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解读

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解读张宏良这两天，全国人大代表正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也应该认真审议一下这个报告，这是建国以来极其罕见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和利益对立，一方面几乎是从头至尾都在突出民生政策和民生关怀，另一方面却又是处处包含着对民生政策的蔑视和挑战，甚至有些地方带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敌视情绪。只是这种挑战和敌视情绪，十分巧妙地掩藏在各种专业词汇和事件认定的背后，如果不了解这些事件，往往很难觉察。虽然一般读者难以觉察，但是政策执行者却十分清楚，他们会十分驾轻就熟地把这些政策推向反面。这种状况反映了报告背后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这种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对立，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政治状况的反映。报告对民生问题的高调关注，是由目前人民群众的民生要求和党内日渐增强的民生价值取向决定的；而掩藏在政策术语和专业词汇后面的敌视情绪，则是由国内外精英集团对决策层的影响决定的。这就使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了双重性质，在思想理论层面，人民群众的民生要求和党中央的民生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但是在具体政策层面，继续以牺牲民生而求发展的原有立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从而为今后政策落实过程中，把民生政策变成掠夺民生的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权变余地。这种民生大潮下面的暗流涌动，在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随处可见。下面，我们就也履行公民责任，和大家一起审议一下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后顺序，随机抽取几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要点问题，作一个简要解读（括号内斜体字是引用报告原文）。1，今年物价上涨幅度将超过去年。政府工作报告规定“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2010年政府规定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控制目标是3%，今年上调至4%，CPI控制目标的涨幅高于去年三分之一。2010年CPI实际涨幅是3.3%，是控制目标的110%，如果以此类推，今年CPI上涨幅度将达到4.4%左右。由于如今物价上涨往往具有定向性通货膨胀的性质，越是一般民众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等价格上涨幅度就越大，通货膨胀的灾难主要是打在穷人头上，所以，平均百分之几的物价涨幅反映在粮食蔬菜副食品上，至少将会达到百分之十几乃至百分之几十的涨幅。大家回顾一下2010年粮食蔬菜副食品价格的实际上涨状况，就能够感受到比去年高出三分之一的物价涨幅，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了。比CPI控制目标上调百分之三十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如果政府认为2010年的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就会压低今年CPI控制目标；相反，如果政府认为去年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会调高CPI上涨幅度。显然，政府工作报告认为2010年不仅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仍然具有很大上涨空间，所以才会调高CPI控制目标，并且与此同时，坚持出台一系列价格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价格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所谓价格改革已经成为提高物价的同义语，所以才会强调价格改革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如果相反，价格改革的结果是物价下降，那么要考虑的，将不再是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而是公司老板的承受能力。暂且不说上述这些产品价格改革的负担是不是应该由老百姓承担，单就这种改革的对象而言，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人文要求（更遑论社会主义要求）。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文要求，是劫富济贫约束资本，而不是劫贫济富约束穷人，改革的对象应该是富人而不是穷人，改革应该考虑的是少数富人的承受能力，而不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改革的基本逻辑。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中的“人言”，就是指的大地主大富豪。当时改革是针对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必然会引起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强烈不满，所以王安石说不要去理会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不满言论（人言不足恤），不考虑这些大地主大富豪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而如今中国改革则完全颠倒了改革对象，不再象王安石变法等历代改革那样是抑制豪强，而是剥夺百姓，所以才有了“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的说法，而什么是“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从来就没有任何量化标准，按照普世价值派的流行说法就是一条，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只要不超出这个承受能力，无论老百姓怎样哭爹叫娘也一概不管，统统都是“人言不足恤”。所以，如今中国改革不是应该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问题，而是应该把被颠倒了的改革对象重新颠倒过来的问题，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潮流。等到什么时候政府工作报告再提到改革时强调要考虑富人的承受能力问题，改革才算是回到了正确的历史轨道。针对国际物价和粮价暴涨的问题，本届人大新闻发布会说什么，目前中国粮食库存充足，国际粮价暴涨不会影响到中国。其实，国际粮价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并不取决于手中有没有粮食，而是取决于心中有没有百姓。国际粮价对中国的影响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价格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形成的，只要国务院发改委坚持价格与国际接轨，坚持让垄断了全世界85%以上粮食的世界四大粮商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粮食和食品价格的暴涨就不可避免。2，收入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现有分配差距不变。本来，民生问题应该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所要解决的头等问题，而民生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坚决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大的亮点问题，可是恰恰在这个人民普遍意料之中的问题上，做出了让人民十分失望的决策。报告规定未来收入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首先，“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决定了未来老百姓的收入要与经济同步增长，而不是要快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意味着现有分配比例关系保持不变，现有分配格局保持不变。如果是在收入分配合理的基础上，保持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收入差距极不合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都落入洋人和富人腰包的情况下，实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政策，就只能是强制维护现有极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虽然让老百姓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比之现在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是一个进步，但是让老百姓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绝不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而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种经济犯罪现象。政府工作报告绝不能满足于消极地终止这种经济犯罪现象，而应该积极地主动造福于人民，要让居民收入增长大幅度超过经济增长。俄罗斯和印度的经济发展都落后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更是小于中国，可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都成倍地高于经济增长，被联合国称为是“穷人增长模式”。俄罗斯和印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够让居民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能够做到。其次，在现有的所有制格局和市场化条件下，报告中提出的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空中楼阁。目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比重很小，绝大部分就业都是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经营；前者收入已经不低，后者收入国家不管，所谓收入调控只是空调。报告本身也反映了这一点，报告列出的调节手段就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在这里，全部手段充其量也就是把国有企业的部分高收入拉下来，而根本没有提高国有企业之外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任何具体手段。不仅如此，这里发出的一个更加可怕的信息在于，报告认为目前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是某些行业工资过高，而不是其它绝大多数行业工资过低，所以解决办法不是把其它绝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提上去，而是把少数行业的工资降下来。如此一来，绝大多数行业的低工资不上涨，少数行业的高工资再下降，结果必然是工资总水平的整体下降。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当今中国究竟是某些行业（注意是行业而不是阶层）的工资太高，还是其它绝大多数行业工资太低？显然，稍微了解世界工资状况的人，只要不是心怀恶意，答案自然十分明确。当今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无论横向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较，还是纵向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较，都双双达到了最低水平。所以，当务之急是把绝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提上去，而不是把少数行业的工资降下来，这才是解决工资收入差距的正确做法。其实，提出所谓行业工资差距的问题，其用意完全是在转移社会注意力，掩盖目前中国工资差距的真正问题，这就是“工资双轨制”问题，也就是工资制度上的“一国两制”：高管人员薪酬与发达国家的CEO接轨，一般员工的工资维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发达国家的CEO高薪中含有巨大的风险收入，而中国高管人员没有任何风险，所以中国高管人员的薪酬实际上也高于发达国家CEO。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工资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荒谬现象，而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却十分明确要坚持这个制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规范的目的是要维护这个工资制度，而目前需要的是要废除这个制度。废除目前带有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双重性质的工资双轨制、退休双轨制、养老双轨制，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不仅仅是人民大众的要求，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天理人伦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绩效工资改革”的肯定，也反映了今后工资收入改革的基本方向，只能是越来越扩大现有的收入差距。所谓绩效工资改革，是与军队工资上涨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地方事业单位的工资上涨方式。本来，党中央是把工资上涨作为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一种方式，中央军委严格贯彻了党中央的政策，采取自下而上逐步递减的方式上涨工资，普通士兵工资上涨幅度最大，按照官职逐步递减，到将军这一级工资上涨幅度最小，如此一来，工资上涨的过程也就是缩小收入差别的过程。可是国务院却采取了与军队完全相反的工资上涨方式，即所谓绩效工资改革，由财政部门把120%的工资总额拨给各个单位，让各个单位按照绩效挂钩的原则，自己制定这120%工资总额的分配方案，由于是各个单位的官员自己决定120%工资的分配，结果不仅是工资上涨中那20%，绝大部分落入了原本收入就高的官员和精英的腰包，甚至一些员工原有工资的一部分，也落入了他们腰包，工资比没有上涨之前还要更低，结果必然是更加扩大了原本就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此人为地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的理由，说是什么为了防止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目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已经达到人神共愤的极端情况下，居然还在反对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还在用这种方式收买知识精英，还在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显然是要把中国知识精英驱赶到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去。此外，在农村问题上报告提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9884.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生产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主产区、重点品种、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增加“三农”投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继续实行富人补贴制度是错误的，农村的专业大户都是些有本事有能力的富人，这些富人不应该成为财政补贴对象，国家财政补贴应该补贴给穷人。现代国家财政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钱拿过来给穷人，而不是相反，把穷人的钱拿过来给富人。3，坚持原有改革性质和发展方式不变。本来，对于深陷矛盾和危机的当今中国来说，转变发展方式，开辟新的民生发展道路，是重新点燃人民希望、摆脱危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