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资企业的议价能力、管理控制和绩效

中美合资企业的议价能力、管理控制和绩效：比较案例研究本文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伙伴之间的四家合资企业进行了比较案例研究。得出了潜在合作伙伴的议价能力影响了合资企业的管理控制结构，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绩效的结论。并确定了几种与正式控制结构和影响绩效相互作用的几种非正式控制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调查了合资企业的演变。提出了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一体化模式。国际合资企业是一种迅速发展的组织形式，在各种学术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尽管如此，对合资企业的学术理解仍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和深度。先前的研究报告称，合资企业的失败率和不稳定率很高(Franko,1971;Harrigan,1986;Kogut,1989;Levine&Byrne,1986)，以及预测成功创业的因素仍不清楚(Geringer&Hebert,1991;Parkhe,1993)。此外，对现有概念模型进行测试的实证研究要么产生了矛盾的结果，要么很难进行比较，因为在衡量变量的方式上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合作伙伴谈判的视角来看待合资企业的形成。我们将合资企业设想为合作伙伴之间的混合动机游戏(Lax&Sebenius,1986;Hamel,Doz，&Prahalad,1989)。根据谈判的观点，每个合资伙伴的相对议价能力决定了合资企业所采用的管理控制模式。此外，母公司控制还被假设为决定绩效的关键因素。尽管之前的研究人员已经对第一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Blodgett,1991;Fagre&Wells,1982;Killing,1983;Lecraw,1984)，但研究很难进行比较，因为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测量了这两个变量，控制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提供了相互矛盾的结果(seeGeringerandHebert[I9891forareview)。在国际合资文献中，Lecraw(1984)指出，母公司控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争议。以前研究的其他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例如，(1)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资企业为何获得了相互矛盾的结果(Beamish,1984,1985,1988)；（2）迄今为止，纵向研究在研究中代表性不足，因此，人们对合资企业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的了解甚少；(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研究都采用跨国合作伙伴的观点，并排除了发展中国家伙伴的观点；（4）只有两项研究同时探讨了议价能力与控制及控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Killing,1983;Lecraw,1984).。在本论文的研究中，我们利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来重新审视议价能力、控制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试图通过几种方式克服上述限制。首先，我们在同一研究中研究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入、比较案例的研究，我们试图理清在现有文献中对这些关系的困惑和不一致。通过提供调查方法遗漏的详细解释，案例研究为这些变量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见解(Eisenhardt,1989;Glaser&Strauss,1967;Yin,1989)。其次，我们试图通过分析合资企业的动态方面来改进现有的模型，这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Parkhe,1993a)。通过追踪合资企业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便能发现合资企业的变化。在这方面，比较案例研究是有用的，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研究组织变化(VandeVen&Poole,1990)。第三，我们的数据均来自合资双方的调查和说明。第四，国际合资企业的研究已经考察了议价能力、控制和绩效，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合作伙伴之间建立的合资企业。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加深对发展中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资企业的理解，从而丰富中国的经验。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经济体（从中央控制向市场导向过渡）的国际合资企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Beamish,1993;Child,1991;Daniels,Krug,&Nigh,1985;Davidson,1987;Pearson,1991;Pomfret,1991)。据报道，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合资企业议价能力、控制权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环境(e.g.,Campbell,1988;Ho,1990;Mathur&Chen,1987;Shan,1991;Tung,1982)或者仅仅是描述性的(e.g.,Campbell,1988;Eiteman,1990;Hendryx,1986;Mann,1989;O'Reilly,1988;Schnepp,VonGlinow,&Bhambri,1990)。尽管最近做了很多研究，但关于在中国的国际合资企业的管理和组织问题的深入的实证研究是有限的(e.g.,Beamish,1993;Child,1991;Lo,1989;Newman,1992;Pearson,1991;Teagarden&VonGlinow,1990)。西方对中国环境的研究成果的适用性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Child,1991)。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刺激了大量的合资企业。20世纪80年代，美国签署了超过2万份国际合作协议，投资总额超过260亿美元。（美国-中国工商理事会，1990年。）中国合资企业的快速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新的体制环境下研究国际联盟的有趣且具有挑战性的机会(Child,1991)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介绍来自现有文献的初步概念框架。继Yin(1989)之后，他认为案例研究应该从理论命题开始，我们这项研究始于一个理论框架，将议价能力、管理控制和绩效联系起来。然后我们使用分析归纳的方法(Cressey,1953;Glaser&Strauss,1967;Robinson,1951;Znaniecki,1934)分析四个中美的合资企业。理论背景如前所述，我们通过谈判的角度来解释合资企业中合作伙伴之间的控制权分配问题。谈判的观点认为，合作伙伴的相对议价能力是决定合资企业控制模式的关键变量(Blodgett,1991;Harrigan&Newman,1990;Lecraw,1984)。下面，我们将研究这些关联要素的含义，并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持。议价能力议价能力指的是议价权人能够积极地“讨价还价”(Lax&Sebenius,1986)，以赢得另一方的让步(Dwyer&Walker,1981;Tung,1988)，并影响谈判的结果(谢林，1956)。调查议价的研究人员和调查资源依赖的人都发现了议价能力的来源。讨价还价理论的支持者们提出，讨价还价的人在谈判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替代方案的可用性，会影响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巴巴赫和劳勒，1984）。股权依赖于谈判关系及谈判结果的议价者的水平。股权与议价能力是负相关的。谈判人员可以选择的替代方案规定，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选择不同的安排，以实现在谈判中寻求的相同目标。因此，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与议价能力呈正相关。有更多选择的议价一方更强大，因为它可以威胁退出当前的谈判，并行使其最好的替代谈判协议(Fisher&Ury,1981)。由于利害关系和备选方案的可用性与谈判发生的环境有关，我们将其称为基于企业成长过程的议价能力的来源。另一方面，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Salancick,1978)提出，在组织间关系中占有或控制关键资源构成权力。如果一个公司比它的合作伙伴为组织间的安排提供更多的关键资源，它将会比合作伙伴更强大。简言之，潜在合资企业合作伙伴的相对谈判能力由谁为企业带来什么和多少(Harrigan,1986)确定。如果合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贡献的资源，那么合作伙伴就会获得谈判的权力，这是“成本高昂或不可能由其他合作伙伴替代的”(Root,1988:76)，并且这对合资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Harrigan&Newman,1990)。管理控制管理控制指的是一个组织对其下属单位和成员施加影响的过程，从而实现组织目标(Arrow,1974;Flamholtz,Das,&Tsui,1985;Ouchi,1977)。然而，在合资企业中对控制权的概念是有问题，因为两个或更多的母公司都可能会影响一个企业的活动。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讨论了赞助组织在影响合资企业战略决策和管理其重要活动方面时的管理控制结构。Geringer和Hebert(1989)将国际合资企业的母公司控制分为三部分:范围、程度和控制机制。控制范围规定了合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控制的程度是母公司控制的程度。控制的机制指控制执行的手段。以前的研究都集中在不同的控制方面:Killing(1983)和Lecraw(1984)是在管理程度的控制上，Geringer(1986)是范围的控制以及Schaan(1983,1988)的范围和机制的控制。因此，他们的结果几乎是不可比拟的。我们的多元化的管理控制方法增强了我们研究的综合性和可比性。议价能力与管理控制的关系先前的研究试图阐明合资企业中合作伙伴的议价能力与他们的管理控制水平之间的关系。Lecraw(1984)发现，讨价还价能力的三个方面——技术领导力、广告强度和跨国合作伙伴的出口能力——显著地促进了管理控制。在一项关于发达国家之间35个国际合资企业的研究中，Killing(1983)报告说，合作伙伴各自的贡献决定了合资企业的控制结构。例如，如果一方贡献了技术，而另一方拥有营销方面的专长，那么共享控制是最可行的安排。其他研究(Blodgett,1991;Fagre&Wells,1982)也报告了议价能力与控制之间的积极关系，但在这些研究中，控制是由合伙人之间的所有权分割来衡量的。绩效在组织文献中，绩效的配置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seeGoodmanandPennings[I980]orLewinandMinton[1986]forareview)。争论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绩效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进行评估，而且很少有绩效指标被广泛接受。在合资企业中，绩效评估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合伙企业中的每一方都可能采用特殊的标准。有关合资企业绩效的文献揭示了三种主要矛盾发生的情况:（1）谁的评估标准用来作为评估绩效的标准，合资中的一方？合资双方？还是合资企业的管理层？（2）绩效指标的变化，可能从主观判断到财务指标。（3）随着风险投资的成熟，不同绩效措施的适当性的变化(seeYanandGray[I9941forareview)。这些不一致使得交叉研究比较以及对合资企业业绩的概括尤其成问题。在Schaan(1983,1988)和我们早期的研究(Yan&Gray,1994)之后，我们采用了一种多维度的方法来实现合资企业的绩效，并结合了多个参与者的观点。具体来说，我们使用了每个伙伴对其实现战略目标的程度的评估来作为衡量业绩的指标。管理控制和绩效的关系对母公司控制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模糊的结果(Geringer&Hebert,1989)。在一项关于发达国家合作伙伴之间的国际合资企业的研究中，Killing(1983)发现，有一个显性母公司的企业比那些拥有共同管理的企业更出色，而控制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是u型的。Beamish(1984年，1985年)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资企业的样本中得出结论，外国公司的主导控制与绩效呈负相关。但当当地合作伙伴主导合资企业时，却没有发现这种关系。因此，Beamish提出，合资企业经营的经济类型可能会缓和控制绩效关系。然而，Lecraw(1984)的研究表明，一家合资企业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能并不像Beamish所建议的那样重要。通过在五个发展中亚洲国家的合资企业样本，Lecraw发现了一种积极的、粗略的控制与绩效之间的线性关系，这一发现与Killing(1983)的发现一致。其他研究人员注意到，控制和绩效的关系是间接的，因此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seeGeringerandHebert[I9891forareview)。我们认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控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为积极的条件，并且应把合资企业经营的经济类型视为重要的应急措施。国际合资企业的结构重组研究人员将合资企业定性为过渡性组织形式(Davidson,1982;Harrigan,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