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余健文按】此文为牟宗三先生1979年于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一篇讲辞。由朱建民笔录而成。后收录于牟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为增订新版之序言。大陆出版「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着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1月二次印刷)及《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七--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均有收录此文，但在大陆版中，此文有近三千字被删去。删去的部份编者既不标明亦不作任何解释。现将大陆版删去的文字以粗体置于[]内。其中原委，读者自能判断。顺带说明一点，九十年代大陆有所谓新儒家热，新儒学的研究彷佛成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然而，如主其事者方克立所言：「要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像作出正确的历史说明和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新儒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新儒学批判的主要对象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史观及共产政权的专制独裁，牟宗三先生甚至称之为「魔道」。以魔道来对正道作「理论的分析」，将作者文章随意删改，以期达到既定的结论，那是理所当然，不足为怪的。牟先生此文以通俗的语言，道出现代新儒家的基本义理及精神所在。其中概念的哲学涵义详见于《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与《历史哲学》三书中。现代新儒家之所以为新，并不在于时间上的新。而正在于它能将儒家文化作一深入的反省，从反省中对应时代的问题来讲当前之使命--即中国民主政治与现代化的课题。大陆十多年来对新儒家的研究，每每只着眼于其对传统儒学的疏理，及将儒学哲学化的工作。故对牟宗三先生，只将他视作一个哲学家，对他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儒学复位系统、其自身圆善论及一心开二门道德形上学哲学系统的建构等作重点研究。但新儒家并非只是一个哲学的门派，新儒家的价值亦并不只在于解经或作哲学的建构。如此研究新儒家，正如民初学者的「整理国故」，与西方历史学者的「埃及学」研究一般，将它作为一种已死的学问来作「科学的分析」，绝不能理解新儒家的义理与真精神。一些浅簿的自由主义者见到一个「儒」字就不问因由的跟着乱起哄，甚而将它打成「新权威主义」。然而，新儒家所标示的正是人的价值与尊严，其批判的对象正是一切压制个人自由的专制政权，这与新权威主义有何相干？故大陆新儒学的研究，绝不能把握到新儒家的真精神。只读几篇大陆学者的新儒家论文，而对新儒家大加批判，则只能是武断之论。我以为要能真切体认到新儒家的精神，必须以敬畏之心认识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师的圣贤人格。因为他们以生命向人们显示了儒家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生命方向的光明面。各位先生，我们原先订的题目是「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这是个大题目，而限于时间，只能长话短讲，综括地集中于几点上，来谈这个问题。1.儒家的常道性格首先，我们要表明儒家这个学问具有「常道」的性格。儒家这个学问，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义：一是恒常不变，这是纵贯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一个人都能适应的，这是横地讲、广扩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常道」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家常便饭」；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理论、学说，儒家的学问不可视为一套学说、一套理论，也不是时下一般人所说的某某主义、某某「ism」，这些都是西方人喜欢用的方式。凡是理论、学说，都是相对地就某一特点而说话；局限于某一特点，就不能成为恒常不变的、普遍的道理。儒家的学问更不可视为教条（Dogma），西方的宗教有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可是儒家的「家常便饭」绝不可视为独断的教条。又有一些人讲孔子，常为了要显示孔子的伟大，而称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加、哲学家、科学家、………，把所有的「家」都堆在孔夫子身上。依这种方式来了解孔子、了解圣人，是拿斗富的心态来了解圣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推尊孔子，实际上是在糟蹋孔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成为那么多专家。凡是拿这种心理来了解孔子，都是不善于体会圣人的生命，不能体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道理安在。常道不可舍弃我们今天把儒家的「发展」与「使命」连在一起讲，而讲的重点则在使命上。使命是就着眼前说，在这个时代中，儒家担负什么样的使命、责任。然而儒家并非今天才有，因此在谈它的使命之前，我们亦当该照察它过去的发展。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中的发展，儒家这个学问既然是个常道，则在每一个时代中，当该有其表现；发展到今天，儒家这个学问又有负有什么责任呢？这是个严重问题，在今天问这个问题，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严重。何以会如此呢？因为我们今天谈儒家的使命，似乎还可再反问一下：儒家本身今天是否还能存在呢？能存在，才能谈使命，若自身都不能存在，还谈什么使命呢？若是儒家本身都若有若无，几乎不能自保，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谈什么当前使命、责任呢？在以往的时代中，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有这个问题。以往一般人，不论是士、农、工、商，提起圣人，没有不尊重的，提到圣人之道，每个人都能表现相当的敬意，没有不肃然起敬的。不但整天捧着圣贤之书的读书人是如此表现，即使是农、工、商，亦莫不如此。但是在今天讲圣人之道，就没有这个便利。今天这个时代，先不讲农、工、商，即使是读书人亦很少有尊重圣人之道的，亦很少有了解圣人之道的。在以往，从小即读四书五经，今天的读书人却是愈往上读，离开四书五经愈远。知识分子把儒家这个常道忘掉了，很难再接上去。事实上，也许农、工、商对于圣人之道还客气些，还保留一些尊重，知识分子反而不见得有此「雅量」。因此，在今天讲儒家在当前的使命，尤其成了个严重问题。要是大家都把圣人之道忘掉了，认为它是不适应时代的落伍之学，那么这种被时代抛弃的学问还谈什么当前的时代使命呢？我认为这只是这个时代所表现的一个不正常的变态现象；落实地看，并不如此，所以我们仍可讲儒家在当前的使命。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乃是要大家正视、严重考虑「儒家本身存亡」的问题。儒家这个常道落到今天这种若有若无的地步，几乎被世人忘却、抛弃，这是不合理的。既然是常道，怎能被忘掉！怎能若有若无！常道而被埋没，这是任何人良心上过不去的。假若良心上过得去，这就不是常道。既然是常道，我们就不能让它被埋没下去。这是就儒家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言，另外就是牵涉到外界的作用、使命来讲儒家当前的使命，也是比其它任何一个时代都难讲。因为现在来说儒家的使命，不只涉及它本身存亡的问题，还得涉及到其它的一些特殊问题，才能显出「使命」的意义。尤其是牵涉到现代化的问题。中国从清末民初即要求现代化，而有人以为传统儒家的学问对现代化是个绊脚石。因此，似乎一讲现代化，就得反传统文化，就得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即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讲「使命」。2.儒家第一阶段的发展我们在此先照察一下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中的「发展」。大体说来，可分成两个阶段，今天则属儒家学术的第三阶段。这是个大分类的说法。儒家学术的第一阶段，是由先秦儒家开始，发展到东汉末年。两汉的经学是继承先秦儒家的学术而往前进的表现，而且在两汉四百年中，经学尽了它的责任，尽了它那个时代的使命。从汉武帝复古更化说起，建造汉代大帝国的一般趋势，大体是「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经学处于其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因此，不能轻视汉代的经学，它在那个时代，尽了它的责任、使命；尽得好不好，是否能完全合乎理想，则是另外的问题，至少在汉朝那种局面下，儒家以经学的姿态出现，而尽了它的使命。先秦儒家与先秦诸子齐头并列，至汉朝，以经学的姿态表现，一直发展到东汉末年，即不能再往前进了。汉朝大帝国亦不能再往前发展了。这已是绝路，任何人出来也没办法；照前人的说法，即是「气数」尽了。当时郭林宗即谓：大厦将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此即表示那个时代要「峰回路转」了；顺着以前所定的那个模型，己走到尽头了。「气数」不是可以随便说的，一个力量兴起，必得维持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说气数。在东汉末年那个关节上，说「气数」才有意义，说「峰回路转」也才有意义，在此方显出无限的苍凉之感、沈穆的悲剧意味。若只是一些小弯曲，亦用不上「峰回路转」这种形容，必在看着就是死路，然而却绝处逢生，在绝望至死之际，忽有一线生机开出，这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情形好比修道人所说的大死大生。这个「峰回路转」，开了另一个时代，即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个长时期。照中国文化的主流、照儒家的学术而言，这一大段时间算是歧出了，岔出去了、绕出去了。儒家的学术在这个时代中，暗淡无光彩。魏晋盛行玄学，乃依先秦原有的道家而来；尽管道家是中国原有的，但不是中国文化生命的主流，因此仍属中国文化之「旁支」。玄学虽属歧出者，但仍是继承中国原有的道家，至于东晋以下，历经南北朝、隋、以至唐朝前半段，这一个长期的工作则在于吸收佛教、消化佛教，佛教则纯属外来者，当时即初以道家为桥梁来吸收佛教。南北朝两百多年，中国未得统一。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则是五胡乱华，在这两百多年的混乱中，处在当时人，不是很好受的。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由民国以来，至今不过六十多年，这六十几年的不上轨道、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上看来，并不算一回事。所以大家处在这个时代中，应该有绝对地贞定的信念，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总是会过去的。从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不但被吸收进来，而且被中国人消化了，这等于消化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长期的吸收、消化中，佛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充实了我们文化生命的内容。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事实；至于进一步衡量这个作用的价值、利弊，则属另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暂不讨论。文化生命不可摧残从魏晋开始，乃中国文化的歧出。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又一村」即指的是此一歧出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到了唐末五代，这也是中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五代不过占五十多年，却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每个做皇帝的，原先都想万世一系地往下传，而今每个朝代却至多不过十几年，可见五代这段时期是个差劲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丧尽了廉耻。所以，一个民族糟蹋文化生命，同时就牵连着糟蹋民族生命。什么叫做糟蹋文化生命呢？在这里所表现的即是人无廉耻。五代人无廉耻，代表人物即是冯道，[亦如今日大陆上有所谓的「四大不要脸」，其中领衔的即是郭沫若与冯友兰。]你想，谁愿意不要脸呢？谁能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唐末五代的人难道就自甘下贱吗？但是，五代这个局面就把人糟蹋得无廉耻。[大陆上，黄帝的子孙，那能没有廉耻之心呢？为什么能够出现「四大不要脸」呢？难道说郭沫若、冯友兰就愿意不要脸吗？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才使得人无廉耻。这「四大不要脸」不过是因为他们较有名气，易受注意，而特别举出来。事实上，岂止这四个人而已，一般人谁敢有廉耻之心呢？共党在内部批斗时，常以「风派」抨击他人；其实，那一个人不是风派呢？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今天邓小平要现代化，谁敢说不现代化？以前毛泽东要文化大革命，谁又敢说不文革？谁敢出来说句反面的话呢？他们还对那些投机的人名之曰风派，事实上，那个不投机呢？这句话在自由世界说，是有意义的，在那个极权的世界说，是没有意义的。有的人听了这些话，还以为共产党在讲气节、讲廉耻。「气节」、「廉耻」，在自由世界的人才有资格说，这些名词也才有意义，在那个专制暴虐的政权下，说这些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不能表意的。又如说共产党以前在海外宣传大陆没有失业，而谓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没有失业，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则到处有失业问题。头脑简单的人听了，还误生幻想，以为不错。其实，这只是耍文字语言的魔术，专门骗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试问，你有不失业的自由吗？你有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