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鲁迅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的关系

谈谈鲁迅的生活经历和他创作的关系文学院09（3）班管图云010901125鲁迅的生活经历对鲁迅的创作可谓是举足轻重的。一、童年生活经历童年经验，无疑主要是对家庭和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生活的印象与经验。最重要的便是致发家道中落的两件大事：祖父周福清入狱逝世，父亲周伯宜突生急病，几年后去世。在这段时期中，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负，在世人的冷眼中受尽了“侮蔑”和炎凉，遭到和忍受了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如果说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他幼嫩的心灵曾为家庭的不幸而感到悲伤，那么，被称为“乞食者”的轻蔑和长辈亲朋的倾轧以及乡邻的流言，还有那药房与当铺间的连年奔走，则使他过早地尝遍了人生的酸苦。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而目。”鲁迅的童年直接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自己生活的影子，特别是少年时期生活的影子。如《社戏》、《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寄予了很多好的理想和对童年快乐生活的回忆。《社戏》中鲁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展现了一幅作者记忆中理想的农村画卷。而《故乡》虽然整体感情基调是沉重悲哀的，反映的是封建统治下农村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但中间穿插的有一部分鲁迅对少年时可爱伙伴闰土的回忆，也是对美好童年的追忆。但是闰土长大成人后，在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下，在封建的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老实人”，一个讲“道德”的人。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情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小说创作弥漫着极其浓重的悲剧气息，这与鲁迅童年所经历的无数悲剧事件分不开的。在鲁迅的人格与心理发生与发展的最关键的十多年里，家庭一直是变故迭起，厄运不断，似乎人世间所有的悲剧都集中在鲁迅的而前，让他不能不看，不能不记，纵使多年之后也“不能全忘却”。二、鲁迅的医学情结纵观鲁迅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寻找到这样一个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疾病给鲁迅带来了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贯穿了作家的一生。也正是医学情结,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巨大的源动力。鲁迅与医学结缘,大抵应该说是从中医开始的。发端就是幼年时期他父亲的病。《呐喊·自序》说到:“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那时鲁迅每天要为父亲四处求医买药,饱尝了人情世故。父亲的病,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所以,鲁迅不顾母亲的哀求毅然决定外出求学寻求一条救己救国的道路。经过努力,他终于在1904年获得了到日本学医的机会。选择学医本来是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亲历的“幻灯片事件”使身在异国的鲁迅遭遇到了心灵的伤害。他深刻感受到自尊心的重创,觉得改变国人麻木的灵魂更为迫切。最终,弃医从文,用笔来拯救国民麻木的心灵。从自身而言,鲁迅是从少年时起染上的肺结核。七八岁时就患龋齿,体质孱弱,已有肺结核的伏根。1923年兄弟失和后,鲁迅和朱安迁进一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吃流质食物,卧病一个多月。许广平曾在写给常玉书等人的信中谈到,1925年到1926年之间大病中的鲁迅“面面受敌,心力交瘁……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抱厌世置病不顾。”1936年,他于病中写给母亲的信说,“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现实的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显然对于鲁迅的思想、心理及情绪起着影响。“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幼年的心灵伤痛,加上一生病魔时不时地困扰,医学的影响在鲁迅的心理上一直就不曾中断。最直接的表露,就是通过一系列作品对伤痕、病态、死亡予以关注。读《祝福》、《孔乙已》、《阿Q正传》等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的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都是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每个人的伤痕又都有屈辱的故事,这些伤痕又都是人们嘲笑的对象。鲁迅既写出了人物的遭遇和思想性格,又通过人物与伤痕的关系,深刻地反映了人物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伤痕,正是人物心灵创伤和民族劣根性的双重象征。由于鲁迅接受西学,从睡梦醒来以后,也曾在无奈的现实中求助过“精神胜利法”,所以他又对阿Q病态灵魂进行过透彻的描写。由于长期紧张和高压的情绪状态得不到释放，就容易引发抑郁症。小说《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长明灯》里的疯子、《头发的故事》里的先生、《白光》里的陈士成等,精神都变得异常、丧失理智,甚至处于癫狂状态。鲁迅运用准确的精神病的病理知识和生动传神的描绘,使“狂人”以一个集精神病人典型的病理特征和一个被压迫的革命先觉于一体的经典形象,朝着戕害中国几千年的“吃人”的封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实际上以狂人为替身,就像蒲松龄假借助鬼魅狐仙表达自身愿望一样,展示自己的个性与追求。疾病,很大程度上成为生与死之间唯一的中介环节。表现疾病和死亡,也因此成为了鲁迅创作的一个主题。正是由于疾病使得鲁迅体会着人生的“残缺”,才使他偏爱于对死亡的描述。《呐喊》中有4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因为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人打残双腿,加速了他的死亡。《药》中的华小栓患“痨病”,即肺结核病。人血馒头并没有治好小栓的“痨病”,小栓最终还是死在了病痛的折磨之下。《明天》中单四嫂的孩子宝儿得了“焦塞症”(消化不良),单四嫂用高价买回来的保婴活命丸也没能救回孩子的生命。《白光》中陈士成所患的是精神病,最终发狂坠河而死。《彷徨》中有3篇:《祝福》中祥林嫂的第二个丈夫年纪轻轻就死于伤寒。《在酒楼上》中顺姑起先患的只不过是小伤风,最后发展至吐红和流夜汗而死。《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所得的也是“痨病”。他夜晚经常失眠和吐血长伴,最终以死亡结束了自己艰难的一生。这些作品中的患病人物最终都走向了死亡,可见鲁迅把疾病当作死亡的前奏。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偏爱描写疾病与死亡,并且渲染着一种悲凉的氛围。人们都说鲁迅的文笔像匕首、投枪,实际上更像手术刀。这把犀利的手术刀,毫不留情地、深刻地解剖了封建社会和旧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人生各态,将人吃人的、血淋淋的封建社会的本质和当时国民的愚昧捧到读者的面前,使人感到窒息。对待病态社会,鲁迅先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些在文坛乱骂的人,多是怀着一己的小恨发泄。而鲁迅有大恨。他恨世道昏黑、生民愚昧,他恨得上下求索,恨得言如厉鬼。鲁迅还有大怒,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如此严厉地咤骂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人。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鲁迅青年时代目睹和经历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之一幕。从革命的舆论准备到实际的武装斗争，从胜利到失败，都在他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这过程中，他有过不满与悲哀，烦恼与欢乐，激昂慷慨的议论与批评，在沉默中进行长期的思考与探索。直到五四以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仍然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题材。鲁迅明确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辛亥革命前夕，颇为苦闷的鲁迅在文言小说《怀旧》中表明自己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看法。小说的基本思想是，要改革中国，当务之急在于改造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拯救年轻的新一代；如果再去发动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只能像“长毛造反”，给人民带来祸害，以失败告终。这一思想和几年前写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小说把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和“长毛造反”联系起来，自然反映了作者对这场革命的看法。辛亥革命的爆发，武昌起义的胜利曾经给鲁迅带来了新的喜悦与兴奋。他积极地迎接了家乡的“光复”，革命胜利的现实也使他开始改变着原来的某些看法，并准备为新的共和国贡献力量，然而很快他就发现革命队伍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再加上不久就出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使他“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颓唐得很了。”四、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先进知识分子仍然只能从文化思想上、从国民性上去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五四”以后，鲁迅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小说：《药》、《阿Q正传》等是鲁迅长期以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改革问题的艺术结晶，也可以说是从鲁迅的视角中对辛亥革命及其失败的艺术反映。即改革国民性、“立人”的角度。直到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鲁迅才转换了视角，开始从武装斗争和社会改革的角度去认识辛亥革命的贡献与不足，经验与教训。1918年，鲁迅在教育部做官比较迷茫、苦闷。后来他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钱玄同（《新青年》编辑部成员）找到他，让他写东西。至此，他写出了《狂人日记》便一发而不可收。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做了很多文化启蒙工作：文学创作《呐喊》、《彷徨》、杂文；参加思想论争，反对复古派；支持青年学生工作，扶持青年成长；创办文学杂志《语丝周刊》，成立社团：语丝社，开创了“语丝文体”等等。五、南下：低潮中的彷徨与自省厦门时期，在鲁迅的人生中是一个相对萧瑟的时期，不仅和前不久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潮时期联络教员们支持学生、家中坐满了青年学生的热闹、踔厉风发不同，也与之后初到广州时的努力重整不同，离开了亲朋好友和熟悉的北京生活，鲁迅在厦门过得颇为不习惯和寂寞。1926年9月，他和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本有工作两年的打算，实际尝试下来确实“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而终于提前一年半离开了。厦门大学的生活环境恶劣，而现代评论派的“接踵”而来，更是他心绪恶劣，后接到广东中山大学发出邀请，便去了广东中山大学任教。那时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割，鲁迅感到失落、彷徨，写下了《彷徨》---“两天余一足，荷戟独徘徊”；《野草》等。六、生命的最后十年1927.10鲁迅从广东回到上海，1927.4.12国民党发生政变，广东爆发重大事件，鲁迅的好友毕磊（共产党员）被抓沉黄浦江，多名学生学生被抓。使得鲁迅对学校很失望，之后他看了很多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献，纠正了自己前期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后来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此后在上海便开始了文化启蒙工作：创作大量的杂文；参加文艺思想论争（主要针对新月派，第三种人展开论争）；扶持文学青年，接纳萧军、萧红；参与筹建左联等等。此外还参加了十多个民间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文化大同盟等等。可谓最后十年，病中的鲁迅依然没闲着。总之，鲁迅的创作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