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意识

龙源期刊网浅谈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意识作者：谢倩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14期课题项目：2012年教育部青年人才基金项目《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排序第四。摘要：汪曾祺小说创作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始终是游离于时代主题意识之外的民间叙事。文章从作家创作的两个重要时期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小说来分析其作品中的民间意识。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民间意识作者简介：谢倩（1979.6-），女，汉族，安徽合肥人，硕士，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汪曾祺小说创作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始终是游离于时代主题意识之外的民间叙事。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动荡不堪的年代，文学界倡导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时期汪曾祺的作品基本上是根据其自身情感意识和审美追求的需要进行创作的，使读者对美重新认识，进而增强其民族的审美认知。这个时期，汪曾祺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里的8篇小说讲述的都是普通百姓的民间琐事，展现的是百姓的平凡生活，体现了作家对民间生活美的追求，可以说与当时的战争主题相隔甚远。40年代的《鸡鸭名家》发表时，那时的文艺和政治紧紧结合在一起，批评家楼适夷曾指责他脱离现实生活，完全不关心当时政治主流，其实汪曾祺早已觉察到了自己已被排斥在主流以外，与当时文学思潮格格不入，但又不愿意去改变自己，于是出现了1949年《邂逅集》出版后犹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的结果，作家从此搁笔不写了。汪曾祺曾经对香港作家施叔青说：“长期以来强调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我做不到，因此我就不写，逻辑是很正常的。”[1]20世纪50-70年代30年间汪曾祺只创作了3篇小说《羊舍一夕》、《看水》和《王全》，前两篇是儿童题材的作品，反映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几个农村孩子纯洁、真诚、朴实的成长过程。《王全》是三篇中唯一一篇写成人的，整篇小说都是采用民间文学的叙事方式，交代故事情节非常清楚，通过语言方式来表现人物。1961年《羊舍一夕》发表时，正值写英雄、唱英雄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盛行之时，当时汪曾祺在作品中既没有重大题材，也没有时代标语口号，更没有对当时中国的苦难现实进行拷问，而是以一种田园牧歌的调子，轻松的氛龙源期刊网围，民间生活的情怀去写作，这与汪曾祺所表现出不追随主流、坚持民间意识的写作立场是分不开的。到了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在文学上接连登场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表达时代的主流意识，汪曾祺没有迎合主流文学，反而把笔锋转向40年前的民间生活，重温儿时的旧梦。作家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米店、饭店、药店、炕房、卤烧摊等各行各业的书写来展现生活中的小人物形象，如鞋匠、锡匠、车匠、挑夫、更夫、车夫、果贩等，描绘着丰富而复杂的民间生活面貌，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对苦难生活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守候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故土，过着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如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下蛋鸡的贼等等，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给我们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如《鸡毛》犹如一幅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养鸡图：文嫂放鸡、喂鸡，母鸡下蛋、进窝，都是极其普通的生活现象，但我们在这段文字里却读到了一种诗意，一种美，一种富有情趣的场景，一种优雅、从容的生活。这其中既有人的生活也有母鸡的生活，除了人的勤劳、善良，还有母鸡的清纯、可爱、优美和多情。这样的书写显然不仅仅是体现民间生活状态，而且对这种民间生活进行了诗意的提纯。这种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经过作家提炼为我们展现一幅幅生机盎然的农家小院图。除此之外作家还写了常人很少知晓，却真实存在的民间生活，如《受戒》里的和尚可以娶妻生子，杀猪吃肉，赌钱养女人，《大淖记事》中的姑娘媳妇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脱光了下河洗澡等常人不可思议的民间真实事件，丰富了读者对民间生活的理解。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篇东西，而作者本人却明确地强调“我们当然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进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2]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当时的创作仍然是在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民间。虽然已过40余年，但故乡人物的音容笑貌，淳朴风俗人情依然清晰地浮现在作家面前，其实这是一种民间还原意识，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就取决于这种意识，叙述着民间小人物及他们的生存状态，抒发着作者的民间情怀。不同的是汪曾祺笔下的这些人物不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那样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不同于英雄人物雄伟高大，作者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入手歌颂他们淳朴至真的美和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在80年代的很多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是汪曾祺民间意识的朦胧期的话，50-60年代就是见习，80年代就是理性的自觉。汪曾祺一生创作的两个重要时代40年代和80年代，均以故乡的童年往事为背景，远离时代主题，着手挖掘平民百姓生活中丰富的民间生活面貌，赞美世间的人情美、人性美。汪曾祺作品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显示出对人类共存状态的高度的人道关怀，表现出对人民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3]这正是汪曾祺民间性小说的价值所在。注释：龙源期刊网[1]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J].上海文学，1988，4.[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師范大学出版社，1998：289.[3]蒋述卓，李自红.新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J].文学评论，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