这一节唐太宗的话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臣子规谏的必要性；二是纳谏的广泛意义。唐太宗先列举了帝王“任情喜怒”的现象：“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导致“天下丧乱”。为避免这种情况，唐太宗认为大臣们应该“尽情极谏”。应该说唐太宗这个皇帝做得还是很谨慎的，他对于历代王朝覆亡的教训有着深刻的认识，夙兴夜寐，都在思量如何避免重蹈前代的覆辙。不仅如此，唐太宗还把纳谏的意义扩展到大臣身上，指出不仅我做皇帝的要接受劝谏，你们做大臣的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谏语”，不能因为“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接着又用一个反问做了进一步强调：“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这就使得求谏、纳谏的意义扩充了，泛化为听取意见和建议的意思，这对于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为人处事无疑都有借鉴意义。译：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次闲居静坐，就自己从内心反省，常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符天意，下为百姓怨恨。只想得到正直的人来匡扶规谏，希望自己的视听能与外界相通，使百姓不怀怨结于心。另外，近来看见前来奏事的人，大都心怀恐惧致使语无伦次。④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第四段译：普通奏事，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想直言规谏的，一定会畏惧触犯龙鳞。所以每有前来进谏的，纵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是他忤逆犯上。假若当即对他喝斥责怪，我深怕奏事人心怀恐惧，怎敢再说话呢。”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第四段在这一节中，唐太宗阐述了自己希望规谏的良苦用心。3、“贞观之治”局面的开创，不能不说与他点点滴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谨慎、勤奋。2、为了得到“正人匡谏”，唐太宗采取了很多措施。译：贞观十六年，太宗对房玄龄等说：“能正确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但确实很难做到啊。就像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工匠，都自以为有超人之术，别人赶不上。如著名的工匠和文士，互相品评比较，诋毁斥责，杂乱无章的文词、低劣的技艺于是就暴露出来了。⑤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译：从这说来，国君必须得到辅佐、规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一天之中，国事纷繁，由一个人去听政决断，虽再三思虑劳神，又怎能件件事都处理得好呢？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译：我经常想到魏徴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全然显现。”于是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第五段唐太宗首先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阐述纳谏的必要性。他说“自知者明，信为难矣”，也就是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但这却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得出结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这是他从自身的实际体会中得出的经验，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他当然不可能有这种超前的认识，因为他不可能否定自己的存在，因此只能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找合理的措施消除这种弊端，纳谏是他的第一选择。接下来，他想起了魏徵这位经常“随事谏诤”的忠臣，认为他的谏诤“多中朕失”，他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自己的优缺点都显露无遗。唐太宗在不同的场合无数次提到过魏徵，无疑这是唐太宗树立的一个纳谏的典范，一个群臣学习的榜样。结尾唐太宗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勉励他们。勉励什么呢？自然是期望他们能像魏徵一样“随事谏诤”。译：贞观十七年，太宗曾经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过去，虞舜制造漆器，夏禹雕镂案板，当时规谏禹舜的就有十几个人。有关装饰食物器具这些小事，何必要苦苦规谏？”⑥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第六段译：褚遂良说：“雕刻器物会贻误农业生产，织造五彩丝带，就会耽误妇女的工作，首先倡导奢侈淫逸之风，这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不断做下去，一定又用金来做。金器不断做下去，一定又用玉来做。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译：所以刚正的臣子一定在事情开始时加以劝阻。等到过失已多得不能再多时，就没有再规谏的必要了。”太宗说：“你说的对啊!我所做的事，如果有不妥当的，有的可能才开始，有的恐怕已快结束，不管哪种情况都应进言规谏。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译：我近来看前代的史书，有的臣子向国君规谏事情，国君就回答说：‘已经办过了。’或者说：‘已答应过了。’竟然不为之马上停止并改正错误的做法。这样做的话，那国家危亡的灾祸，可以像翻转手掌那样很快就来啊。”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第六段造漆器、雕镂俎，这都是无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小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苦苦规谏呢？明确：造漆器、雕镂俎影响了农业生产，所以群臣会苦谏。更重要的是此种行为从性质上来讲是“首创奢淫”，而这恰恰是“危亡之渐”，因为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久而久之，小的错误就会发展成大的错误。唐太宗为何对古代的谏者的“及其满盈，无所复谏”的行为有所不满？他对大臣提出了什么要求？明确:“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就是说不管是刚有苗头，还是快要终结了，都应该进谏，即使不能防微杜渐，也要做到亡羊补牢。1、从《求谏》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纳谏有着怎样的认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