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失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壹贰叁肆乾隆介绍统治手段历史的高峰盛世背后目录乾隆介绍壹•出生时间1711年9月25日•1721年康熙帝第一次见弘历，养育宫中，•亲授书课，并随祖父巡幸热河避暑山庄•1727年（16岁）大婚与富察氏结为夫妻•1736年（25岁）雍正帝去世，登基为帝宣布“宽严相济”的为政之道•乾隆十三年（1748）三十七岁皇后富察氏逝世政策由宽变严•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70）开始慵懒懈怠期•1796年（在位60年）禅位给嘉庆皇帝后又任三年零四个月太上皇•去世时间1799年2月7日享年八十九（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统治手段贰•1.敌国威胁•2.农民起义•3.权臣专权•4.太监擅权•5.后妃干政•6.外戚乱政•7.朋党之争•8.地方割据势力消除对皇权的威胁朝纲独揽皇权至高无上历史的高峰叁1.皇权独揽，政治纪律高度严明乾隆时期总结历代统治经验，以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内缜密阴柔的化解了鄂，张朋党，对外积极主动消除外敌力量，把各种威胁皇权的力量化解到近乎无影无踪的程度，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治纪律的高度严明。历史上真正做到乾坤独揽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2.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一直到乾隆辞世之际，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据统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虽然清朝不重视对外贸易，但凭其庞大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力量。《白银资本》中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乾隆时代雄厚的国家财政储备与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也称达到顶峰。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新疆后，中国疆域极盛，领土面积1453多万平方公里。环顾四周，近郊诸邦，皆为属国。版图几乎比明朝扩大了一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真正的对手能向大清统治挑战。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前所未有。汉唐元明时期，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名义服从，缺乏实际控制。乾隆时期对所有地区都用专制权利牢牢控制。部分冥顽不化的地区，比如大小金川，虽弹丸之地，也被皇帝举国之力粉碎消化。乾隆时期，中国真正对版图内所以土地做到了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边疆少数民族真正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定边疆地区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统一了新疆，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近代中国的版图也由此正式奠定3.军事力量强大，国际地位高中国是一个人口崇拜的国家，农业为支柱决定了人口数量被视为国家兴旺富庶的标志。人丁兴旺能养活尽可能多的人，被认为是一个政府最重要的政绩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大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少数时期过亿。乾隆六年（1741）人口普查为1亿4341万乾隆六十年(1795)人口为2亿9696万，人口翻了一番10亿亩耕地养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且长期保持国家安定社会稳定，谈何容易，不得不说是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4.人口达到空前的数目一二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祖孙三代统治者素质不错，没有被某一代败坏了继承的基业另所有皇帝羡慕乾隆的勤政盛世的四个支点乾隆早期打造的高效官僚队伍以过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宽严并济，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三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盛世背后肆饥饿的人民清代粮食总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最低据调查，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为780斤人口压力导致空前的生存竞争抗租抗税斗争越来越普遍农民普遍贫穷化，越来越种不起地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文字狱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乾隆时期定下的文字狱惨案也是多达130余起，这是我国其余历代文字狱案件总和的两倍以上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致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来到中国，他们却发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英国人分析说，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贪污腐败乾隆帝在中年以后，逐渐好大喜功，不但大兴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国家人力物力，贪污腐化又再开始盛行，整个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tang)。同时，吏治败坏也成为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和珅专权，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吏治。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吏治的腐败还体现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肃出现捐监冒赈奇贪案，浙江贪污案。闭关锁国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全世界。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王以补祝弘历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为首800多人的使团访问清帝国，并于次年到达.马戛尔尼离开英国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让他把一封信转交乾隆。提出如下请求：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允许英国商人仿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个货栈买卖货物；取消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减免；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在珠山附近划一个设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允许英商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允许英国人自由传教等等。乾隆的拒绝，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马戛尔尼时代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当时的欧洲著作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句式的表述。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在马戛尔尼造访中国前，对于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与轻慢侮蔑，欧洲人虽然心怀不满但一直竭力隐忍。遵从强者逻辑的西方人知道，他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这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在他们心目中各方面都是远远优越于自己的，他们有骄傲自大的资本。然而，马戛尔尼的访问使他们发现，多年来他们居然一直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