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律制度

第九章明朝法律制度教学目的：了解明朝法律对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作用；了解明朝的司法机关与诉讼程序及监察机构；掌握《大明律》的体例及《明大诰》的性质与内容，明律的内容与特点。教学内容：立法概况，法律内容的发展及其特点，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教学重点：明律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明律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教学难点：明律“轻其轻者，重其重者”的原因，明律对资本主义的摧残。授课方法：讲授、答疑教学时数：4学时主要参考书目：北大法学院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制史卷），北大出版社2000年版武树臣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元朝末年，统治腐朽，经济崩溃，黄河决口，灾难连年。农民无法生存，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出生佃农的朱元璋率领的一支红巾军，不久在江南地区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极为贫寒，从小给地主放牧牛羊，岁时旱蝗大饥，父母兄弟相继饿死，朱元璋无所依照，投奔寺庙当了云游和尚。当元军围剿义军，滥杀无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时候，不得已，17岁那年，投奔郭子兴的农民起义军，他作战勇敢，富有才干，足智多谋,受到郭子兴的器重,被召为女婿。后来，这支起义军就由朱元璋领导。他善于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为京城，称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统一封建国家之后，采取了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加强封建法制，整顿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经济又呈现出暂时的复兴景象。为巩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势力尤其强大。明太祖死后,朱棣为争夺帝位与建文帝发生了“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夺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后，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由宦官掌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预示着明王朝的衰败。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灾。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被清军打败。明朝灭亡。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也是高度发展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它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善的法制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清朝以及周边东南亚诸国的法制发展。明朝取得的立法成就，是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明初立法指导思想明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参与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观点。当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仅将大权集于一身，还以他个人的思想统一全国，立法思想与他的出身相关。他崇尚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暴力镇压主义，主张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酷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刑礼并用。这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适应了极端专制统治的需要。（一）肃正纲纪，重典治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下层贫民，亲身经历了元末的残暴统治及农民起义，深知元朝无视法纪，官吏极端腐败，农民倍受困苦，是导致其败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注意总结历史教训，以元朝灭亡为鉴，决心效法唐制，肃正纲纪，以图明朝的长治久安，遂提出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指导思想。朱元璋重典治国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是由于他认定当时面临着一个经济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内外矛盾交织的乱世。因为明朝建立初期，起义农民和大量流民仍然存在，元朝残余势力还在不断反抗，而且连年战争造成了经济衰败，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些都对明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要消除这些威胁，就必须实行重典治国。重典治国首先表现在重典治吏方面。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中央集权统治削弱，吏治腐败。特别是随着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盘剥和掠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也是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根源。因此，朱元璋试图通过重典治吏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他曾告诫群臣说：昔日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里非常愤怒。如今务必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决不宽恕。重典治吏是朱元璋对历代治国经验的总结，是强化君主专制皇权的重要措施。重典治国的另一表现是重典治民。明朝初年，由于土地和赋税等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一些参加反元起义的农民转而对抗新建立的明朝。针对这一严重威胁，朱元璋主张用重刑严惩那些敢于反对明朝统治的“顽民”，以达到“欲民畏而不犯”，“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的目的。为此，明初忠实执行朱元璋的重典治民思想，严厉镇压犯上作乱者的反抗活动，企图以此稳定统治秩序。（二）明礼导民，明刑弼教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推行重典治国思想，但同时也从历代经验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仅靠严刑峻法一味镇压，只能取得一时成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保证明朝政权的长治久安，在采用重典治国思想的同时，他也坚持奉行礼刑并用政策，曾明确提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刑所以弼教”等主张，强调将礼的预防犯罪职能与刑的镇压犯罪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推行德礼教化。这是对西汉以来形成的“德主刑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三）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朱元璋认为，宋元法律比较繁杂，既不利于普通百姓知法守法，也容易导致司法官员徇私枉法。因此，他主张“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要求立法简单明了，便于实施，反对法律“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以防止贪官污吏出入人罪。他还进一步强调法律条文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立法重点，集中发挥法律的作用。吴元年（1367年）律令颁布后，朱元璋担心百姓难以知晓，影响其实施效果，就曾命臣下编成《律令直解》，印发全国各地，要求百姓了解其内容。这些措施对于宣传普及法律，重建封建法制，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明朝的立法活动1．《大明律》明朝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其法律体系更趋完善，法律内容更加丰富。明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诰、例、典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补充。但在司法实践中，其他法律形式也分别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朝基本法典，它“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三十年始颁示于天下”，前后经过四个阶段，共历时三十年。第一阶段是吴元年的草创阶段。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后，令左丞相李善长等制定律令，当年十二月完成。这次编定律285条，令145条，合称吴元年律令。其中律承袭《元典章》体例，依六部顺序编排，引起刑律体例的变化。吴元年律令颁布后，又编撰《律令直解》为其注释，以便于百姓周知通晓。第二阶段是洪武六年的更定阶段。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命令儒臣四人会同刑部官员，每天给他讲解唐律20条，作为修订明律的参考。洪武六年冬，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草拟《大明律》，至洪武七年二月成书，编目仍依唐律12篇，但将《名例律》放在最后，律文也增至606条。这是《大明律》的正式制定。第三阶段是洪武二十二年的整齐阶段。洪武九年以后，《大明律》又经过数次修改。至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令大臣进行全面整理修订，将《大明律》改定为7篇，30卷，460条，又改《名例律》为首篇。经过这次整理修订，《大明律》基本篇章体例内容基本定型。第四阶段是洪武三十年的正式颁行阶段。历经三十年的更定和修改，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终完成并颁行全国。作为明朝的一代大法，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大明律》经这次正式颁行以后，继任各代未再对律文内容进行修改。《大明律》历经三十年的反复修改补充，扭转了元朝落后的立法习俗，重新确立了中华法系的立法传统，成为我国君主专制社会后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其主要变化和特点，一是简明扼要。《大明律》全律共7篇，30卷，460条，是此前历代法典中最简明扼要的一部。二是变更体例。《大明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国家机关分工编目，改变了以往法典分立篇目的原则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立法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利用立法手段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意图。《大明律》的反复修订，反映出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立法，也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因此，《大明律》直接影响了清朝和东南亚各国的封建立法。《大明律》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2）明《大诰》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为了整顿吏治，警戒臣民，扭转世风，朱元璋还亲自编纂并先后颁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四编《大诰》。诰文共有236个条目，由严惩臣民犯罪的典型案例、高于《大明律》效力的峻令和朱元璋对臣民的训导等内容所组成，主要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多数峻令有具体量刑标准，具备了古代刑事特别法规的基本特征。由于它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规范。明《大诰》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赃官吏和害民豪强，最大的特点是法外用刑。与《大明律》相比，明《大诰》有着明显的区别：A.用刑加重。明《大诰》列举的案例，绝大多数是轻罪重刑。有的犯罪在《大明律》中已有规定，但明《大诰》则加重处以非常之刑。如滥设官吏，《大明律》仅杖一百、徒三年，明《大诰》则以其乱政而改处族诛；违限不纳夏粮，《大明律》仅杖一百，明《大诰》却改处凌迟；贪赃罪，《大明律》计赃论罪，明《大诰》一律处死。B.法外处刑。明《大诰》的许多规定，是《大明律》所没有的。如几位有气节的文人，因应征不到、拒绝做官、不食皇粮，明《大诰》即将其处死，并株连亲属。C.酷刑繁多。明《大诰》推行重典治国原则，规定了许多《大明律》所没有的酷刑，如墨面纹身、挑筋去指或去膝盖、断手、刖足、阉割等等。D.重典治吏。在明《大诰》236条中，治吏之条占80%以上，有关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尤多。朱元璋试图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改善吏治状况，强化专制统治的整体效能，通过治吏达到治民的目的。朱元璋对其四编《大诰》非常重视，曾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推行。然而，靠强权推行“御制圣书”，终究不能长久。朱元璋死后，明《大诰》的地位渐渐下降，但其“重典治世”的内容精神却被沿袭下来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大诰》，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3）《问刑条例》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明初在司法实践中，除律、诰之外，曾运用条例。孝宗弘治（1488—1505年）年间，议定《问刑条例》297条，颁行天下，与律并行。世宗嘉靖（1522—1566年）年间，重修为249条。神宗万历（1573—1619年）年间，又增至382条，并以“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将条例与《大明律》合编刻印，称为《大明律附例》。综上所述，明朝中期以前，《问刑条例》一直与《大明律》并行；至万历以后，又以条例附于律后，采取律例合编形式。这一做法也为后来的清律所沿用。（4）《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是仿照《唐六典》体例编纂的一部行政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