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影响

欧美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前言今年夏天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几乎同时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围绕提高公共债务上限发生激烈纷争，虽然在最后关头勉强达成协议，但却使人们看清了持有美国国债的风险。加上，美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前景堪忧，今年8月5日，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长期主权债务评级由AAA下调至AA+，同时将评级的前景展望维持为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丧失AAA级信用评级，使得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降低至加拿大、英国、德国与法国之下。全球金融市场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美债危机尚未平息，更为凶险的欧债危机又卷土重来，迅速蔓延。早在2010年4月，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就被调降至垃圾级。2011年6月，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降至CCC的全球最低等级。2011年7月，穆迪又相继将葡萄牙与爱尔兰的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至垃圾级。接着，西班牙、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也被降低。甚至法国和德国的银行也受到了影响。一场主权信用危机席卷欧洲，震动世界。全球的股市暴跌，大宗商品、石油乃至于黄金价格都随之暴跌。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市场恐慌情绪可见一斑。欧元乃至欧盟摇摇欲坠，大有解体之虞。应当认识到：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这场主权债务危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是全球经济危机由市场延伸到政府、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个别国家扩散到全球体系的征兆。那么，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和特征究竟是什么？其根源又是什么？它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前景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一、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特征与阶段1、危机的根源此次危机的根源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世界经济的结构失衡和供需失衡，是全球性的收入两极分化和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在全球化时代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集中爆发的产物。2、危机的特征（1）制造-服务型国际分工引起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8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后日益倚重服务经济和虚拟经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则成长为“世界工厂”，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形态初露端倪。由于产权结构和分配机制等的影响，在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形态下，创造财富的国家储蓄过度、消费能力不足，不创造物质财富的国家却储蓄不足、消费过度。为了使贸易能够持续下去，一种基于“跨时比较优势”的借贷消费模式便被创造出来。表面上看，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对欧美十分有利。一方面，它们可以利用服务业的垄断优势，在产业链中不断增加高端服务环节的利润分配比率，通过榨取低端制造环节的利润，从实体经济中攫取第一桶金；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利用“跨时比较优势”，获得廉价的借贷资金从事各种金融投机活动，从虚拟经济中攫取第二桶金。但深入透视，这一分工模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首先，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超前消费终需受到其偿债能力的限制。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都不可能无限地透支未来，一旦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用产生怀疑，事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第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处在工业化阶段、货物贸易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时，由产品内分工所衍生出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贸易必然是不平衡的，服务贸易的提供者必然处于逆差地位。第三，当服务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分工走过了头，而服务经济又难以通过投资和贸易等实体经济活动实现内外部均衡时，服务经济就可能与实体经济相脱节，通过制造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来维持自身的繁荣，其后果在这次危机中已经暴露无遗。综上所述，当国际分工的新变化超前于传统的主流经济结构时，以贸易失衡为主要表征的全球经济失衡就可能发生。这种失衡可以称为结构扭曲型失衡。（2）发达国家的债务经济、泡沫经济与新兴经济体的产能过剩并存结构扭曲超过市场所能承受的限度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就是用市场倒逼机制，强制性地矫正结构扭曲。本次危机的客观目标就是要消除发达国家过高的债务比率和过大的经济泡沫（去杠杆化），同时通过传递机制，迫使新兴经济体减少过剩的制造业产能和过多的出口（去产能化）。（3）危机的坚韧性，由短期危机转为长期萧条的可能性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与危机初期的救急措施相比，结构调整不易实现国际协调，人人都想把调整成本转嫁给他人，自己“搭便车”。因此，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是治标不治本，把问题推到将来去解决，如此一来，短期危机就可能演变为长期萧条。3、危机的阶段第一阶段：金融危机爆发阶段次贷危机引发欧美虚拟经济泡沫破裂，金融市场面临崩盘，金融危机也传染到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这一阶段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政策，由政府出手拯救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复苏。结果是市场暂时得到稳定，但结构调整未能实现，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措施只是把私人部门的债务转为了公共债务，新兴经济体为了刺激经济，公共债务也大幅度上升。第二阶段：发达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出现滞胀的阶段。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萧条，长期寅吃卯粮和在危机中大把撒钱的做法终于引爆主权债务危机。由于货币政策失灵，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可能破产，紧缩开支又可能陷入二次衰退，发达国家面临两难困境。新兴经济体在前期扩张政策的刺激下出现较强劲反弹，但由于国际国内旺盛的流动性，通货膨胀不断攀升，不得不转而实施紧缩政策。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疲软，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受阻，经济增长也开始回落，若继续实施紧缩政策，可能与发达国家一起陷入萧条；若转而采取扩张政策，通胀又可能抬头，同样面临两难。最近，以美国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为契机，恐慌情绪在全球蔓延，如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得不到遏制，全球危机将进入“二次探底”的阶段。二、结构调整的困难：如何调整？谁来支付调整代价？1、结构调整是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窘境，原因就在于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结构问题未得到解决。由于危机的根源是在制造-服务分工模式下世界经济的结构失衡和全球性生产过剩，因此，只要发达国家没有完成“去杠杠化”，新兴经济体没有完成“去产能化”，由创新引领的新的主导产业没有出现，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再平衡”，经济就难以真正复苏，危机就可能转为长期萧条。2、结构调整的困难和代价消除结构性失衡需要贸易双方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结构扭曲的分工模式往往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分工的被动接受者。问题在于，结构调整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中国早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型升级，美国在危机中也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和“出口倍增战略”，但均未见到成效。除了经济危机的干扰以外，关键的问题是结构调整要付出不菲的代价，应当由谁来支付这一代价？各国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博弈。在结构调整的代价中，影响最大的是失业问题。结构调整总是会使经济增长放缓，无论是美欧的“去杠杠化”还是中国的“去产能化”，如果听任市场调节，都将带来严重失业。失业不仅会使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而且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失业者往往是低收入人群，原本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是两极分化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社会基础，让全球化的受损者来承担经济危机的后果和结构调整的代价，是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由此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可能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故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均未真正迈出结构调整的步伐。原则上，结构调整的代价应当主要由全球化的受益者来承担，但实际上很难判断究竟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欧美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在中国看来，欧美才是全球化的真正受益者。因为它们享受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和低成本的借贷资金，而中国只获得微薄的加工费，却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代价。在各国国内，同样存在由谁来支付调整成本的问题。如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的争论，欧盟各国实施紧缩财政预算所遇到的反抗，中国各利益集团围绕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博弈，实质上都反映了该由谁来为危机和调整“埋单”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结构调整就难以有效实施。要找到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并摆脱利益关系的羁绊，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将考验各国当政者和主要利益集团的政治智慧和政策决断力，同时也是对各种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应对危机的一个严峻考验。三、中国经济将转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出口导向战略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行将结束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GDP年均增长约10%，2010年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由前期向后期推进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局限性正日益显露。首先，该战略驱动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主要依赖初级要素外延投入的粗放增长，缺乏创新激励。随着经济发展，虽然要素禀赋结构有所提升，但我国的制造业依然停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主要是依靠“汗水”而非智慧在挣钱。其次，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劳动力供给正迎来“刘易斯拐点”，工资成本上升，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土地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加上人民币升值，国外需求疲软，产业利润日趋微薄，比较优势的削弱导致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衰减。第三，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日趋萎缩，这不仅造成普遍的产能过剩，还产生了我国以消耗资源和透支环境的代价去“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现象。第四，由于我国出口中工业品占据绝对比重，服务贸易的比重低，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自然有力地拉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在我国的外贸结构中，加工贸易占了出口贸易的一半，削弱了出口制造业与本土服务业之间的关联。制造业在出口拉动下的过度发展挤占服务业的资源，阻碍产业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总之，目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一个大转折的时期，无论是欧美大量透支和消费的债务经济发展模式，还是中国大量投资和大量生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这场危机以后都将难以为继。2、中国经济将转入内需主导的次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源于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未得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内需的扩张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还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势必放缓。适度下调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同时，发达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漫长而疲软的过程，在发达国家长期萧条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经济增长减速几乎不可避免。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即将走到尽头，需要对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使发展战略符合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正面临一个结构调整和战略转换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在所剩不多的战略机遇期不能及时完成发展战略调整和结构转型，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爆发危机。四、从出口导向战略到经济国际化战略：新时期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战略转换1、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必要性2、经济国际化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优战略选择（1）与奖出限入的出口导向战略相比，经济国际化战略是一种更加均衡、全面和中性的战略。它更多遵从市场机制而非依靠政府干预来调节经济，较少人为扭曲，更加容易实现一个经济体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这一战略的基本取向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而非被动参与国际分工或者与国际经济脱钩。（2）与重视要素禀赋的出口导向战略相比，经济国际化战略是一种更加重视制度引进和改进的战略，提倡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制度接轨。通过主动引进、学习乃至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它可能为技术创新和对制度十分挑剔的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使产业升级转型能够顺利进行。（3）与通过出口来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相比，经济国际化战略是一种更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属于向后工业化经济转型的战略。（4）与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战略相比，经济国际化战略更加注重内需，有利于内需的扩大。在经济国际化战略下，由于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均衡，可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