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浅谈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1411062005朱鹏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他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中国民主同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代表作有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本文的重点讲述费孝通老先生在辛勤奉献的一生中，为中国社会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关键词：学科再造经世富民民族社会文化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一代宗师的费孝通老先生在漫长的社会学研究生涯中，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贡献可以大体集中在四个方面：“学科再造”、“经世富民”、“民族社会”和“文化自觉”。一、对中国社会学的再造社会学这个名词，原本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舶来品。费孝通先生早年求学期间，对西方社会学进行了系统地学习，并以自己高超的智慧将这些思想精华融会贯通，开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改变了长期以来一味照搬西方的局面。这在费孝通先生当时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有体现，特别《江村经济》一书被恩师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界的地位。本书把人类学引入了本民族、本社会、发达农业社会的研究；把人类学引入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研究领域；把中国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命运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机器工业甚至国际市场的影响联系了起来。运用《江村经济》的积累，费孝通发展了一种他自己称之为“类型比较法”或“社区研究”的研究取向，并将其运用于后来的研究实践，先后出版了《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1957年“反右”以后的20多年，费孝通先生受了不少磨难，而他为之奋斗毕生的社会学更是在建国后就被“打入冷宫”，被从学科名录上取消长达27年之久。平反复出后，费老很快被任命为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由此开始了再造中国社会学的工程。费老对社会学的重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他作为恢复和重建的领军人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确定了恢复和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性质和作用；他设计了恢复和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的蓝图；他强调了社会调查的重要，引导了那一时期社会学经验的或实证的风格。正是由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坚持，中国的社会学终于获得新生和发展。二、为人民福祉殚精竭虑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毕生为祖国富强和人民福祉殚精竭虑。在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江村经济》中，费先生就提出了对农村和富民方面的见解，这篇文章得到恩师马林诺夫斯基高度赞誉，还是后来国外很多大学社会学专业必读篇目。50年代，面对农村百废待兴的局面，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费先生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他经过调查，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这也成为他后来被打成“右派”、屡遭磨难的一个原因。平反归来后，费孝通先生尽管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忧国忧民之心丝毫不减当年。1981年10月，他三访江村时，明确提出建立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计划，得到江苏省委及有关基层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同年12月，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由多地社会学者组成的调查组即来到江村进行调查。以后这类调查研究不断进行，到1985年，费老又组织江村五十年课题组，对江村半个世纪来的变化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调查。对江村的追迹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如费孝通先生的《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这些成果进一步论证了他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的正确性。此外，费老80年代期间还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提出了苏南模式，直接影响了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地区发展模式的兴起；在1990年他又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与现在我们所说的长三角城市带、新丝绸之路等发展战略的出台都有直接的关联。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强调小城镇建设一定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否则可能无法解决人口过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病症。三、民族社会学方面的成就费孝通老先生还是一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在民族社会学方面也成就斐然。自20世纪30年代至仙逝的近七十年中,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上。如:30年代的广西大瑶山,40年代到云南三村,50年代初他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赴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又先后赴内蒙古、福建等地调查。文革结束后,又先后赴新疆、宁夏、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陕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没有一年停顿。他两次访问云南三村,两次访问呼伦贝尔鄂伦春、鄂温克聚居区,三访赤峰和温州,五访大瑶山,七访定西。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兄弟民族在贵州》、《话说呼伦贝尔》，后又著有《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七十多年来,他就是通过对中国社会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认识社会,追踪社会的发展动向。同时,他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学界作出了榜样。他以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真知来源于实地调查,没有对社会实际的深入调查而空谈长篇大论,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实现学术理论的飞跃提高。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费老发表了大量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并就小城镇问题、人口较少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方面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其中最主要理论是“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此论一出，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研究的核心理论，是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进而推动了民族研究的发展。四、“文化自觉”的伟大理论1997年，费孝通老先生还提出了“文化自觉”的伟大理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老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老人家还以他在八十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文化自觉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本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构建兼具传承性和时代性的优秀新文化，以及树立科学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