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罗宗强

·4·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罗宗强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七个互相交错的段落。发展过程中有如下的三个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关于文学复古思潮的起因、性质与评价，二是明代文学抒情命题的性质，三是文学思潮发展与政局的关系。关键词　文学复古　文学抒情　文学与政局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政权运作与文学思想的变化关系密切；哲学思想影响文学思潮至为深广，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庄、禅、净土、道教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士人和文学创作倾向；市民趣味进入文学思想中；文体多样发展与交融，文体研究的展开，同一思潮中不同文体的表现形态都十分丰富；新的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反映着文学思想新的展开，等等，都反映出明代文学思想在我国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面貌。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大致有七个段落。这七个段落，并无明确之时间断限，它们之间常常交错出现。明王朝建立，朱元璋对思想领域实行严厉管制，文学创作倾向的主流是服从于政教的需要，代表人物是宋濂与方孝孺。此一种之文学思想主流，发展至永乐朝达到高峰。朱棣大力宏扬程朱理学，让臣下编写《圣学心法》，以明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编写《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统一思想。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形成的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皇帝被俘，鸣国家之盛已失去思想基础。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台阁文学思想退潮，从鸣国家之盛转向写日常生活；心学介入程朱理学，由理入心，文学趣味从温厚和平转向自然平淡，有影响的人物如陈献章。这是一个文学思想的过渡期，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学思潮。这个过渡期延续至弘治、正德间，既有教化文学观，也有独抒个人情怀的文学思想，还有复古文学思潮的先导。与弘治间文学思潮的过渡期交错，弘治后期，萌发了明代第一个有纲领、跟随者众多的文学思想潮流，即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个思潮的主要理论主张，是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求质朴、重抒情、讲格调。正德后期至嘉靖末，文学思想进入多元时期。有杨慎兼容并包的文学思想；有徐渭等人追求浅俗的创作倾向，有“本色”说的提出；有江南文人纯情的创作倾向。嘉靖三十一年，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此一次之文学复古思潮，理论延续第一次文学复古之主张，而其着眼点，则纯为文风改革。就在第二次复古思潮鼎盛、诘屈聱牙文风弥漫文坛之时，万历初，有一批文人出来，反复古，提倡言情，言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开始了明代文学思潮的大转变。先是屠隆、王稚登，接着是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此一种之思潮，伴随着城市题材与市民趣味进入文学，重情走向纵欲，由纵欲而反思，似颂似讽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出现，反映了从创作题材到技法的全面革新。以后是以文为戏、以文娱情、以情为教的文学思想。此一种之重情思潮，绵延至明末。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5·张扬自我、重情的文学思潮随明王朝走向崩溃而弱化。此时一部分忧国忧民的士人出来，重回程朱道统，重提政教说，主张文以理为主，回归情之正的抒情观，代表人物如叶向高、顾宪城、陈子龙。明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从政教说开始，最后回归政教说。在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问题似有探讨之必要。一是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性质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一是明代文学抒情论的性质；一是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政局的关系。文学复古虽在弘治后期与嘉靖后期先后两次形成思潮，但复古与崇古的思想则不同程度地贯穿于整个明代社会。明初的杨维桢、高启，崇古与抒情一起提；贝琼，提出诗宗盛唐，文宗唐宋六家。其时即使同是宗唐，所宗亦并不相同，有人宗杜，有人宗王、孟，有人宗白居易，有人宗晚唐。到了高棅，才明确提出诗宗盛唐。同是复古，也有人宗南朝，如宗阴、何。之后，丘濬、程敏政、吴宽等人，都有文以载道、本诸经传的思想。甚至像祝允明这样放纵个性的人，也有崇古的思想。在弘治后期第一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前文学复古与崇古思想的存在，并未形成思潮。其时之复古与崇古之观念，与其他文学思想掺杂着，同一个人，既有复古或崇古思想，又有非复古的思想；而且，在整个文坛上，复古也非文学思想之主流。文学复古思想的存在，非自明代起。这与我国思想中崇圣宗经的传统有关。圣人万能，经为最高典范，重古而轻今，不惟文学，且及吏治与学脉。此或为我国文化之一基因。此一基因之是是非非，不易言说，此处且不言说。文学复古在各个时期之不同诉求，亦非一律。自明代言，崇古只是认古代诗文为典范，并非提倡以此种典范为文学发展之方向。复古则是要求文学按照此种典范为文学发展之方向。在前后两个复古思潮之前与之后，多为崇古之思想，并非以复古为文学发展之总方向相号召。只有弘治末与嘉靖末两次复古才属于文学复古之思潮，因其参与者众，且又有明确之纲领。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之纲领基本一致：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而两次形成思潮之原因，则有同有不同。第一次复古思潮之兴起，主要从改变其时之文风说。王九思自序其文集时说，其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周祚在给李梦阳的信中说近时鸣世之文，“气卑意下，只令人悲悼耳”（《空同集》卷六二附录）。嘉靖二十四年，张治道在为康海的文集作序时也说：“国初作者，尚复浑厚。及于弘治，气渐纷靡，斗巧争能，芜没先进，竞一韵之艰，争一字之巧，上唱下和，一趋百随。”（张治道《对山先生集序》，《对山集》卷首）四库馆臣论及李梦阳，也说：“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也是说此次之复古，为改变文风。引发第一次复古思潮的，是文风问题。复古作者，有直指权奸而遭迫害者，但就文学复古之动因言，非指向政治，而是指向普遍存在之靡弱文风。嘉靖三十一年，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引发，也是文风问题。这是与第一次文学复古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第一次反对的是成化以来的文风，而第二次文学复古要反对的文风有三，一是第一次文学复古的追随者字模句拟的坏风气；一是学六朝者，针对的是江南诗风的靡丽；一是尚理者，针对的是王慎中、唐顺之的宗宋文风。要反的文风对象不同，这是区别。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第一次文学复古常提及道的问题。他们言文道关系，谓道尊文从。当然他们所说的道，并无具体之内容，带有空言明道的性质。而第二次文学复古，则并道亦不提。两次文学复古的过程亦略不同。第一次文学复古思潮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梦阳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鸾之末，谓文不的古，苦心无益。”（《答周子书》，《空同集》卷六二）他说自己“非古弗则，非圣弗遵，非经弗由。少为之力，长而益修，譬之饥渴饮食焉”（《赠刘大夫序》，《空同集》卷五三）。他说弘治间古学遂兴。同是复古的黄省曾在给梦阳的信中则说：“凡正德以后，天下操觚之士，咸闻风翕然而新变，实乃先生倡兴之力。”（《空同集》卷六二附录）弘治后期李梦阳们从创作开始学古，到正德时已形成风气。但是在理论上他们除文主宗经之外，并没有系统的阐述，只有一些零碎的言说，如提出过文学《春秋》、《史》、《汉》，学孔、孟、左、庄，诗学曹植、阮籍、谢灵运、文学遗产·二○一二年第五期·6·杜甫、李白、陈子昂等，尤以摹仿李、杜为甚。他们的言说有时也零乱不一贯，如李梦阳对魏诗评价很高，但他也肯定中唐和宋诗：“峥嵘百年会，浩荡观人文。建安与黄初，叱咤皆风云。大历熙宁各有人，戛金敲玉何缤纷！”（《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人文之盛，兼寓祝望焉耳》，《空同集》卷二〇）而文则对《战国策》有严厉的批评，并且认为《檀弓》太古奥，不好。直到嘉靖初，王九思才提到其时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王九思《刻太微后集序》，《美陂续集》卷下）。所谓其时之论者，是说其时学古者存有此一种之普遍认识。嘉靖十一年，康海在为王九思的文集作序时，才提到“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复古昔而变丽靡者，惟时有六人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盛乎域中矣”（康海《渼陂先生集序》，《渼陂集》卷首）。胡缵宗在列出当时复古的二十一人之后，说“虽言人人殊，而其归则迁与甫也”（胡缵宗《西玄诗集序》，《鸟鼠山人小集》卷一二）。他概括得更简要，是文学司马迁，诗学杜甫。可以看出，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明确方向，是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明晰起来、集中起来的一种认识，并概括形成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是先创作后理论表述。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则一开始就承继文学先秦两汉，诗学汉魏盛唐的言说，并没有经过漫长的历程。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主要人物带有很强的炒作成分，他们互相标榜，称彼此为龙为凤，为李为杜，为孔子为左丘明。李攀龙甚至说自己就是孔子：“微我竟长夜。”意思是说没有他文坛就如在黑夜了。互相标榜，炒作张扬，这也是与第一次文学复古思潮不同的地方。两次复古思潮之兴起，当然有甚为复杂之原因，然归之其时之政局，或谓政盛，或谓政衰，却嫌简单。“土木之变”以后，仁、宣之治的盛世景象已成记忆。虽有弘治中兴，但为时短暂。弘治后期，于太平景象之背后，已伏危机。而正德更甚。弘治十七年二月，兵部尚书刘大复言：“江南江北灾伤太甚，陕西往岁困兵，江浙困役。”（谈迁《国榷》卷四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08页）弘治七年至十七年，北至辽东广宁卫；西北至陕西秦州、渭南，贵州安南卫；东至登州、吴江；东南至福州、泉州；南至广东高州，西南至四川汶川、云南曲靖；全国八十三个州、县、卫地震一百三十六次（据谈迁《国榷》所记）。频繁的灾害、动乱，繁荣与贫困，贫富悬殊，已潜伏着社会的危机。此时之思想界，出现多元之趋向，有陈献章心学的传播，有丘濬弘扬程朱理学的主张，有程敏政的朱、陆早异而晚同论。史学与经学，亦处多元之状态。如祝允明《罪惟录》，不信史书旧说而别出心解。经学有复古倾向的出现，如吕柟《毛诗说序》，王鏊论《诗》，反朱子废《序》说，而复归汉人《诗》说。但同是吕柟，《周易说翼》则专主义理而不取象数；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亦大体取宋儒之说。崔铣《读易余言》、马理《周易赞义》均杂取汉宋诸儒之说，而出以己意，大体取于义理。社会危机的潜伏，思想学术的多元动向，说明着思想活跃起来，指向是多元的。文学思想有复古，有反复古，有吴中士人的独抒情怀。此一种之多元动向，后来发展为嘉靖以后文学思想的多元并存的局面。将复古文学思潮简单地归为政局之触发，是不确的。或谓因于盛世，或谓因于衰世，均不易说清。就复古者个人之遭遇言，非感受盛世。弘治十八年，梦阳因坐刻寿宁侯而下狱。他为此还写了《述愤》诗十七首。正德三年，他因劾刘瑾再次下狱，有《离愤》五首。他的诗文，并非颂世。有说此一次之文学复古，乃是弘治的盛世之音。说实不合。梦阳在给徐祯卿的信中，提到与他倡和的十六人，“正德丁卯之变，缙绅罹惨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而前诸倡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丁卯是正德二年，宦官刘瑾矫诏列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为“奸党”，在刘瑾的专制下，士以言为讳，不敢说话了。正德五年诛刘瑾，但正德是个荒唐的皇帝，正德一朝，无盛世可言。或谓此一次之复古乃对衰世之抗争，似亦不然。他们中有人亦忧愤时事；但也有人诗颂严嵩。更重要的是从文学复古思潮于弘治兴起时，很难找到与政局密切相关之印记。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引发，亦未见与政治改革相关之言说。从政治背景解释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兴起，似嫌过于简单。或言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兴起，与王阳明心学之兴起有关。此说似亦不尽然。正德四年，阳明龙场悟道，六年提出有名的“四句教”，都在李梦阳辈兴起文学复古思潮之后。更重要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7·的是自思想体系言，阳明心学以其不同之侧面，影响于文学思想，主要在唐顺之等的实学一面，与李贽、公安三袁之求个性张扬一系，而非复古派。两次文学复古思潮，主要动因是改变文风问题，而非政治改革、思想改革所引发。在我国的文学思想史上，有成功的复古，那就是唐代的古文革新。那次的文学复古，除了它与其时之政治有关之外，主要是一次文体的改革，改骈为散。而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