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严肃的荒诞派入戏的局外人阿尔贝·加缪生平经历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荒诞哲学”的代表。加缪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被成为“年轻一代的良心”，其成名作《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数突破千万册。他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不幸遭遇车祸英年早逝，年仅47岁。作品风格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人道主义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二元对立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与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存在主义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以《鼠疫》为例，《鼠疫》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不象让-保罗·萨特和海德格尔的那般艰深，至少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加缪认为世间的混乱和荒谬是必然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没有他的必然的意义与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道，从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带来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存在主义本身就否定了“意义”，把人放逐到了荒芜的沙漠。可是和这种哲学相反，存在主义哲学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诚追随者。主要作品《西西弗神话》的副标题就是《论荒诞》。不断地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认识到自己命运的荒诞，他用无休止的努力默默地进行反抗，用成功的希望支持着自己，在痛苦之中成为荒诞的英雄。加缪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单调之极：“起床，有轨电车，4小时办公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4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顺着此道走下去……”现在的工人天天从事同样的劳动，实际上也是同样荒诞。直到有一天人们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时，荒诞感也就随之产生了。《局外人》是加缪小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堪称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最著名小说之一，“局外人”也由此成为整个西方文学-哲学中最经典的人物形象和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通过塑造莫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莫索尔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鼠疫》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著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著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干的记者被迫过著无亲无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参与自愿队消磨时间。主角里厄医师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魔。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两人的分裂在所难免。围绕加缪的《反抗者》，两人在萨特主编的《现代》刊物上发生论战。让松——刊物的一个普通编辑——写了长文抨击加缪，挖苦加缪是“君子”、“红十字道德”等，言词激烈。加缪怀疑这篇文章是受萨特的指使而写（事实上萨特也感到为难，因为他的刊物必须对《反抗者》发言，但又不同意加缪的见解，犹豫了一阵子后，才由让松写了上述文章，萨特也觉得措辞过于严厉），感到友情受了伤害，紧接着写了著名的“致主编先生”一信，将矛头对准萨特：“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两位朋友因思想对立而陷入情绪的激烈状态，一场“争吵”之后，从此势不两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问题最终成为萨特在这条线路上的滑铁卢：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萨特在接受采访时当即宣布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并且在其刊物《现代》上推出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专题，成为他和党派之间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萨特承认，在这之前，他“封闭了一切道德观念”和自我判断，而如今的自我回归让他欣喜。20世纪70年代以后，萨特谈到他在50年代是如何克服甚至压制早年的“道德主义”的，说那一切都是为政治现实主义让路。其实，萨特早在戏剧《肮脏的手》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矛盾心理，剧中描写党棍路易斯等人的粗暴和手段的卑鄙，实际上是对历史现实的批判。“匈牙利事件”是一个极限，他不可能允许自己矛盾下去。在以后的许多历史事件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为一切受压迫者说话，“成了一个观点举足轻重的道德在场者”。这就是说，他在道德人性的点上，与加缪殊途同归。然而，他和加缪都没有丝毫和解的意思。名言名言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这可太真实了。我们宁肯避免与他们往来。相反，最为经常的是我们对和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因此，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只是希望在我们的道路上受到怜悯和鼓励。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正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才值得一过。我始终不理解，到什么程度人会感到日子是既长又短的。日子过起来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居然长到一天接一天。它们丧失了各自的名称。对我来说，唯一还有点意义的词是“昨天”和“明天”。名言为了改变自然的冷漠，我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苦难阻止我把阳光下和历史中的一切都想象为美好的，而阳光使我懂得历史并非一切。人就应当在这冰冷而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中带着伤痛活着。人消除不了世界的荒谬，但能尽可能地享用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我明白我不能永远做局外人。因为终有一天你要被曝晒在烈烈阳光下，阳光如锋芒催逼着你，你如若不开枪打破这平静，就要被打死直至永远平静。而我一定要避免这种两败俱伤的选择。所以我得回来。我无保留地爱这生命，愿意自由地谈论它，因为它使我对我作为人的处境感到骄傲。然而，人们常常对我说：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不，确有可以骄傲的东西：这阳光，这大海，我的洋溢着青春的心，我的满是盐味儿的身体，还有那温情和光荣在黄色和蓝色中相会的广阔的背景。名言旅行剥夺了我们的隐身所。我们远离家人，远离母语，离开了所有的支撑点，被剥下了面具，我们浮在了自身的表皮之上。但正因为自己感觉到心灵上有创伤，我可以让每个人，每件事，都恢复奇迹的价值。矛盾就在此，人拒绝现实世界，但又不愿意脱离它。事实上，人们依恋这个世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远非要忘记这个世界，相反，他们为不能足够地拥有这个世界而痛苦。一方面，人们固执地混淆婚姻和爱情，另一方面，又混淆幸福和爱情。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婚姻是幸福的，尽管没有爱情比拥有爱情更为经常。作品年表作品年表萨特为加缪写的悼词从半年前，直到昨天，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们迟迟不作选择，可一旦作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他和我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这并不妨碍我经常想到他，在他阅读过的书报的篇页里感到他的目光，并且自言自语说：他会怎么说呢？他此刻在怎么说呢？随着事件的变迁和我情绪的不同，有时我认为他的缄默过于谨慎，有时又认为他的缄默非常痛苦。他的缄默，就如热和光一般，是一种日常必需的特质，不过是一种人的特质。人们可以同意或反对他的思想，他在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那部最优美也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堕落》——中所透露的思想；但人们在生活中总要体验这种思想。这是我们的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奇遇，一种运动，人们一直在试图猜测这运动究竟包含哪些阶段，何时才是它最后的终结。他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同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但是反过来，通过他顽强的拒绝，他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与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金犊偶像的崇拜者们背道而驰，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可以这么说，他就是这不可能的确证的化身。只要稍加阅读和思考，人们就会碰到他紧攥在掌心的人的价值问题：他经常对政治行为提出怀疑。要么改变它，要么反对它：总之，这对于构成精神生活的紧张状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近几年来，连他的沉默也具有讲究实际的面貌了：这位荒谬的笛卡儿主义者拒绝离开道德说教的安全地带，踏上没有把握的实践的道路。我们猜度他的心思，也猜度着他闭口不谈的那些冲突：如果仅就道德而言，那么这道德同时既要求叛逆也要求遵从。我们一直等待着，必须等待，因为必须知道：无论加缪可能干些什么或作出何种抉择，他始终是我们文化领域里的一支主要力量，始终以他自己的方式体现着法国和本世纪的历史。不过我们也许可以说已经知道并且理解了他的历程。他完成了一切——整整一番事业；而又一如既往，一切都有待于完成，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的事业就在我面前。”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死亡特别骇人听闻，是因为人类秩序反被不人道的事物所废除。人类秩序现在还只不过是一片混乱，它是不公正的，不稳定的，人们在这种秩序中残杀、饿死：可无论如何，它已经由人类建立和维持着，又在遭到人类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