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律人的中产观

1一个法律人的中产观林晓东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至今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正所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概念都可能成为事物本身的背反。更何况在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即使用最能量化的经济收入来定义，也容易导致昨是今非的错误。在诸多关于中产阶层的描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高收入、良好的教育、专业能力、对生活品质的重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等。诸多的特征其实又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财务自由，一是公民素养。在基本生活资料都只能凭票供应的物质匮乏年代，社会呈现的是一种金字塔结构。除了特权阶层，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温饱不济的边缘，故不可能存在物权法意义上的财产，亦不存在所谓中产阶层。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在本质上改变的是财富的分配模式，使得个人通过专业、勤奋、机遇正当获取财富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刺激了民间的创富能力，造就了一大批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财务自由的群体，比如企业主、工程技术人员、演艺人员等。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以收入作为判断中产阶层的唯一标准。如果仅仅是从数据统计的角度，这种建议未尝不可。但这却是对中等收入者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和法律意义的重大疏忽。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与法律的进步是正相关的。仅从民法角度，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以及之前的民法通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就起到了激励和规范市场交易的巨大作用，有效促进了个人与社会财富的正向增长。而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则彰显了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保护。可以说，法律规则的更新，为中产阶层的壮大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中产阶层在发展过程又形成了对民主、法治、权利保障的的内在需求。比如，他们因为拥有房产因而成为物权法意义上的业主；拥有上市公司股票因而成为证券法意义上的投资者，或者本身就是参与某个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股东。当然，他们参与这些复杂的交易、获取某种身份，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法律的存在，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幸福。但由于立法或司法的缺陷或者社会诚信不彰，他们可能遭遇过开发商的违约、大股东的侵权，甚至被迫卷入到各种纠纷之中，在业主维权中意识到了民主的重要、在证券民事赔偿或公司纠纷中意识到了法律与规则的重要、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意识到了约束公共权力的重要。总之，生活的训练让他们不得不逐渐关注法律或公共政策。2相比之下，低收入阶层基于生存危机并受知识能力的限制，更关注的是短期内如何获得温饱，很难有余力去发现个体、所属阶层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包括官方的研究在内，普遍的共识是：实现从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结构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转变，造就规模更为庞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公共道德的完善和社会的真正稳定。但值得担忧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规模正在壮大，但并未如研究者所预期的发育形成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公共精神或整体性的公民素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当多经济收入意义上的中产者，实际上却因房价高企等现实原因正承担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并因此削弱了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即使关注，亦因个体遭遇而掺杂了非理性的负面情绪。此外，公共空间的有限使得他们无法更大范围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如何造就一个不但有经济实力同时又有理性公共参与能力的中产阶层，其实是对公共治理的一大考验。以与中产阶层财富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为例：如果不能借助股市等金融市场的财富放大效应，中低收入人群的财富积累就处于非常缓慢的状态，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而对金融市场的治理不当，包括危害投资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已在事实上造成中低收入人群与金融市场的疏离。因此，仅仅是在收入的层面定义中产阶层，或者通过人为标准“圈定”中产阶层，而严重疏忽其背后的制度调整，既无益于中产阶层本身，也无法形成阶层崛起的边际效应。80后沉默大多数发布时间：2010-08-0510:14:19【我要纠错】【字号大默认小】【打印】【关闭】中国中产阶层崛起不仅仅是一组经济发展中的冰冷数据，它时跨活生生的几代中国人，与我国国情，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息息相关。近来一则来自美国商业资讯企业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届时中国人口14.5亿。十年后，中国中产阶级有望达到国民总人口的半数。中产阶层的壮大，直接利及社会发展、国家稳定，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一再证实。3而十年之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另一批人：如今已进入社会各领域的80后大军中，亦有部分将成为中产阶层。而他们的蓄势待发与崛起，他们的奋斗与攀爬之路，就是一个社会阶层延续与成长的极好样本80后沉默大多数未来中产阶层的纠结与坚持特约撰稿霍吉和法治周末记者刘雅婧北京的“桑拿天”来了。这几天李宏宇关心的是他的学生们，虽然不到400人，但是，现在教室里没有空调，只有几个不停旋转、总是旋出热风的电扇；往往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们已汗流浃背。李宏宇不是不想投资买空调，现在是暑假，生源极好，可是，师资却比较缺乏，他想先提高现有老师的薪水，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因为他们和他初到北京时的情况都差不多，有些已经拖家带口，并且，他们和李宏宇一样，都有个很明显的共同点——“80后”。目前，中国中产阶层无论从意识还是物质层面，都已走到社会前列，整个社会在“被前进”着，而80后作为未来的社会中坚力量，也是一群不可忽视的潜在社会建设者。几个在北京的80后创业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80后敢于创造和颠覆；一方面现在没有更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在诸多社会乱象面前忍耐，付出更多等待。他们正慢慢从“沉默大多数”变得勇于发声，敏于观察，只因不舍弃这理想，并期待融入其中；但愿不会遭到排斥，也不应被排斥。参与建设却难于融入首都李宏宇来京快十年了，刚开办英文培训学校两年。此前，他做过很多工作；送快递、英文编译、网站等，现在经营的英文培训学校完全是个人投资的，靠着这两年的积蓄，还借了亲戚一些钱，用最省钱的办法开始创业。“其实，投资并不大，有人脉就好办事。”在望京一带，他找朋友租下了这个300多坪的商住两用楼，因是低档小区，室内条件简陋，且房子空置较多，所以装修很简单。李宏宇用最省钱的办法打造这一教育空间。不装空调装电扇，课桌、投影、音箱都是二手的，饮水机是从家里弄来的。300多坪的办公区，被隔成四个区，整洁而且商务。4比起硬件，李宏宇更在乎软件的配套，他是广东外国语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一直在做英文相关工作，读写听说都比较出色，“我曾想考外交部礼宾司，因为户口不在北京，而且不是硕士，所以没戏！我就很纳闷，学历真的那么重要吗？”被外交部拒之门外的他，一直瞧不起学历，但非常看重能力。他亲自去外经贸大学招聘优秀的在职老师和学生，还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聘外教；“外教其实没有想象的那样好，一般都有很高的薪金要求，且普遍对中国文化存在陌生感”。李宏宇认为外教和本地学生，特别是基础不好的学生交流起来无耐心。后来，他们只是在高级班对那些迫切想提高英文的高级白领用外教，“这些白领往往不想花太多钱去华尔街英语或英孚，就选择实惠而有效的办法！”李宏宇的学校只有3名外教，他对特定的人优先使用：首选的是来京发展的外地“有为青年”，就算英文不太好，只要有创业心态，他也会培养使用，“人踏实，善于学习，不计较收入，把这个地方当作创业的起点，这样的人我最喜欢”。这类青年里，李宏宇最喜欢尹志航、王斌和刘超三人，理由是都和他有类似的经历和理想，他们时常吵得面红耳赤，却又喝着啤酒就和好了，这群性情中人里，李宏宇最能喝也最容易醉。“他们说我没喝酒比喝酒醉的要厉害，因为我喜欢演讲。而且讲着讲着就泪流满面！”大学生来他这边实习或直接工作，他也很欢迎。“他们充满理想，不那么功利；但是，吃苦能力就不如我那些好兄弟了！”李宏宇记得去年冬天，他在商场买办公用品结识了米筠，这个英文好的女孩曾做过外国人的保姆，想在暑期找个事情做。米筠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深圳市生活水准又高。跟着李宏宇来到望京，一看到办公条件就傻了——没有集中供暖，只能用热量不均的电暖气，在这种环境里怎么能教学呢？后来，还是被李宏宇的激情演讲留下了。“在80后群体里，有部分人对吃苦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但一旦转变过来，就非常适应创业初期者的环境了。”如今，米筠已在学校拥有极高知名度，教学棒，加上人漂亮，总是获邀参加学生的外部课余活动。李宏宇介绍，像她这样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有十来个，基本都来自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英文专业。尹志航喜欢培训学校里的大厨房，可加工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各种饭食，因为是湖南人，他最拿手的是麻辣香锅。每到周六中午，10多个“80”后聚在一起，这餐饭一定是南北大菜汇聚，各人买各人拿手的菜，在厨房集中料理；他们来自湖南、山东、广东、上海，也就有不同菜系出来；聚餐时热闹非常，805后创业者们不光可吃到各地的拿手好菜，还分享各自对政治、经济、具体到楼市、互联网等不同的观点。根据课时的不同，很多人不是全职，尹志航、王斌都已结婚，准备买房子，刘超正在热恋；米筠、小穆则为考博在紧张复习；生活充实，但是每周六聚餐和畅聊是雷打不动的约定。对此李宏宇以此为傲。十年，李宏宇的英文培训学校投资已经超过了200万元，可作为外地人，依旧没有归属感。“这里仿佛有固化躯壳，让人很难融入。”80后创业者李宏宇们，一方面贡献青春智慧，一方面就业、税收、消费以及一年一度的“暂住证”办理，都让人毫无安全感。即将“被中产”的李宏宇始终在担心政策的变化。“政府的政策充满不确定性！我担心突然出台个政策，我们这些外地人就不能在这里办学校了，就要被遣返、劝返”。离开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清华毕业的王侃极能侃，乍一看不似传说中“清华特质”的沉默。不过，他的装备倒是典型清华创业者，iphone、ipad、macbook，非常忠实的“苹果派”！也难怪，大学毕业后，他创办了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公司，就是卖这些东西的。“中国高科技力量和欧美相比落后不止20年，都在拼命抄袭模仿，我们喊得响亮，要推出自主研发产品，可都是嘴皮子功夫；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复制模仿就可以成就创业甚至上市，还创什么新啊！”这是记者见到王侃后，还未提问时他的一番陈述。这也是很多高学历、高智商的80后的特点：刚对社会有些了解，眼界开阔，重视创新，又对行业壁垒和传统充满纠结。“你看联想，看到苹果出了iphone，加上内地引进的门槛高，就出了个乐phone，功能上也是山寨版iphone的水准；因为价格仅是iphone的一半，在国内就卖得很火！现在就算是苹果的iphone4出现了信号问题，一大群乔布斯的拥趸还是趋之若鹜。Ipad其实仅仅是个过渡产品，市场之火爆让人真不可思议……我看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装’！……另一方面，乔布斯和苹果又让人无法模仿，人家的整体创新无懈可击”。王侃的公司位于中关村核心地带，紧邻新浪的理想国际大厦，他曾在新浪做过一年的编辑工作，后来转做外联，因为个人不满公司的“人海战术，且谈不上企业文化”心气高的小伙子就离开了。“感觉他们做得太简单。我想自己创业！”2006年7月，王侃用自己的两万元钱，创办了现在的公司，做电子商务，卖各种品牌电脑，没有实体店，销售却面向全国，现已有将近1000万的规模。6王侃还没有买房子。“因为房价太高”。此时，他最担心的问题并非行业发展的创新瓶颈，而是身在贵州的父母让他回家结婚生子。“虽然公司规模大，但是平时压钱很多，周转起来，加上有10多个工作人员，真正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很少！”王侃有点焦虑。父母年纪都大了，两个姐姐也已经结婚，父母急需他完成终身大事，以了心愿。而且，如果清华毕业后直接回家，现在可能是当地政府里的某个县团级干部，生活会非常滋润，父母也会感觉荣耀。“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面对现实，王侃内心充满挣扎。“为什么不回家呢？”记者问。“回家？不可能！我考入清华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当北京人了，要留在这里，找不到接收单位，两年前档案被打回，户口也是北京集体户口”。王侃表现得并不太在乎这些，因为他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存在感”。而且电子商务业务不断扩大，公司很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