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0年前盛夏的一个晚上，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楼里，窗口透出的明亮灯光穿过漫漫长夜，13位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代表，在历史的转瞬之间，成就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建党大业。“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历史，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保持和发展自身先进性，在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90年，并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17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一、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其领导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是孙中山在19世纪末面对中国现状发出的悲怆而无奈的感慨。不堪回首，拥有5000年文明史、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到了近代，陷入政治腐败、军备废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任人宰割的境地，遭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矢志不渝的愿望。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规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中国各政治力量的历史地位：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引领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否则，即便是一时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也必然如过眼烟云般地退场。历史是公平的。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历史对各阶级及其政治势力都给予了表现机会。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先后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各社会阶层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抗击列强的义和团运动，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乃至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但由于找不到正确的救国道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这些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虽然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但农民终究是农民，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他们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制造和维护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阶级，既没有力量引发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力量彻底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大网。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改造方案，终究只是“补苴罅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虽说推翻了清王朝，“起共和而终帝制”，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无法完成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一个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来领导，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俄国十月革命使正在探索民族出路的中国人看到了“沉沉深夜”中的光明前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的，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先进政党的指导。一个全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希望、新的生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90年来，党领导人民做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件大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此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三件大事”和“三大历史性转变”，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不断沉沦，国家景况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此之后，中华民族复兴浪潮不断高涨，国家景况一天一天好起来；90年前，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的旧中国，90年后，中国人民拥有的是一个生机勃勃、走向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时代大势；党为之奋斗的纲领、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不是上天赐予的，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长期比较、选择的必然结果。国之命，在人心。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是通过人民对各种政治力量长期比较来实现的；历史的走向，是通过人民的自觉活动来完成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民的选择。正如胡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选择我们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这种“历史比较”，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人民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比较，中国共产党经过人民的严格“考试”，被拥上了领导者和执政者的地位。“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坚定地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把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要求作为自己根本纲领，救民族于危亡、拯民众于水火。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党先后实行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政策，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把中国大多数民众争取到自己的身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各阶级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治主张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和民众的利益，陈毅元帅“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感叹，是人民选择和拥护共产党的真实写照。而国民党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立场出发，不仅始终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且政治独裁、经济腐败、盘剥民脂民膏，这就把自己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再也无法逃脱其在大陆覆亡的历史命运。延安窑洞旁，一代伟人曾在为一名普通战士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讲，明确提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纲领性口号中，从“砍头只当风吹帽，笑洒热血为大众”的壮举中，从露宿街头、不扰民众的行动中，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朱德的扁担、仁弼时的断腿眼镜中，人民认识了我们党和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0年3月，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到重庆、延安考察参观并慰问抗日将士。通过对国统区与解放区、重庆与延安的比较，他感慨地断言：“得天下者，共产党也！”这一感言代表着人民共同的政治向往。这种“历史比较”，在党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主要表现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国家的比较，人民继续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和高涨的创造热情，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经济建设。尽管我们党在发展进程中走过一段弯路甚至出现过“文革”这样的严重失误，但就像有自我净化能力的大海那样，党能够敢于并善于纠正自身的错误而与时俱进，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历史性巨变。新中国成立60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2008年的经济总量比1952年增加了77倍，2010年跃升到世界第二位。195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很小，1978年才达到1.8%，而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9.5%。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到100美元，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美元，到2009年达到了3650美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有这些，令世界瞩目，令全体中国人骄傲、自豪。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像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得到人民群众如此广泛的拥护和爱戴。可以说，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重大关头，都是中国共产党把握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利益，带领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谱写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新篇章。中国人民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进一步坚定了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选择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信念。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3月7日的评论称：“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政权创造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惊人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期间，就在其他国家遭受重创之时，中国继续前行。为什么要把共产党赶下台呢？没几个中国人愿意冒险制造阿拉伯式的混乱。”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和人民选择方式的特殊性。事物的发展，既有偶然性因素，也要必然性逻辑，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长期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没有被西方国家完全殖民的经历，以及革命所具有的武装斗争特点，等等，决定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和一些有过完全殖民经历的国家地区那样，通过议会和政党竞选来决定由何种政治势力执政。中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武装斗争的较量。武装斗争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一段时间以来，伴随着国内外敌对势力歪曲党的历史、反对党的领导的鼓噪攻击。有人说什么中国应该进行渐进改革而不是革命，革命的结果只能造成破坏，似乎革命是走入了“误区”，无数先烈的牺牲是多余的。这种看法十分荒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结论，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认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对外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没有民族独立；对内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民主权利，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处于这样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必须拿起枪杆子，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义无反顾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舍此别无他途。当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曾出现过按照民主程序决定政治走向的机遇。中国共产党试图抓住这种机会，但没有成功，最终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是迫不得己的，是反动势力强加给党和人民的。一次是在1924年－－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共同讨伐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反动集团不允许我们党这样一种异己的、潜在的政治反对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在上海、武汉先后制造“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此堵塞了中国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拿起武器，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次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经历8年抗战，渴望和平安定。我们党制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提出了战后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但通过战争手段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是其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