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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1955年5月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研究旨趣及其成果:——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主要成果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2000年,与其同事和学生一起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一组文章;2001年,在“过程―事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社会学”,倡导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研究。《迈向实践社会学》发表在《学海》2002年第三期,《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五期;2002年,在有关研讨会上宣读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长篇研究报告。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的《断裂》、《失衡》两书受到普遍欢迎。一、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建设?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视点:社会管理创新着力破解四大难题难题一:社会矛盾日益复杂正确调处考验智慧难题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科学协调体现能力难题三:服务意识关系宗旨关键在于尊重群众难题四:大家事情大家来办形成合力事关全局2011-2-2413:45来源:新华网当今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经济总量极大地增加,而其多元性、复杂性必然同时增加并导致利益群体分化、社会结构多元化;此外,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原比国家垄断型资源配置方式要复杂和多元,市场经济本身要比计划经济复杂的多;整个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球化,国际交流与互动日趋密切和频繁,这使得一个国家所处的世界环境与国际关系也变得空前复杂,不同的世界性因素的涌入不可避免地催生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变与多元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快速变化,例如互联网技术就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时空关系;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新的消费品、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分化,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城市化转变。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将原来分置于城乡和不同地域的多种异质性因素聚合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社会融合与社会冲突并置,文化认同与文化区隔交织,必将大大地增加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而治理也从以相对简单的乡村社会为主转变为以复杂多元的城市社会为主。上述几方面因素可以说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起来。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强更有效的治理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要求,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通常情况下,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需要一种更复杂、更有效、更多元的治理方式,即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的治理模式,以满足复杂的社会生活治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可能性。而在现实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实际的可能性,这就是在缺少自主的社会、同时也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这一现实取向的对更有效治理的需求,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换言之,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国家有更强的治理能力,而这种要求可能直接转化为对权力的渴望、甚至是对专制性权力的呼唤。社会管理中的政府管理和社会自组织能力日本地震时,日本大国民大社会的底盘发挥巨大作用。这次日本政府的表现颇遭人诟病,但是政府的无能并没有导致毁灭性后果,因为,政府并不是这个社会仅有的承重墙这个社会是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自治的社会是一个多中心的社会,多中心的社会有着密如蛛网般的承重墙,其中某道承重墙或某几道承重墙的塌陷,影响不过是局部的,不足以造成全局塌陷。以NHK为代表的日本媒体,没有恐慌,但也没有煽情,而是以无微不至的、平实而精确的信息服务,让国民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了若指掌。公共媒体不仅成了信息高地而且成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高地。有人慨叹,NHK在救灾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日本政府还要大。日本的学校、社区、民间社团,都不约而同地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没有行政命令,也不需要行政命令,几乎本能地投入了有序的救灾之中。免费的公用电话,免费的避难物资,免费的食物供给,有序而畅通的公共交通社会管理迫切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努力协调利益关系劳资关系作为解决利益关系的突破口化解缓解社会矛盾社会生活的规则化法治化、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建社会基础秩序社会生活的底盘营造好的社会生态合理的社会结构与生存发展的机会二、协调利益关系,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收入差距的状况与演变趋势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一项联合研究的成果表明,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53—0.54之间。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一个寓言性故事:利益关系与发展模式第一种情况: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第二种情况: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分析贫富格局的因素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财富转移:国家与个人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财富转移:个人或群体间国家、企业、个人财政收入的使用黑色与灰色收入公共财富个人再分配的薄弱与不平等国家个人财富货币化渗透效应住房其他资本收益资本市场通过价格贿赂与人情第一,我们这一年中创造的所有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当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企业利润由19.0%上升到31.3%。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近些年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政府和企业拿的越来越多,劳动者拿的就只能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而且,就是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到15倍。另一个说法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前几年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为3%、2.9%、2%。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国。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据2005年两会透露的数据,在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中,居民自费占60%,集体负担占25%,居民投入占15%。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以再分配的方式加剧利益关系不平衡的现象。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如退休金的双轨制等。在当期收入分配中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灰色收入的问题。王小鲁等人的研究表明,2008年我国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而2008年“灰色收入”的金额是5.4万亿元人民币。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
本文标题: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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