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2)•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战乱、动荡的时代。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仅西晋政权有过三十多年的短暂统一，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分裂、割据、对峙之中。由于汉末豪强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秦汉时期缔造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迅速瓦解，先后建立起数十个割据政权。•为了巩固政权，扩大势力范围，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一些立法活动，推动了法律制度的持续发展和逐步完善。受当时社会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长期的分裂割据使立法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除西晋《泰始律》曾一度成为适用于全国的统一法典外，其他各个时期的法律制度都仅局限于某一狭小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其次，随着秦汉统一国家的解体，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相对削弱，各种法律思想比较活跃，律学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立法技术与律典的篇章体例结构日趋成熟，刑罚制度及法律体系得到新的发展。第三，汉末魏晋以来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使官僚贵族特权法进一步膨胀，也使法律制度出现进一步儒家化的趋势。•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性质，是秦汉法律制度向隋唐法律制度过渡的重要阶段。从立法思想到立法活动，法律形式到律典体例，法律内容到司法制度，这一时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法典结构与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1.《蜀科》•三国初期，社会形势还很不稳定，各国尚不具备制订新法的条件。同时，三国统治者都在争夺“汉室”正统地位，也不便于彻底废除汉律。所以，第一阶段基本属于沿用汉律。蜀汉政权建立初期，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五人就曾共同制定《蜀科》，作为国家基本大法。•2.《魏律》鉴于汉代律令繁杂，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称为《魏律》或《曹魏律》。《新律》是“删约旧科，傍采汉律”而成，但比汉代旧律有很大改革：首先，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其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再次，进一步调整法典的结构与内容，使中国封建法典在系统和科学上进了一大步。•《新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克服了旧律“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严重缺陷；既大大扩充了正律的内容，使其更加丰富全面而又简明扼要，突出了律典作为国家基本大法的主导地位，也使其篇目分类更为系统确当、条理规范，推动了立法技术的进步。•3.《晋律》颁行与张杜注律西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晋律》对汉魏法律继续改革：(1)精简法律条文，形成20篇602条的格局。(2)与魏律相比，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丰富了刑法总则的内容。(3)同时对刑律分则部分重新编排，向着“刑宽”、“禁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张杜注律：在《晋律》颁布的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经验，经晋武帝批准颁行，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晋律》亦称“张杜律”。4.北朝各代的立法成就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以少数民族政权立国中原，为了站稳脚跟、发展势力、巩固统治，他们都很重视法制建设，先后积极进行立法，频繁制定律典法令。•《北魏律》的制颁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晋立法成果，采诸家法典之长，经过综合比较，“取精用宏”修成《北魏律》20篇，成当时著名的法典。西魏-《大统式》•东魏-《麟趾格》•北周-《大律》•5.《北齐律》的制定北齐政权全面总结历代立法经验，历经十余年修成当时最有水准的法典《北齐律》。《北齐律》共12篇。特点：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充实了刑法总则，精炼了刑法分则，使其成为11篇，即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影响：《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封建后世的立法影响深远。•5.法律形式的变化这一时期法律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为用的立法格局。(1)科起着补充与变通律、令的作用。(2)格与令相同，起着补充律的作用，均带有刑事法律性质，不同于隋唐时期具有行政法律性质的格。(3)比是比附或类推，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处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4)式是公文程式。•二、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法律儒家化进一步加强：•即引礼入律、纳礼入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法律内容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礼法结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在汉代中期以后的法律儒家化的基础上更广泛、更直接地把儒家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礼、法更大程度上实现融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八议”入律与“官当”制度确立(1)“八议”。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时，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此制度，主要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包括：①议亲(皇帝亲戚)②议故(皇帝故旧)③议贤(有传统德行与影响的人)④议能(有大才能)⑤议功(有大功勋)•⑥议贵(贵族官僚)⑦议勤(为朝廷勤劳服务)⑧议宾(前代皇室宗亲)此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重要内容，唐律中的名例律在五刑、十恶之后即规定了八议制度。•(2)“官当”。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①——《北魏律·法例篇》规定：每一爵级抵当徒罪2年；②——南朝《陈律》规定更细，凡以官折抵徒刑，同赎刑结合使用。如官吏犯罪应判4～5年徒刑，准许当徒2年，其余年限服劳役。若判处3年徒刑，准许以官当徒2年，剩余1年可以赎罪。表明当时封建特权法有进一步发展。•2.“重罪十条”的产生北齐为维护封建国家根本利益，在《北齐律》中首次规定“重罪十条”，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重罪十条”分别为：(1)反逆(造反)；(2)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3)判(叛变)；(4)降(投降)；(5)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6)不道(凶残杀人)；(7)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8)不孝(不侍奉父母，不按礼制服丧)；(9)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10)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注意：《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把“重罪十条”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增加了法律的威慑力量。•3.“准五服制罪”的确立《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准五服制罪”的制度。•所谓“五服”，即根据血缘亲属关系远近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中国传统父系家族血缘亲属的长幼范围，通常包括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世系，统称九族。在此范围内的直系血亲与旁系姻亲均为有服亲属，按服制规定应为死者服丧。•依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丧服质地的粗细及其制作的不同，服制分为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等，故称“五服”。按照规定，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九族之内亲属之间相互侵害的犯罪行为，要根据五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定罪量刑；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4.刑罚制度改革-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肉刑制度逐渐废止魏晋南朝法律都没有肉刑的明确规定，只有北朝的北魏和东魏法律仍有腐刑记载。西魏大统十三年和北齐天统五年（569年）分别下令，应宫刑者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宫刑正式从法律上予以废止。•曹魏《新律》首次提出新五刑制度的概念，包括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赎刑、罚金、杂抵罪七种刑名西晋《泰始律》将其简化为死刑、髡刑、赎刑、罚金、杂抵罪五种刑名•北齐律沿袭北魏五刑制度，规定杖刑、鞭刑、劳役刑、流刑、死刑。•北周进一步改革，正式将五刑规定为：杖刑、鞭刑、徒刑、流刑、死刑。•三、司法制度的新变化•1.司法机关的新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关的设置基本沿袭东汉，中央大都仍以廷尉为最高审判机构。但其中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如孙吴曾设大理，北周改称秋官大司寇，北齐则改设大理寺，并扩大了机构编制。值得注意的是，自魏明帝时起，采纳卫觊建议，首次在廷尉中增设律博士一职，负责教授法律，培养司法人员，成为我国最早设置的专门从事法律教育的机构和官员。•2.皇帝直接审判录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加强专制君主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皇帝直接干预或亲自参加司法审判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魏明帝就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他不仅对立法活动极为重视，专门组织制定了曹魏一代的基本大法《新律》，而且对司法审判活动也十分关注，曾于太和三年（229年）特意把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将其变成凌驾于廷尉之上的临时最高法庭，“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为了加强对各级司法机关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当时还普遍实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亲自参与审讯录囚活动。如大明七年，宋孝武帝曾专门前往建康秣陵县、南豫州及江宁、溧阳、永世、丹阳等县“讯狱囚”。不仅如此，皇帝也常派司法官员或亲近大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如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还明确下诏规定：钦差大臣前往各地牢狱录囚，遇有疑情或延滞要随时奏报。•3.改进上诉直诉制度除不断改进上诉制度外，一些政权还建立了直诉制度。西晋已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允许有重大枉屈者击鼓鸣冤，直诉中央甚至皇帝。上诉直诉制度改变了以往不准越诉的规定，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检察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或纠正冤假错案。同时，这项规定也促进了司法制度的集权化。•4.完善死刑复奏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了慎重对待和处理死刑重罪，也为了使皇帝直接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完善死刑复奏制度。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曾下令廷尉及各级狱官，对要求恩赦的死罪重囚，要及时奏闻朝廷。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规定，凡死刑重犯须上报朝廷，由有关人员严加听察。•北魏太武帝也明确规定，各地死刑案件一律上报奏谳，由皇帝亲自过问，必须无疑问或冤屈方可执行。这一死刑复奏制度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制度，曾发展为隋唐时期的死刑三复奏与五复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