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

文革中洒脱从容的沈从文最后嚎啕大哭0钱理群曾经说过，文革最可怕的，是“让身边最亲密的人，互相揭发”。在这个人寰乱弃的年代，多少名人名宿为之抓狂，恨不能以死解脱，又有多少风骨桀骜之士，被逼至折腰、撒谎！心中如水的沈从文，即使在这最黑暗的浩劫中，依旧竭力保持着自己的从容和淡定。有一回，造反派们组织批斗会批斗沈从文，在一张纸上写上了“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用糨糊贴在了他的背上，对他进行批斗。造反派们高喊革命口号，让沈从文低头认罪。批斗会开完以后，沈从文从背上揭下那张标语，仔细地看了一遍，事后，他对人说：“那人的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造反派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文学老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但沈从文对此却很看得开，他幽默地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一个叫双溪的地方从事劳动，在那样凄苦的境遇下，给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说：“这里的荷花真好，你若来......身陷苦难却仍为荷花的盛开惊喜赞叹不已。有一天，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走过一个小胡同，胡同边有一个厕所，当时厕所里有一个人边上厕所边吹笛子，沈从文听后对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还有一回，沈从文和黄永玉在一个胡同里相遇，那时正是文革高潮，彼此不能说话，互相看了一眼就匆匆而过，这时，黄永玉听到沈从文头也不回地说：“要从容啊！”沈从文竭力隐忍和微笑的背后，不是没有痛苦和挣扎。这伤痛甚至在他余生的十几年，愈加刺痛着他的心。据林斤澜回忆：“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他。他木然。有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然后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是失望，还是绝望？或许，这污浊的世界，太喧哗、太粗暴了，根本配不上他的恬静和优雅文革中的梁漱溟和沈从文标签：社会2013-12-1419:42星期六十年文革，是中国人的一场大灾难，而灾难最深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传统文人。对这些传统文人最惯常的手法，一个是游街批斗，第二个是批斗后的流放发配。游街批斗，就是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五花大绑，胸前吊着木牌子，遭受无数人唾沫和拳脚的声讨殴打；流放发配，就是剥夺他们从事本职工作的权力，让他们从事最卑贱最肮脏的工作，把他们丢在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问津，让他们自生自灭。前一种是对身体的侮辱，后一种是对灵魂的侮辱。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写有《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能够和他齐名的也只有巴金、沈从文、张爱玲等少数的几个人。老舍遭受批斗后，自沉于北京湖水中。傅雷是中国最好的翻译家之一，他翻译有《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的大量小说，能够和他齐名的，也只有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傅雷遭受批斗后，和妻子上吊自尽。自尽前，担心倒下的凳子会影响楼下邻居的休息，就把棉被铺在凳子下。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我见过他们的照片，他们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体柔弱，但是性格极为刚烈，宁折不弯。即使他们死了，迫害他们的造反派还宣告说他们“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了捍卫自由的当时最美丽的两个女人：张志新和林昭，被枪决了，而杀人者居然上门找她们的家人，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哪一个杀人者能够猖狂到这种地步，能够无耻到这种地步。然而，这种事情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死，是伟大的；而能够在那种暗无天日的逆境中生存下来，同样是伟大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后的1953年，全国就开始批判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梁漱溟，这两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是中国硕果仅存的学术泰斗。胡适去了台湾，而梁漱溟则遭受冲击。梁漱溟被中断了学术研究，先是无间断的批斗，后来被罚扫马路扫厕所，那时候北京的公厕都是旱厕，打扫厕所的人需要把无数人的便溺舀在木桶中运走。没有去过旱厕的人，是无法想象那种铺天盖地的臭味。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梁漱溟怡然自得，不以为辱，反以为乐。每天打扫完厕所，他先去澡堂里泡一个澡，然后去公园打一套拳。这样一种在别人眼中认为屈辱的生活，而梁漱溟却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更好，心情也更好了。“一声佛号观世音，深深唤醒自家心。”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被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被天空更广阔的是心灵，人的心灵能够容纳世间万事万物，当然也包括屈辱。心灵如此辽阔，那么一点痛苦一点屈辱放进去，又算个什么？很快就会消融了。在那个时期，和梁漱溟遭受同样屈辱的，有无数人，其中有一个人叫沈从文。中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中国百年来文笔最好的作家。沈从文也被罚扫厕所，他打扫的不是梁漱溟打扫的那种大街边的公厕，而是历史博物馆的厕所，然而，厕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铺天盖地的恶臭。每天早晨五点钟，沈从文就来到故宫门前，在寒风中袖着双手，瑟缩成一团，等待着故宫开门。在占领了故宫的造反派起身前，他就要把厕所打扫干净。身处那样的逆境中，沈从文和梁漱溟一样乐观处之，从容应对。有一次，造反派写了标语：“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贴在他的胸前，游街批斗。结束后，沈从文把那幅标语小心撕下来，端详片刻，然后说：“这么烂的书法，居然贴在我的身上，真难为情，以后要多多练习怎么写毛笔字。”在历史博物馆，每次打扫完厕所后，沈从文都会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最干净。”于是，造反派就让他专门打扫周边几家单位的女厕所，沈从文照样得意地说：“我政治上虽然不可靠，但是道德上是很可靠的。”后来，沈从文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开荒种田，垒屋盖房。2006年，我曾经来到这里采访，听说仅仅劳累而死的人，就多达十余人。一名老人告诉我，当时她是五七干校的护士，是一名文学青年。有一天来了一个老人，向他要止疼片。他看了老人填写的表格，才知道他是沈从文。沈从文拿了几粒止疼片后，转身离去，一路唱着戏曲，神采飞扬。我没有见过那时候沈从文的照片，但是我见到了陈早春的照片。陈早春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陈早春光着上身，胸大肌凸起，臂膊上的股二头肌也凸起，他脸上带着舒心的微笑，手中牵着缰绳，身后跟着一头牛。一个书生拥有这样健壮的体魄，一个落难者带着这样的笑容，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那张照片。我还采访了到冰心的故事。冰心那时候也被发配在咸宁五七干校，没有房子住，借住在房东家。房东家的儿子要结婚，村中会写字的老先生没有在，冰心自告奋勇来写礼单。冰心写字的时候，全村人都来看，他们惊讶地说：“啊呀，一个老太太，居然会写字，而且字还写得那么好。”冰心的牙齿快要落光了，诗人郭小川的牙齿也落了，冰心笑着对郭小川说：“我们都是无耻（齿）之徒。”无论面临怎样的逆境，你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无论你的遭遇多么凄惨，你都要保有一颗平常心。国学大师梁漱溟尚且打扫厕所，文学大师沈从文尚且游街批斗，我们常人受一点委屈又算的了什么？梁漱溟和沈从文以前著书立说为乐，现在打扫厕所也为乐，无论际遇多么糟糕，他们依然兴高采烈。如果我们有一天突然被宣布打扫厕所，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吗？厕所难道就不是人打扫的？清洁工人能打扫，你为什么就不能打扫？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怀着一颗快乐心面对生活，你收获的当然就是快乐。季羡林：金秋，怀着无比自豪与兴奋之情的天之骄子从各地云聚燕园。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看见一位穿旧式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3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教授给新生看行李，好像并不难，许多名人达官不也是常上街头搞义务为灾区贫困地区献真情吗？可是刻意为之与本能为之，却有雕琢与率性之别。《中庸》说：“率性之谓道。”人本来都是平凡的，可当许多人都要显得不平凡时，那个衣着和行止都平平常常的人，就自然露出他的不平凡来了。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这个道理。汪曾祺：西南联大出人才皆因“自由”二字2012年02月10日08:40人民网刘仰东我要评论(0)字号：T|T[导读]汪曾祺：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