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文档资料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自《史记》问世至《明史》修成，历经1800余年，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二十四史”系列，展示着中华民族演进的历史步履。其纂修情况、纂修思想，均呈现“凡四变”的阶段性。一《史记》为太史令之作，但并非奉诏纂修。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第一次明确修史的要求和史学的目的，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史记》展示的“通识”，将对客观历史过程连续性和古今之变阶段性的认识贯穿于全书。十二本纪，“王迹所兴，原始察终”。《五帝本纪》以当时所知最早的传说时代作为“古今之变”的开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推三代之德，褒周室”。秦统一天下前后的“王迹”，以《秦本纪》纪统一天下的漫长岁月，《秦始皇本纪》纪统一后暴虐天下加速灭亡，《项羽本纪》纪楚亡汉兴再建统一。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5篇本纪从“汉兴，承敝易变”，到孝文“德至盛也”、孝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不仅对汉初70余年的“王迹所兴，原始察终”，更表现出“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的胆识。十表统贯“古今之变”，《三代世表》“纪?S帝以来讫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讫孔子”，《六国年表》起周元王，讫秦二世，“著诸所闻兴坏之端”，《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至汉高祖五年，年代衔接、前后贯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王迹所兴，原始察终”，将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勾勒出来。八书中除《平准书》而外，其余七书无一不是“贯通古今”、“承蔽通变”。世家、列传在与本纪纵横相连，通过世系变化、人物活动反映古今之变外，11篇类传除酷吏、佞幸两类，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贯通性：《仲尼弟子列传》与《儒林列传》纪孔子以来儒学的发展演变，刺客、循吏、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则都是贯通古今的各类人物传记。6篇记周边政权或部族的列传，同样是贯通古今的周边政权演变史或部族发展史。从修史角度看《史记》编纂，“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无处不在，“通识”贯穿全书各个组成部分。“通古今之变”的另一层用意是：“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因此，“略推三代，录秦汉”，“承蔽通变”，决定了《史记》编纂必然详今略古。全书130篇记述数千年的过往来程，有过半的篇幅（66篇）完全或重点记述楚汉相争以来近百年之事，这在历代各类通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资治通鉴》纪隋唐五代虽有近半的篇幅，但只是宋的“近代史”，却没有宋“当代”的内容。从史学的目的考察，司马迁提出“述往事，思来者”，“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有“史”以来对于史学目的最接近本质的概括。从哲理的高度说，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过去，预见未来。从政治学的角度说，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总结过往社会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找出带规律性的理性认识，面对现实，创造未来。这是史学走向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述往事，思来者”首次明确地将“往事”与“时事”区分开来，是“史”的一次具有转折性的重大变化。先前的“史”或许记事，但所记多是“时事”而非“往事”，表明当时的“史”尚无自觉的历史意识。只有明确并自觉记“往事”时，“史”才真正具有“修史”官、“史书”的含义，也才具有历史的含义。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自觉提出修史的要求、自觉提出史学的目的，以实录精神取材、五种体裁编纂，忍辱发愤，写成记述中国自传说时代至汉初数千年历史的第一部完备巨著，标志着中国史学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二自《汉书》始，不再是太史之作，而为著作官纂修；由《史记》“稽成败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汉书》“网罗一代”，“述叙汉德”，既是纂修情况的一次变化，又是修史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与《史记》不同的是，《史记》确立了适应新建社会结构的基本体系，《汉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时调整与充实，变通史为断代，开纪传史新格局，成为编纂皇朝史的带头之作。班氏家族不同于司马氏家族，司马氏之先为周太史，典天官事，虽后世中衰，至司马谈父子复为太史。班氏之先，与楚同姓，秦灭楚后方为姓。秦末汉初，其先祖为边地豪强。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赀累千金”。班况生三子：伯、?濉⒎a，?a生彪。班彪“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班氏家族在仕途、学术方面都很有声望，谷永这样称赞说：“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尚矣。”（《汉书?叙传上》）班固居父丧期间整理其父班彪《史记后传》，“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有人告其“私改作国史”，诏收京兆狱。其弟班超驰阙上书，具言班固著述之意，其所在郡亦上书。明帝召诣校书部，为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28篇奏上，后来成为《东观汉纪》的一部分。明帝复命其续成“前所著书”。经过这一变故，班固“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对续修《史记后传》作出重大变更。《史记后传》属通史性质，班固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应当“追述”西汉一代帝业、功德：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汉书?叙传下》）自永平中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中基本完稿。建初四年，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百虎通德论》，令班固撰集其事。从董仲舒“天人三策”到班固《白虎通义》，跨越了两个多世纪，经今文学充分吸收了秦汉之际阴阳五行思想和天文、历法、医学等自然科学成果，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对《五经》进行全面诠释。特点表现为：在世界观上，以“天”为宇宙的主宰，“天”窥视人间一切活动，强调自然灾异与政治统治的联系，以祥瑞、灾异谴告统治者。在政治思想上，将王者规定为承天命、代表上天意志的最高统治者。在历史观上，以阴阳五行变化诠释政权更迭，论证现实统治者的必然性。在伦理观念上，以阴阳五行论证儒家的社会政治道德原则，阴、阳分别代表刑、德，五行分别代表仁、义、理、智、信五常。用阴阳灾异谴告统治者，强调德治教化，原本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当其发展到与阴阳象数结合，用阴阳象数变化诠释整个宇宙及其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便形成为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夹杂着大量神学迷信、谶语、天文星占等内容，在两汉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这股思潮又因经学盛行而比附《五经》，形成谶纬迷信思潮，主导着东汉一代的思想文化领域。《汉书》反映出的思想观念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承继西汉末年出现的“五德终始”说，构筑起神秘的正闰史观，二是将五行灾异说作为永恒的社会现象刻意阐扬。书中贯穿的实录原则，需得透过其神秘的思想观念才能被发掘出来。在此期间，班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其辞有云：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不仅汉得天下是天意，其制度也是早就由“先命玄圣”制定好了的：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悬象暗而恒文乖，彝伦?径?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哲，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也。所以，汉刘即帝位，“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列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所谓“典引”，李贤注：“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后汉书?班彪列传下（子固）》）班固作《尧典》与断代为《汉书》，旨趣完全一致。这种“继统”、“述德”的理念，不仅表现出与《史记》“述往事，思来者”、主张“通变”思想有极大差异，而且影响着此后历朝历代的史书修撰。三国、后汉、宋、齐、魏、梁、陈、北齐、周各史，均为著作官之作，虽奉敕，仍属个人纂修。东汉末年，荀悦《申鉴》提出“君子有三鉴”，“前惟顺，人惟贤，镜惟明”，但魏、蜀、吴割据几十年，魏、吴均有史官修其国史，推奉正朔，各为正统。陈寿看到了一统，不再局限于魏、蜀、吴各自为政，用统一的眼光剪裁三国国史，反映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最后进入一统的客观历史过程。记述三国史事，有合有分，合则为一整体，纪魏而传蜀、吴；分则各存系统，各为正朔、各有纲纪。所谓“辞多劝诫，明乎得失”，只不过是《晋书》纂修者的一种评论而已。至于范晔《后汉书》，如其《序例》所云“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隋书?魏澹传》）是要继司马迁、班固“网罗一代”为纪传体东汉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南北朝时期，政权对峙，各为“正统”，所修“国史”无不为自身政权多所讳饰，对并存的其他政权多所诋毁，三部断代纪传史――《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南指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直至唐初诏修六代史，令狐德?碧岢龅娜匀皇恰凹掏场蔽侍猓骸氨菹录仁莒?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史文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旧唐书?令狐德?贝?》）三唐太宗提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纂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以《隋书》最能体现其“为在身之龟镜”的旨意。通过修史为“在身”执政寻找历史借鉴，从反面获取治国方略，促成“贞观之治”。魏征在《隋书》修成后第二年上《论时政第三疏》，形成一则带理性的总结：（隋之灭亡）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旧唐书?魏征传》）从前朝的危、乱、亡教训中，求本朝的安、治、存，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将中国古代的鉴戒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然而，诏修《晋书》，唐太宗“御撰”史论，不再是“为在身之龟镜”了，而是怕“子不肖则家亡”。联想到西晋“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的往事，（《晋书?宣帝纪》）唐太宗“御撰”《武帝纪》史论，指出晋武“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晋书?武帝纪》）此后，尽管以“鉴”为名目的史著大量涌现，但都不再是最高统治集团“为在身之龟镜”了，而是史家希望最高统治集团能够引以为鉴，“以史为鉴”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修史不“为在身之龟镜”，所修之史还能有多少人会“引为鉴戒”呢？现实中的条条“王法”都管不了君臣们的言行，仅仅靠史家修史怎么可能制约君臣的行为呢？史学的鉴戒功用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史学成为史家“借古讽今”、劝谏人君的一隅之地。自《隋书》、《晋书》始，旧唐、旧五代、新唐、辽、宋、金、元、明史，不再是个人之作，而是皇家利用史馆纂修，为修史制度化的产物。这是纂修情况的又一次变化。其间，李延寿改写南朝史、北朝史，欧阳修改写五代史，是史家私修、皇家认可者，但仅此两家而已，为二十四史纂修中的特殊情况。中唐开始，整个社会从“盛世”跌入动乱之中，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探寻治理之道（“理道”），面对现实而又无可奈何，从老祖宗那里捡起当时并没有起到实际效用的《春秋》来作为思想武器，企图通过“寓褒贬”来“治心”，用“治心”的办法求得“治世”。《春秋》学演变为宋明理学，成为判定是非的唯一标准。史书由“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转而为“专事褒贬”与“夷夏之辨”，以“先儒性命之说”，“崇道德而黜功利”为其第一要旨，有时甚至连史实都可以不必顾及了。随着《春秋》学的兴起，对于史学以书法义例进行惩恶劝善的功用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褒贬人物，更要“求圣人之心”，“以明圣人之道”。[1]（卷52）修史目的，或者说史学的主要功用，被简单化为“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2]（卷3）继之，皇甫提出“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的史学功用说。（《全唐文?东晋元魏正闰论》）这种以史治心、治心以治世的主张，不仅丝毫不触动“为国家者”，反而能够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