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名单)

2016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名单）3年过去了。新一线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当我们决定再次为中国城市排名，其实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首次提出了“新一线”城市的概念，“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地反映城市的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我们走访了285家大公司，用访谈和问卷的方式考察了它们与不同城市的连接程度，用类似Google搜索的PageRank的思路为中国城市分级。变的东西似乎很多。2013年，许多城市还没有万达广场，PM2.5刚成为常识，“爆买”这个词还没诞生。但现在，这些事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2013年，我们预言15个城市将成为新的一线城市，目的是告诉公司：是时候到这些城市去了。而现在，这句话已经失去价值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如果考察星巴克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历年开店数量，你会发现，它在一线城市都会先经历3到5年——有时甚至更长——的缓慢增长期，这时它主要在整个市区分散布局，然后突然开始爆发，增加在中心城区的开店密度。大概是在2010年，上海、北京开始进入“转角又遇星巴克”的阶段。而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先者，比如成都、杭州，如今正在经历这个爆发过程。我们在过去3年撰写了49篇大公司新一线报告，涵盖酒店、零售、制造业、电影、汽车等行业。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变化，大公司不再说“新一线很重要，我们要进入”，它们的逻辑变成了：我们不仅要去新一线，而且要把那里当做一线城市经营。这种区别，对单个公司来说只是经营策略的正常延续，但从城市的角度观察，那就意味着新一线城市的优势将更明显。在我们与公司的交谈中，成都、杭州、武汉在商业策略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北上广深。总部位于法国的迪卡侬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商之一，以类似大卖场的形式出售各个运动门类的器械、服装和装备。2011年的时候，迪卡侬在中国只有37家商场，而到2015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66家。迪卡侬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开店数在2013年时超过了一线城市。当年，迪卡侬和万科达成战略合作，迪卡侬用租赁或定制的方式进入万科的住宅或商业地产项目中。在这个合作框架下开在沈阳的首家门店，只用两个月就敲定了细节。在法国，一个常见的迪卡侬商场是这样的：自己买地，面积足够大，大多在郊区。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留出足够大的运动体验空间和停车空间，也使得迪卡侬成为了欧洲人去郊区度周末的好去处。不过迪卡侬发现，在中国，即使周末，人们也愿意往市中心跑。显然，在市中心买下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并不容易，与地产商合作，才能帮助它快速扩张。迪卡侬需要速度。“我们开店需要土地资源，你知道，市中心的土地资源是很稀缺的。”迪卡侬大中华区副总裁、西区总经理孙瑜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与星巴克类似，迪卡侬正在努力增加大城市的商场密度。去年，迪卡侬开始尝试一种仅在中国开设的小型商场——DecathlonsMall。相比常规迪卡侬商场不小于4000平方米的面积，它的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最主要的合作方有万达广场、银泰、华润万象城等。这种变通，你同样能在宝马4S店，或电影院线的扩张中看到。它的本质是，再也没有公司可以掉以轻心了，只有细节专业、花心思理解中国消费者才能做好生意。按照迪卡侬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有120个城市拥有迪卡侬商场，这也许意味着这里将成为它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阿迪达斯近期发布了一个截至2020年的大中华区规划，它在中国市场设定了23个“核心城市”——除了北上广深、香港和台北，其余17个分别为天津、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长沙、济南、青岛、郑州、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和许多零售公司一样，阿迪达斯不愿透露它选择这些城市的精确指标，它认为具体的城市战略算得上是自己在中国核心的竞争力之一。阿迪达斯中国区总经理高嘉礼曾对媒体表示，2011年阿迪达斯在中国选择了50个城市，他们考察了每个城市的核心商圈，了解这些商圈都有哪些品牌，绘制出品牌地图，同时分析人流量、消费者的类型及其购买的主要品牌，评估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当时的调研结论是，销售渠道需要下沉。为此阿迪达斯推出了“通向2015计划”，将线下零售店从550个城市扩展至1400个，新增2500家门店。同时阿迪达斯也开始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施差异化策略。高嘉礼会参加每两周一次的“开店委员会”会议，确定在某个区域或城市开哪种层次的店——中档价位、更偏生活休闲的NEO在一到六线城市都能开店，而女子专卖店或跑步专门店只开在一线和二线城市。现在它更聚焦了。阿迪达斯目前在23个核心城市的业务总量已经占到大中华区市场50%以上，未来它还将集中在这些城市投入资源，提升销售量。高嘉礼相信，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策略”，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极强的辐射能力。“大城市就像灯塔，它引领着消费者的升级。”高嘉礼说。过去3年，所有公司都在谈论中国的消费升级。它们起初只是惊讶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就像2015年第48期的封面报道《来自新一线的10亿消费者》里说的，相比绝对金额，消费结构和理念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公司们不再小心翼翼，担心“这里的消费者或许不理解我们的价值”。它们尽情地把自己的品牌、价值观连同那些“宇宙旗舰店”一起输入新一线城市。那里的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远超想象。过去两年，浮潜面罩和滑雪镜这两种运动装备在迪卡侬的成都商场里热销，甚至卖断了货。但问题是，它们在成都本地完全用不上。迪卡侬的产品以囊括几乎所有运动项目著称。但销售主力还是健身、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大众运动。潜水和滑雪，这两个品类过去在销量统计里都被忽略不计，如今，却成为迪卡侬在成都不可忽略的“长尾”。不过孙瑜可以明确解释潜水和滑雪在成都流行的原因，“这两种运动都与度假旅游密切相关，而那些最有名的度假胜地，成都双流机场都有直飞航班。现在，在假期飞去毛里求斯玩浮潜，对成都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按照飞常准提供的数据，成都双流机场共有53条国际航线，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这是个绝妙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公司人、公司和城市三者如何互相激发，变得更好。成都人的收入快速增长，并且愿意把更多的钱花在吃穿玩乐上；看到机会的大公司纷纷涌入，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城市本身则提供了升级空间，并且吸引更多的公司和公司人。同样的正循环，也在重庆、长沙、武汉、厦门和杭州等城市发生，隐秘而深刻地改变着这些城市。如果不是Uber，闻一龙可能不会回到杭州。18岁时他从杭州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进入密歇根大学深造。在拿到机械工程和工程管理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他成了奔驰美国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这大概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所能企盼的完美结局——如无意外，他可以在美国定居、拿到绿卡，时常去欧洲出差。闻一龙也想过回国发展，不过似乎找不到一个足以PK掉这种生活的机会。2014年，他看到了Uber招募杭州团队的消息，决定应聘。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了Uber杭州的运营经理。就这样，闻一龙回国了。和大多数Uber员工一样，闻一龙将这解释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分和对创业的向往。他喜欢在奔驰的工作，但坐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很难有做成一件事的快感——在Uber内部，这些气质被统称为“Uberness”。“父母是三重强烈反对。不理解我为什么回国，也不理解我居然回到杭州而不是上海，更不理解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前景不明、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人的团队。”闻一龙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接下来则是典型的Uber式励志故事。闻一龙过上了每天睡6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工作的生活。在杭州的出色表现让他被派去开拓南京市场，之后是合肥。他把这两个城市先后做成了Uber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城市。“父母当初反对更多是担心我。他们当然希望儿子能在身边，生怕我在这里没有好的发展。”闻一龙说，现在他是Uber苏皖大区总经理的。高晖负责Uber中国城市总经理（GM）的招聘工作。城市GM是Uber在每个城市的领导者，全权负责该城市的所有战略。因此城市GM的招聘极为严格，候选者大多来自投行或咨询机构，需要通过7轮面试。而另一方面，正快速扩张的Uber也亟需人才。截至目前Uber在中国进入了大约50个城市，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变成100个。“但我们不会降低城市GM的招聘条件。”高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过Uber还是尽可能地做了调整，它把原本在美国需要半年的GM招聘流程压缩到两三个月，还加快了内部提拔的速度。闻一龙是2014年下半年加入Uber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已轮转了3个城市，职位从运营经理升到城市GM，又成为大区总经理。“虽然很困难，但Uber至少能吸引一些出色的公司人离开北上广深，在过去，有这样意愿的人极少。”秦青是一名猎头，她正在帮助Uber华东区招聘城市GM和战略分析师。人才，可能是新一线城市需要跨越的最大鸿沟。它只能随着消费和经济的升级逐渐改善。无论如何，新一线城市已经开始吸引Uber这样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把令人兴奋的年轻人带回来。这几个故事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为中国城市排名。因为一切都变了——城市变了，公司变了，公司人变了。而评估这些变化的方式也变得更精准了。闻一龙认为Uber在新一线城市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充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我刚回到杭州，发现连烧卖铺也接受支付宝支付，我还以为这是阿里巴巴的总部设在杭州的缘故。后来去了南京和合肥，才发觉好像每个城市都这样。”闻一龙说。这也是我们选择大量互联网平台数据的原因。这些公司正在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活，因而它们本身也能反映和代表更多。在2015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首次使用了9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数据让我们把之前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的判断和推测落到了实处。这让我们有信心，用完整、直观和具有指向性的数据来评估城市。此次我们针对338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收集了160个品牌的门店分布和14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数据，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5个维度，重新评估了中国城市的商业魅力。其中，前两个指标更多关心的是公司与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里包含了消费类品牌、摩天大楼和人口等数据，它大致描述了一个城市有多“大”。规模仍然是评估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城市枢纽性描述的是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它类似于高嘉礼所说的辐射力。在中国，不少新一线城市都是一个商业资源的“枢纽站”，它承接一线城市的资源，同时拥有广阔的腹地市场。另外3个指标则聚焦在人上。城市人活跃度的数据是最庞杂的，包括了交通、移动设备和职场的活跃度数据。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城市，它的市民应该是“不安分”的。闻一龙和他的同事多少可以代表这种状态。生活方式多样性测量的是一个城市有多好玩。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意味着顾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大公司更优的市场选择。未来可塑性勾勒的则是城市的潜力。当然，年轻人是永远的主题，我们选择了一些有趣而极具指向性的数据，来描述这个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最终，依照这5个维度平均加权计算后，我们评出了新的中国城市分级榜单。如果参与到所有指标计算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地位依然不可动摇。而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无锡。这份信息量颇大的排名有太多值得解读的结果。相比2013年的榜单，苏州和宁波新晋入榜，福州和济南则降为二线城市。北京、上海依然是遥遥领先的超级城市，而成都、杭州、武汉正在迅速接近“第一集团”。这对城市来说不啻为一个提醒。一线城市的数量是有限的。迪卡侬在成都的故事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好的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节点掉队，失去公司和公司人的青睐，可能就难以扳回了。对于在二线城市中仍然靠后的省会或“重点城市”，以及正被追赶的一线城市来说，时间不多了。闻一龙评价说，这两年他对杭州的了解超过了当初的18年。“过去对故乡的印象不过是家人、亲戚、学校周边的建筑。现在我知道了杭州的政府、公司经营者、普通职员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有太多不同，但有一点完全一样：他们都想变得更好。”一切都变了，但有一点没变——在中国的城市里，聚集了数以亿计想要变得更好的人。也是这一点，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