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阅读资料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阅读资料一为什么要讲学术规范“学术规范”这四个字，通过2004年学者们的努力，还有教育部的推动，作为一个概念、一个名词，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原因就在于报纸、刊物、网络等作为主题讨论了很长时间，通过百度也好、google也好，搜索一下“学术规范”，会发现有几万条，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重叠，还有很多只是涉及到这几个字的。但不管怎么样，在十多年以前的时候，学术规范还只是极少数的中青年学人的边缘话题（大概二三十个人在那里说），但现在不同了，你说我说他说，众声喧哗，异口同声。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一件事情要想让大家知道、认同，并且转化为自觉的行动，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曲折历程。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这么多，情况这么复杂，在别的国家容易办到的事，在我们国家往往是难上加难，难乎其难。不过，就学术规范这个话题来讲，比我当初想像得要好，至少学界内外对学术规范的认同的时间要比当初预想的要快得多。就像卫国院长讲的，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是我们这些学者的生命线，为什么？因为它是学术之所以能成其为学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我们有句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古话，早就有人说了，而且我们大都耳熟能详。这个“规矩”，放到学术语境里，就是学术规范。现在我们在城市里面都知道有交通规则，学术规范说它深奥，它很深奥，说它简单，其实也不复杂，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学术研究中的红绿灯。不过，大家也知道，尽管红绿灯已经在中国有百年历史了，但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闯红灯还是司空见怪的。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大概没有一个没闯过红灯的。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包括步行，包括骑自行车，包括开车，似乎都可以闯；许多司机还知道哪里有摄像头，有的话，就停下来，没有就闯过去，红绿灯形同虚设。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其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有红绿灯，都知道有不少最基本的规范，但总是有一种侥幸心理，似乎能闯红灯就闯，而且闯了也白闯。刚才，我听于老师讲，去年民商经济法学院有一个博士生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据我了解，北大的历史学系、中文系的博士论文答辩，要先预答辩，再正式答辩，预答辩可能要刷下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多，有的博士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觉得很亏，因为在别的学校拿个学位很容易，而在北大中文系、历史学系现在却变得越来越难。我跟这些朋友讲，表面上是吃亏，但实际上是获益，因为你获得的将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学位！就像卫国院长讲的，一个名牌大学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硕士学位获得者，能不能是“信得过”产品、能不能是“免检”产品？我觉得这将是判定一个大学是否真正是名牌大学的主要标准，也是判断某一个专业是否是王牌专业的主要标准。现在的情况还是以数量取胜，比如政法大学，不管怎么扩招，也不可能跟那些巨无霸式的大学相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有6万人，而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在数量规模上更是望尘莫及；再如，像我们这个大学，无论怎么盖大楼，也盖不过清华、北大，因为国家为这两个大学每年多开十多个亿的小灶。但是，我相信单纯靠规模而不顾效益、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的情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在中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人才市场和学术市场，即将实现从规模到效益、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哪个大学在这个转型中把握住了机遇，也就在就业市场和学术市场中占据了发展的先机。以法科为例，比如民商法、刑事诉讼法，我们政法大学能否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学术新秀？我们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能否成为政法大学名副其实的“拳头产品”和“免检”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卫国院长提的问题，可谓切中时弊，决非无病呻吟。十年前，硕士学位获得者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是不难的，包括在北京。十年后的今天，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学法学的，想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已经不容易了。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十年来硕士生和博士生急剧扩招的结果，确实是泥沙俱下，大家都有硕士、博士学位，都要找工作。北京本地的找，外地的也来北京找，就造成了这种硕士毕业难就业、博士毕业就业难的“人才过剩”的形势。我想，再过五年八年，单纯有个高级学位已经不灵了，而是要看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是哪个系科毕业的、导师是谁，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会更重要了。为什么？就像我们的许多产品不过关一样，我们培养的有高级学位的人才，事实证明，也有不少不是放心产品。我举一个例子。十年前，在一批学界前辈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编了一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的是1981-1994年的博士、硕士论文，共200篇。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论文会有抄袭剽窃的问题，而事实也证明这200篇论文在学术上基本上是信得过的名牌产品。这套书在1998年初版，浙江教育出版社第二年就重印了，反映不错，于是他们就请我负责编辑该书的续编，主要是选收1994年到2000年的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选一部分1994年以前的），在专家推荐、作者投稿等多种方式初选的基础上，我最后选了150篇，当时我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的问题。大家知道，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位论文，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免检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学位论文，既有导师的指导，又有作者至少一年多的时间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努力，还有外部的专家评议、内部的专家答辩，校学位委员会把关，最后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关授予学位，按说学术质量应该是放心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本来我准备收录一篇中国人民大学获得2000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作者也同意授权，并把论文电子文本传给了我，但我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注释问题。这位作者采用的是芝加哥注释模式，比如说，他在行文中注明是“弗里德曼1959：98”，但是，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却死活找不到对应的相关文献，我估计这可能是张冠李戴了，也可能是把转引变成直引了，并且还不止一处。后来我就对作者说必须修改，否则体例这一关就过不了，但作者说当时正在搬家，没有时间改，那我就说对不起，抽掉了。《文库》（续编）已经在最近出版了，但到现在我还如履薄冰，因为从1994年到2000年的时候，学风问题已经越来越不好，2000年之后就更加严重。在座的，除了原来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外，可能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兄弟院校，包括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包括北大在内，没有一个高校的教师没有发生过抄袭剽窃的问题的，没有一个高校的学生不存在抄袭剽窃的情况的。有人问：你为什么总是跟抄袭剽窃过不去啊？大家都是学法律的，一定都知道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就是智力劳动成果。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抄袭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但就是人民大学的一篇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士论文，恰恰被证明是抄袭剽窃的，这位老兄后来到北大做博士后，因为东窗事发，只好把他除名了。学术剽窃现象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我本人是2003年到政法大学来的。上学期第一次开课，叫“美国历史与文化”，有78位学生选了这门课。对此，我很知足。政法大学的本科生的生源是非常好的，学生热情也很高，从大一到大三，各个学院都有。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这门课推荐18本参考书，随便读其中的一本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量都要比听我一学期的课收获多，那么，我怎么知道你读过这本书了呢？于是，我要求每个人写一篇读书报告。这份读书报告的水平可高可低，但无论如何不能抄袭别人的。但是，结果却有20%以上都是原封不动从网上当下来的。对于这种情况，第一，我感到很吃惊；第二，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大家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我从1981年起读本科学的就是历史，1988年起在北师大教美国史，在这个“稀饭大学”教了十五年书，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学生在我的课上大量抄袭的情况。我在师大教书时，开始时是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选我的课的人相当多，到后来越来越少，因为学生们口口相传哪个老师要求高、哪个老师要求低，他们都知道我要求不能抄，结果到后来只剩下了三四十个人。那么，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在法大开课是失败了呢？因为我反复讲不能抄袭别人的，但还是有很多人抄袭，并且不少是大三的学生，而且还是在我的课堂上抄！事后我给徐显明校长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政法大学有这么好的生源的学校，而且是法科大学，学生居然这么肆无忌惮地抄？徐校长在和和我谈这个问题时，问我有什么危害。我说，第一，那些抄袭的学生肯定看不起我这个当老师的，因为他抄的往往是好的文章，如果老师发现不了抄袭事实的话，肯定会给高分，那么这个学生就会从内心里鄙视老师，会说你什么破水平啊？我明明是抄的，你照样给高分嘛！第二，对学生不好，会造成学生的投机心理。如果一个学生能在我这么一个口口声声要搞学术规范的老师的手里都逃过去了，其他老师就更不用说了。第三，对学校的学术形象不好，因为如果学生是靠抄袭完成大学学业的话，这个大学的学术声望一定是成问题的。选我的课的还有三个留学生，让中国的学生代抄。因此，如果抄袭问题解决不了的话，这对于中国的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国际地位也会产生消极后果。我们知道，中国的留学生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拿一个博士学位是非常难的，要过生死关头，但如果外国人到中国拿一个学位易如反掌的话，那么他们从骨子里面就看不起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学位。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多大学的学位在外国得不到承认，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学位还不值钱，另外就是外国人到中国拿学位实在是太容易了。我跟徐校长讲：我的课的学生的读书报告抄袭的有20%-30%，那么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公共课估计有80%-90%是抄的，法学的课估计40%是抄的。为什么呢？民商法一上就是上千人的课，交上来上千份作业，老师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抄的。在这个问题上，徐校长非常诚恳，他说恐怕不止40%，应该在60%以上。朋友们想想看：政法大学的学生是以法科为主的，都学过知识产权法，居然如此！其他高校和其他专业就可想而知了。在很多高校，包括最好的大学在内，大家对写文章、写书、编字典已经不当成一回事了。像儿戏一样，如同有的老师说的那样，几天就攒出一篇论文来，已经稀松平常了。除了网上公开卖论文的外，许多学生常常从网上攒一篇出来就把老师糊弄了。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发现博士论文作者在送审的时候正好送到了他所抄袭的那个学者的手中。所以，我们有的非常有名的大学的外号叫“复印大学”，还有的著名大学被称作“抄袭大本营”。去年12月，我们政法大学对门的石油大学请我去给他们的教授培训班讲学术道德问题。我当时先问在座的有没有南京大学的校友？没有一个吱声的，我把南大的追求排名、热衷量化以及抄袭问题数落了一通，当场有个教授抗议说：杨教授，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南大！我说，你们南大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比如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论文，要求博士生在国外发论文，都是从南大开的恶例。这个风现在刮遍全国，恶贯满盈。我说：南大和复旦争一争二就不得了了，怎么能争过北大、清华？但是，前些年它楞是说自己所谓的SCI排名第一。去年南大发生了一个丑闻：一个本科生在国外的SCI期刊上发了八篇文章，被美国的数所大学录取，被南大树为“标兵”，但事实上这个本科生既没有实验室，又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写作什么论文，都是他那在北师大物理系当教授的老爸写的，但儿子署名第一作者。这叫“上阵父子兵”。我觉得不光是南大，其他高校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高校，都应该反思。为什么现在的论文越来越多、书越来越厚，学术质量却越来越差？据说，北京某高校有一个搞刑法的教授，平均每周都要发一篇论文。可是，这样一来，论文还能叫论文吗？现在关于教授，有种种不怎么中听的说法，比如，“博士不如狗，教授满街走。”再如，有一本《所谓教授》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说：“所谓教授就是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我在两年以前一直特同意这些说法，因为本人那时一直是副教授。现在我也是教授了，但也不反感这些说法，因为这确实是个问题。学术抄袭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学术创新就无从谈起。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文科，包括法学，基本上跟国际主流学术界是不接轨的。不过，自然科学因为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学者们又常常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成果，应该说在主流上还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