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我国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成书过程

解读我国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成书过程于蓝在1948年10月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以下称《年鉴》）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由于该部《年鉴》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为立足点，记录了近代美术家传略1454篇、美术作品730幅、论著51篇，以及全国各地的美术社团史料116篇和师承纪略26篇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为近年来美术史研究工作者所关注。当笔者第一次见到该部《年鉴》时，不以为然。认为这仅仅是一部类似于今天美术家词典之类的工具书，而且编辑于战乱年代，其中鱼目混珠者居多，不及细看。后来，一在《新民晚报》上见到署名黄可的文章对它所作评价较高，称其“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学科的年鉴，……内容相当丰富，委实弥足珍贵。”二在拍卖市场上，上海嘉泰2006年秋季、上海国拍2008年春季，该《年鉴》均拍到一万二千元之巨。三在当今众多的美术家介绍中，都以入编该《年鉴》为荣，可见《年鉴》所收录的艺术家决非等闲之辈，更觉得这部出版于60年前的《年鉴》，决不是一部一般的工具书。年前，要阅读这部巨著，很难找到原著；在上海图书馆近代图书阅览室，有该书的照相光盘可供读者浏览，但毕竟是照相光盘，阅读起来十二万分的吃力；现在好了，该书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出版。一册在手，可以细细地在字里行间，寻找老一辈艺术家当年的风韵，品味他们多姿多彩的作品。解读当年编写《年鉴》的情景。说实在的，不读不知道，越读越觉得当年编辑这部《年鉴》的前辈们的不容易。如此壮观的，将近70万字（连图片版面超过100万字）的一部《年鉴》，仅用了15个月，而且这15个月还包括排版印刷。按照笔者的经验，60年前，在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U盘，没有打印，全部要靠一支笔一张纸手工誊写，铅字排版，照相拼贴来完成这部《年鉴》的编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别的不说，单以美术家姓名排序为例。现在有了电脑，你只要在Word或Excel中创建一个文本，将全部姓名随意输入，无论多寡，在零点几秒的时间里即可完成，而且毋须校对。而在当时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就复杂得多了。先要为每一姓名做一张卡片（有时还不止一张），标明姓氏笔画几笔，起笔笔画，名字笔画几笔，起笔笔画，以及分类等等排序所需要的内容，随后按序分别存放。每产生一张新卡片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插入。末了再用稿纸按照笔画序抄录，校对后，交印刷厂排版。印刷厂排版后，先印成小样，校对无误后方能付印。1454个人名的目录及索引，前期工作不算，光是交印刷厂排版到校对无误，一个或两个来回，在时间上，没有八天十天是做不了的。所以，洋洋七十万字，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工，决非易事。为此，笔者出于好奇，希望能还原当时编写该书的情景。于是，对该《年鉴》的13篇《序》、主编王扆昌的《编后记》、编辑蒋孝游的《编辑感言》，以及编审委员会诸委员和编辑团队组成人员的基本资料（传略）、部分美术社团史料、师承纪略进行了一番探索。一、《年鉴》编写起因猜测“三十六年七月，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倡议编辑美术年鉴，推扆昌主其事，自维诩陋，恐难肩此重责，廼承朋辈及诸前辈相鼓励，遂不辞艰困，毅然为之。”这是主编王扆昌在《编后记》中的自述，但没有言明是谁首先提出编写《年鉴》的，当然从“推扆昌主其事”，可以肯定他当时在场，是倡议者之一或者是积极响应者之一。笔者又在张延章的序文中见到这样的文字“而艺术本诸群经。此我张道藩先生，所以有上海美术茶会之集；虞文、王扆昌诸君子，所以有美术年鉴之辑者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提出编写年鉴的主要人物是虞文和王扆昌，二是指《年鉴》之辑虞文是出版王扆昌是主编。然，查《年鉴》“虞文”和“上海美术茶会”条目发现，均未提及虞文与《年鉴》有关。主编王扆昌在《编后记》中说得很明确，倡议编写《年鉴》的是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所为。那么，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是那些人呢？常任干事有王扆昌、史良猷、蒋孝游、王康乐、吴青霞、杨达邦、张中原；聘任干事有陈景烈、王柳影、胡倬云、胡旭光、陈在新、郑孝廉、姚乃震、石佩卿、陆元鼎、朱有方。其中既无虞文，也无张道藩。由此可见，《年鉴》的倡议应该尊重主编王扆昌在其《编后记》里的陈述：“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倡议编辑美术年鉴”。即1947年7月，上海美术茶会自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八次，参加人数从几十人猛增到800多人，不仅如此，而且在内容、形式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茶会干事部诸子为此十分兴奋。某一天，他们在参加茶会的艺术家、社会人士陆续散去后，坐下来品茗聊天，对茶会的前景寄予无限希望，其间，偶尔有人提到：美术茶会何不将这段在上海美术史上的盛况，作为历史记录下来呢？于是想起了编写年鉴之事，于是乎得到了在座同道的积极响应。认为这不仅能总结一下卅六年上海美术界（当然也包括美术茶会）的盛况，“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用留纪念而已。”（王扆昌《编后记》句）也可以归纳一下近年来全国美术界的动态，于是“推扆昌主其事”。从一般常理推测，提出编写年鉴的极有可能就是主编本人,但其不便自吹自擂，于是将此事说成是集体的倡议。当然，这仅仅是猜测。《年鉴》的编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编辑们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喜欢空口说白话，吹大牛，他们是说干就干的实干家。既然有胆识提出倡议，在他们的心中少说已经有了三四分的把握。二、当年编写《年鉴》的组织人事基础编辑团队组成：主编：王扆昌；校阅：姜丹书，陆丹林，俞剑华；编辑：蒋孝游、陈景烈、屠诗聘；助编：戚叔玉、陈在新；校对：郑孝廉、汪灏、王小摩、倪左黄、姚乃震。⒈担任校阅的姜丹书，陆丹林，俞剑华年龄较大，但这三位在当年可称得上是美术界的前辈，在美术教育、鉴赏、评论及出版等方面均是行家里手。如姜丹书，63岁，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及江浙两省师范中学艺术教师，所著颇丰；陆丹林，51岁，蜜蜂画刊、国画月刊等编辑，柏林中国画展征集委员，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编辑委员兼征集委员，苏联中国艺展常务委员；俞剑华，53岁，擅长国画、书法、西画、美术评论。屡在京沪各地举办画展，艺坛蜚声。所撰有《中国绘画史》、《国画研究》、《书法指南》、《历代画论大观》等书。报章杂志，短篇论文，不可胜计。历任大中学校教席。凭这三位前辈的阅历和社会交往，把持校阅，核查来稿，审定是否入编之关，问题是不大的，但仅此三人工作量相当可观。⒉除上述三人年龄偏大外，其余参编人员的年龄都在40岁上下，平均为37.1岁。可见这支编辑团队具备精力充沛、能征善战的要素。⒊绝大多数成员与上海画人协会、美术茶会有关。王扆昌：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长（发起人），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发起人）；蒋孝游：上海市画人协会常务理事（发起人），美术茶会干事并兼主任秘书（发起人）；戚叔玉：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陈在新：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美术茶会干事兼外事组长；郑孝廉：上海市画人协会干事；汪灏：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姚乃震：上海市画人协会秘书，美术茶会干事。王小摩、倪左黄等人均为上海市画人协会和美术茶会成员。由此，亦可以推测推选王扆昌为主编，事出当时其位居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长和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两职。⒋王扆昌、蒋孝游、郑孝廉、汪灏师出同门，均为鹿胎仙馆郑午昌的学生。⒌王扆昌、陆丹林、蒋孝游、屠诗聘、郑孝廉等均有担任编辑、总编辑、主笔、主编之职的经历，出版过期刊、杂志、画册。其中屠诗聘在《年鉴》中无任何资料，通过网络搜索上海地方志——上海出版志——19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得知其是《年鉴》的出版社——中国图书杂志公司的主编。6、王扆昌、蒋孝游、陈景烈等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美术家人事信息，为编写《年鉴》奠定了组织人事基础。如上海市画人协会，至1947年底，有会员452人；上海美术茶会，至1947年，共计上海地区会员1782人，各地会员150余人。同时，这两个组织共同有陈景烈掌管组织人事工作。既有了勇气，又有了基础，于是就大着胆子向前迈进。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硬是一座虎山……三、该《年鉴》编写的艰难程度1、“吾国出版年鉴，尚属创举。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王扆昌《编后记》句）其实，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辑出版年鉴之事了。“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吧，老友黄宾虹先生接办神州国光社，曾有过编印美术年鉴的提议，我也义务的参与过编辑计划，但是因为编印不易，而神州国光社不久又变了质，黄先生也脱离了，于是这编印美术年鉴的计划，边昙花一现都没有现，就归于泡影了。二十年来，一直没有人提起这种事情，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还连一本不像样的美术年鉴都没有，这是我们美术界的耻辱吗？不，简直是国家的耻辱！”（俞剑华序）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印美术年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而且这事情一搁就是十七八年。这也很难怪罪某一个人，原因是“我国艺术界，过去对整个艺坛，甚少顾问”（颜文樑序），在那个年代的艺术家，圈子很小，只局限于同系同门同派，这是不争的事实。谁愿意而且敢于突破系统、门类、派别而为之呢？然而，美术茶会做了，王扆昌、蒋孝游他们做了。就像蒋锡颐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要明知其难而不退缩，方能成功，否则对于难做的事情，永远没有人去做，岂不永远没有成功的一日了！然而毕竟知难而不动手的人多，冒险尝试的人少，因此，连一本编得不像样的年鉴也没有，……”尽管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但他们既有胆识提出编写《年鉴》，想必，一定是知道《年鉴》是怎么一回事的。所以，“本书编辑，殊无前例，规划未周，遗漏殊多。”（蒋孝游《编辑感言》句）可见编辑之初是有规划的，只不过是“未周”（谦逊之词）罢了。但从整本《年鉴》的编排布局可以看出，编辑们不愧为是当代的美术家，不仅在编目上动足脑筋，将繁杂门类编得一目了然，并请了当时的各个门类的著名人物严独鹤、庞元济、张乃燕、吴湖帆、马公愚、郑午昌、王福厂、颜文樑、张充仁、郎静山、姜丹书、陆丹林为序文、史料、师承纪略、美术家传略等题写卷首，更显现出编者的独具匠心和考虑之周详，同时也体现了该书得到当时艺术界权威认可的程度。2、“其间受经济影响，将陷于停顿者再三。”（王扆昌《编后记》句）1947～1948年之间，解放大军直逼江南，上海的经济处于“物价飞腾，一日数惊，”（王扆昌《编后记》句）濒临崩溃的状态，编辑这样一部巨著在经济上受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政府一向是忙于救国，忙于治安，对于艺术，好在不是当务之急，同时又好像与福利无关，向来听其自然，可有可无。社会上大多数人沉湎于货利，对于精神问题，他们另有见解，一般人目光中的艺术，不过是一种点缀品，甚至是奢侈品。负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美术的命运，几乎令人不堪设想。”（蒋锡颐序）从这段文字印证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及一般民众对于艺术，对于年鉴出版的态度；政府忙于内战，忙于镇压工人运动，忙于消灭上海的地下党活动，而市民们则忙于为一日三餐奔波。然而“我国美术家无不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政府从来不帮助美术家，美术家亦从来不仰求政府。每从冷落清苦的环境，自求灵妙愉快的安慰，不尤单瓢陋巷，不嫌轻视冷笑，而兢兢于美术之研习。偶逢水旱兵火，需要救济，则无不尽心力以赴；而于发扬文化，为国争光，尤肯群运群力，惟恐或后，并不期有所报酬。”（郑午昌序）郑午昌先生也在序文中因政府的不支持为编辑们抱不平。然后，编辑诸子在无奈之时，他们自有自己的对策，可以说这样的对策是被政府逼出来的，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打算。编辑们“于发扬文化，为国争光，尤肯群运群力，惟恐或后，并不期有所报酬。”（郑午昌序）齐心协力，靠众同仁的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度过难关。在主编先生的《编后记》中，有四份名单，可以想见当时克服种种困难的情景。第一份是“协助校编者，尤推陆丹林，姜丹书，俞剑华三氏审订最劳，编校同人中，以蒋孝游同学兄所耗精力独多”；第二份是“协助事务者，推陈景烈，石佩卿，王柳影诸兄奔走最力”；第三份是“捐助物资者，为马公愚，汪声远，陈巨来，张大壮，吴野洲，陆元鼎，张溪堂，江寒汀，朱积诚，张公威，姜丹书，吴青霞，俞剑华，戚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