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剪影-----汉

一个时代的剪影-----汉（作者:金立扬）一、开国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三国演义篇终诗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二、武功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李益塞下曲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但是汉武帝决不善罢甘休。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步兵三十万殿后。卫青出定襄一千余里，与伊稚斜单于的匈奴主力军团展开决战。汉军在漫天风沙中队形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