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案例

在爱琴海的旁边，有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希腊首都雅典(Athens)。它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环山，一面傍海，西南距爱琴海法利龙湾８公里。雅典市内多小山，基菲索斯河和伊利索斯河穿城而过。雅典是希腊最大的城市，面积９０万公顷。雅典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历史古城。相传,古时候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赛顿为争夺雅典的保护神地位，相持不下。后来，主神宙斯决定：谁能给人类一件有用的东西，城就归谁。海神赐给人类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人类一颗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人们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结果这座城归了女神雅典娜。从此，她成了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因之得名。后来人们就把雅典视为“酷爱和平之城”。雅典对欧洲及世界文化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有记载的历史就长达3000多年，自古有“西方文明的摇篮”之美誉。在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然而，这位一生热爱智慧、追寻美德和知识的人却被雅典人经过民主的审判判处死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呢？根据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是一位爱智慧的哲学家，善于雄辩。但是苏格拉底在宗教信仰上和雅典人民发生了冲突。在古代希腊，人民除了信奉奥林匹亚山的神以外，整个城邦还信奉自己专有的神，在雅典是“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这是雅典民主的象征。但是苏格拉底却不信奉这两个神，因为他鄙视雅典的民主和议会制度。苏格拉底遭到了起诉。起诉苏格拉底的是雅典的三个公民，一个代表演讲家，一个代表诗人，一个代表手工艺人和政治领袖。控告苏格拉底的起诉书称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教导他的年轻朋友蔑视现行制度，使得他们强暴起来。不相信国家所信奉的神，而相信还有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苏格拉底的案件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500名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由于陪审员们常常被口才折服，常常忘记了正义，而苏格拉底的能言善辩是赫赫有名的。因此苏格拉底的最亲近的弟子央求他准备一份雄辩而有力的辩护词，但苏格拉底却拒绝了。他说他信奉的神灵告诉他不要这么做，他并不想取悦于陪审团而获得同情。在第一次投票前，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发言丝毫不能博得陪审团同情和宽恕，相反，陪审团被苏格拉底的自负激怒了。苏格拉底自称他有自己的神灵指导，神殿里的神谕宣称没有人比他更贤明。苏格拉底像一个饶有兴致的斗牛士，而不是来寻求陪审团息怒。在对苏格拉底的第一次投票中，以280票对220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应当说，判定有罪和无罪的票数非常接近，如果有30个陪审员把有罪票改投无罪票，陪审团的两派意见就各有250票。而根据当时雅典的制度，不相上下的表决最后是按有利于被告一方解决的。在雅典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共投两次票。第一次投票是要表决有罪还是无罪，如果裁定有罪，陪审团又要在量刑上再投一次票。但是陪审团不能自己决定刑罚，它得在起诉方面所建议的刑罚和辩护方面所建议的刑罚之间作一选择，而不是折中。虽然第一次投票被判定有罪，但在实施刑罚上做出轻一些的裁决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这一次苏格拉底依然放弃了宽大处理的机会。他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此后的余生中享受雅典市政厅为他免费提供的一日三餐，要知道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尊贵待遇！苏格拉底知道这下玩笑可开大了，于是正儿八经第提出愿接受罚款，但必须是象征性地罚款。他的弟子们赶紧劝说他提出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数目，于是苏格拉底增加了罚款的力度。不过陪审团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已经被受戏弄的愤怒所掩盖，最终，在第二次投票中，苏格拉底非但没有获得陪审团的好感，本来有利于他的80票也投到了对方的阵营，360票对140票，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但是苏格拉底还有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他忠诚而富有的朋友克里多在千方百计搭救苏格拉底，克里多告诉苏格拉底，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笔钱帮助苏格拉底逃跑，他的仰慕者则做好准备接应他及其家人。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因为他看来，法律一旦裁决，便即生效。因而，即使这项制度的裁判本身是错误的，任何逃避法律的制裁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他也没有权利躲避制裁。苏格拉底说，“假定我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你想采取行动来破坏我们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开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法律规定,判决一经宣布就生效。我们能这样说吗？‘是的，我是打算破坏法律，因为在我的审判中国家通过错误的判决，冤枉了我。’”他又借助雅典法律说：“如果我们（指雅典法律）想要处死你，并坚信这样做是公正的，难道你以为你有特权反对你的国家和法律吗？你以为你可以尽力摧毁你的国家及其法律来作为报复吗？”，“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你并不是我们法律的错误的牺牲品，而是你的同胞们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你以不光彩的方式逃离这个地方，以冤报冤，以罪还罪，破坏与我们订立的契约，伤害了你最不应伤害的----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法律；——那么，你生前将遭到我们的憎恨，死后当那个世界的法律知道你企图伤害我们----他们的兄弟，他们也就不会友好地对待你。”苏格拉底终究没有逃走。苏格拉底在饮下毒鸠之前，还与他人讨论哲学问题，在行刑的人告诉他毒药需要活动才会发作时，他毫不迟疑地活动起来。苏格拉底从容选择了死亡可能还有他更多的考虑，也许他想以自己的死亡来嘲讽希腊的民主制度，雅典这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却对一个仅仅运用言论自由而没有任何犯罪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将给雅典民主留下永远洗不清的污点；也许他真的惧怕“寿则多辱”，担心自己年老体弱多病，视力和听力减退，思维变得迟钝，总是感到病痛而丧失生命的乐趣，不如让陪审团来避免这一切，但无法否认的是他在教导雅典人维护自己的城邦和法律，他用自己的接受不公的判决践行他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法律的信仰。作为古希腊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充满了悲剧色彩。姑且不论最终的死亡是古希腊民主的过错还是苏格拉底自己的选择，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足以让号称民主的雅典蒙羞。马克思曾说，追究思想倾向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公民政治权利。只要不引起霍尔姆斯法官说的“当前的、明显的危险”，人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在制度上以今非古似有不公。真正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这个看似“民主”的程序，却造就不公正的结局，如同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法西斯德国的统帅一样，民主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的好东西么？当代民主制度在人类社会得到普遍赞誉的同时，普通公民如何理性对待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能真正让民主贡献出制度价值和公共理性？苏格拉底的审判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核心提示】无论是对于言论自由的执著，还是对于服从法律的坚信，苏格拉底都诉诸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公民的自由意志，言论自由与服从法律之间的冲突，终于在这里握手言欢。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西方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伟大实践者。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没有什么人比苏格拉底之死更能如此深深震撼人类的心灵了。但与耶稣受难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选择牺牲，尽管也总诉诸“神已经指明了道路”之类的话语，似乎颇有耶稣完成了神的使命的那种自觉与自信，但作为俗世的圣人，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选择，却有着自身独特的意蕴。苏格拉底是被指控犯有亵渎神灵、败坏青年两大罪行而为雅典的陪审法庭判处死刑的。亵渎神灵的指控，是说苏格拉底不相信神或只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对于这样的指控，苏格拉底的申辩似乎含糊其辞，但其实颇有深意。苏格拉底追问指控者美勒托说，你所指控的目的究竟何在？是指我不像人类的一般信仰那样相信太阳和月亮是神吗？美勒托的回答是，苏格拉底肯定不相信神，因为他说太阳是一块石头，月亮是一团土。对于这样的回答，苏格拉底反问说那不也是对阿那克萨戈拉那些自然哲学家的控告么？因为在自然哲学家尤其是德谟克利特的眼里，世界万物的本原就是“原子”和“虚空”。这样看来，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不相信神，其核心争执倒不在于相不相信，而在于相信的“神”究竟是什么？早期的希腊文明与其他民族的文明起源一样，对于世界本原的解释往往总是诉诸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经历了从神话到多神崇拜的宗教这样的历史过程，几乎每一个城邦都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有序崇拜的“神谱”。苏格拉底对那种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崇拜（如认为太阳是神），当然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自然神的顶礼膜拜，无异于取消了人类理性力量的根基。而对于超越简单的表象世界、以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作为世界基础的宗教，苏格拉底也是与其分道扬镳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正是要确立人类理性认知的力量。所以，哲学能够达到并揭示的真理尽管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一致，是隐秘的，并且暗藏于不可见的世界中，“但是哲学将神秘的事物公开化。它不是将神秘之物当做不可言说的幻象，而是把它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通过自由探讨、争辩或教学，神秘的理论转变成一种旨在为所有人分享的知识。因此，哲学所强调的真正实在并非神话中的超自然物的继承者”〔1〕。苏格拉底正是努力寻找这一真正实在的冒险家，如果说他不相信神，那是对的，因为他的确不相信那些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换句话说，他不崇拜偶像。不仅如此，真正实在的自由探讨与理性争辩势必将真理开放出来，使其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神”真正存在，那也不属于神秘之物或不可讨论的对象，城邦硬性规定对某种“神”（譬如太阳神阿波罗）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符合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只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雅典城邦认可的神，也是对的，因为苏格拉底明显指出自己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而这些超自然的存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诸神。但这种超自然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柏拉图没有在《申辩篇》中为自己的老师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但从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来看，肯定不是雅典这个城邦所指定的阿波罗神之类的东西，而是他内心深处所坚持的至高无上的理性，或是凭借理性而达到的善的顶点。如何引领理性不断向上通往至高无上的善的顶点，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将关于真正实在的真理讨论开放出来，运用他所谓的“精神助产术”不断提出问题加以质疑或否定，从而一步步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出于这样的判断，苏格拉底总喜欢寻找那些自认为聪明而掌握了“真理”的人对话，通过不断的反诘或否定而发现了那些人的“无知”。这样，苏格拉底不仅经常在言论上为自己树敌，而且通过带领学生不断使自己的影响扩大，的确颇有“败坏青年”的嫌疑。不止如此，苏格拉底还将自己比喻成神派来的一只牛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城邦中的每一个人，以防止其昏昏入睡。真理讨论的公开性注定要为苏格拉底插上言论自由的羽翼，而不相信城邦认可的诸神所透露出来的宗教信仰自由，则更是苏格拉底言论自由中最为深层次的诉求。基于这样的认识，苏格拉底当然拒绝承认自己有罪。然而，当陪审法庭以微弱的多数判决苏格拉底的死刑之后，苏格拉底却坦然接受，并且对克里托这些学生所安排的越狱计划断然加以拒绝。苏格拉底提醒学生们注意，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挑衅都不可以对任何人作恶或伤害别人，因为以牙还牙、通过报复来保护自己，都绝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过去生活在雅典城邦法律的荫庇之下，那就是有约在先要做城邦的成员，服从城邦的法律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无论这一服从带来的是伤害还是好处。如果用可耻的方式逃跑，以不仅如此，真正实在的自由探讨与理性争辩势必将真理开放出来，使其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神”真正存在，那也不属于神秘之物或不可讨论的对象，城邦硬性规定对某种“神”（譬如太阳神阿波罗）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符合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只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雅典城邦认可的神，也是对的，因为苏格拉底明显指出自己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而这些超自然的存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