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考古学的诞生

I、圣经考古学的诞生当艾萨克·牛顿爵士于1728年撰著了《古代王国年代学》一书时，他的资料来源包括圣经和希腊与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他从圣经历史部分所得出的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及至今日也只需要加以微小的改动而已。然而他凭借世俗古典作品中所得到的信息而建立起来的古代历史却是完全错误的。根据牛顿所著，塞撒（即圣经中记载的当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位时捣毁耶路撒冷圣殿的示撒）不仅入侵了非洲和西班牙，而且还跨越了希腊平原，并且进入了印度。他在印度的恒河边树立了凯旋石柱。据我们现今所知，示撒的所有这些事件中，除了圣经中所记载的以外，其他均属虚构。牛顿将伟大的拉美西斯国王的年代定在了公元前九世纪而并非十三世纪；并将基萨大金字塔的修筑者：齐奥普斯（译者注，即胡夫）、哈夫拉和米凯里努斯，排在了拉美西斯的后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三位国王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的国王，他们要比拉美西斯早好几个世纪，而且他们所修建的金字塔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成为这些建筑者们荣耀的纪念碑了。十九世纪初的圣经注释家们，诸如亚当·克拉克等，都犯了和艾萨克·牛顿爵士一样的毛病。每当他们试图用古代历史记录来解释前波斯时期的圣经历史时，他们无法决定是接受圣经故事中的历史背景还是以相反的历史记录来取而代之。结果导致他们对历史时间的解释往往都是错误的。十九世纪初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们手中的原始资料极其稀少、内容含糊、扭曲和甚至是荒谬的，而且含有许多主要的但无法认定的空白。有些神话人物也被当作历史人物，因此当时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古代世界历史。及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有关古代历史的知识，我们还是远不能充分地理解古代王国之间交错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而且我们还无法识别出古典作者们所描述的所有人物和事件。通过当代证据的发现，人们意识到希腊和罗马作者所保留下来的古代原始资料很不可靠。当人们证实了古代作者的绝大多数信息都被误解或是完全错误时，人们开始对所有的古代文学产生怀疑。例如，不仅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被称为神话，而且连特洛伊城的存在也被否定了。直到海恩利赫·施利曼发掘出此城时，其客观存在才得以证实。由于这种对古代文学的怀疑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于是这种怀疑也延伸到了圣经的著作当中。许多人认为圣经关于这个世界的古代历史的记录以及那些关于先祖、先知、士师和君王的故事绝大多数都是些神话，和那些通过希腊文或拉丁文流传下来的古代人物没有什么两样。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是那些对圣经故事真实性的最大的怀疑者，同时也是圣经最激进的批判者。自从本世纪初以来，这种态度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人们对《旧约》以及其中所记载的叙述和教训显示了越来越大的尊重。在近东的探索结果是这一转变的独一无二的功臣。鉴于考古学所发现的大量亮光，旧约圣经不仅被视为可靠的历史记录，而且与古代世界的其他最佳作品相比，在写作范围、权威性以及高尚的道德标准上都是其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一位自身并不相信圣经默示的历史学权威对此作出如下的评价：“我们可以这样定论：旧约圣经作为历史材料要比当其经文被作为宗教的圣旨所维护时更显得伟大。”“历史学家不应该以现代的角度来评价它。他不应该拿《创始记》来与兰克的作品相比较，而应与埃及和亚述的作品相比较。鉴于以写作的时代来评价，犹太人的文学不论是在写作范围还是权威性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詹姆士·T·沙特威尔，《对史中史的介绍》，第80页）他又写到：“[申命记的作者]的观点真的是旧约圣经中最佳的观点。在阅读《申命记》第五至十一章后，再将之与其他在古代文明鼎盛时期以前写作的世界文学相比较时，任何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同上，第92页）广泛的地表探索和对被掩埋的古代遗址的大量发掘将大量的证据显明了出来。这些证据不仅使古代文明在我们的眼前得以复兴，而且使我们能够重新建立古代历史并将圣经中的叙述放入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当中。用以释读早已被人忘记的文字的钥匙被找到。它们被用来帮助现代的学者们释读这些文字，如埃及人和赫梯人（译者注，即圣经中的赫人）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或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古代居民的字母文字等。在几千年前就丧失的语言又得以复兴，它们的语法和词汇得以确立。埃及的沙土和西亚的废墟展示了丰富的文学资料。这些文献已被埋藏了数千年之久。这些文献帮助了现代的学者们重新确立那些国家的大部分古代历史，以及他们的宗教和文化。许多在圣经中或其他古代资料中被提及但其地点完全不为人知的城市，诸如拉吉、夏琐、米吉多和尼尼微等，都被发现和发掘。这些城市中被毁的圣殿和王宫被出土，学校、图书馆和坟墓被发现。它们将其长期隐藏的秘密交了出来，并为有关古代世界知识的迅速积累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圣经人物所生活的世界，那些神圣的经书就是在那里应运而生的。数以百万的美金被用来恢复古代东方的历史，有学识的贵人们为此献出了他们的身心甚至生命，学者们撰著了成千上万的大册书籍用以记录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所有的发现。上帝的预备可以在这一发展中清楚地被看到。当人们无法从所有这些无价之宝当中受益时，当人们并不需要它们来确立那尚未受到挑战的圣经的可靠性时，它们被隐藏了数千年，不为人知。然而，当人们急需这些材料来证明上帝圣言的正确性和神圣历史的真实性时，所有这些材料都显明了出来。除了上帝的预备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有一只看顾的眼将它保存起来，直至它能够实现其为真理做见证的时日来到，并且应验耶稣基督所说过的预言，当活着的见证人停止为他和真理做见证时，连石头都要呼叫起来。为了进一步介绍在诸多的圣经圣地的考古工作的这一奇妙发展历程，现引用当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W·F·阿尔布莱特的几段话，以显示考古学研究对圣经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学术界对圣经故事的评价的巨大转变。在1935年，他写道：“上一世纪在巴勒斯坦和邻近地区进行的考古研究完全地改变了我们对圣经的历史和文学背景的认识。它不再是关于过去历史的一个绝对孤立的纪念碑，一个与其周围环境毫无关联的现象。现在它在一个日益为人们所了解的环境中占据其应有的地位。参看古代近东的历史背景，数不胜数的不解之处变得豁然开朗，我们开始理解希伯来社会及其文化的有机发展。然而圣经的独特性不论是作为一部文学杰作还是作为一部宗教文献并未因此而得以削减。人们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影响犹太人或基督徒信仰的证据。”（《巴勒斯坦的考古与圣经》，第127页）阿尔布莱特花了较长的篇幅谈论了那些驳倒高级评经家们的武断和时常带有讽刺性的观点的考古发现。那些高级评经家们，如朱利乌斯·威尔豪森的学派，认为圣经含有许多传奇文学、民间的传说故事以及有时被称为“虔诚的欺骗”的神话。阿尔布莱特对此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我们相信保守派的学者们对否认一切试图证明圣经中存在欺骗性的创意和有意的篡改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同样有权利坚决地否定圣经搀杂着一些伪造的神话和略加掩饰的偶像崇拜。”（同上，第176页）自从他写了这些话以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有些甚至是惊人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了圣经记述的可靠性以及其经文在许多细节方面的准确性。回顾这些大量的新证据，阿尔布莱特说道：“近来兴起的对圣经神学的兴趣主要归功于考古学的发现，因为大量显示圣经经文及其背景的新证据被发现。新的考古证据还在不断地涌入，促使人们对新旧约宗教所采用的一切旧方法进行修订。这一对圣经的重新发现日益显明这些发现常常导致人们对圣经信仰的重新评价，并惊人地与早期的正统信仰相吻合。不论是学术界的经院哲学还是什么不负责任的新正统神学都不能使我们的视线转离我们对圣经的活的信念。”（《生活中的宗教》第21册《考古学二十年后的圣经》，1952年秋，第550页）II、古埃及的复兴每当我们提起埃及，我们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拥有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古国。这个古国主要是在一个又窄又长、在地图上看起来象条蛇的大河谷地带。这一地带平均约5英里多宽、但却有500英里长。在这片土地上，约瑟曾作过宰相，律法的颁布者摩西也曾在这里接受他的教育。这是一个充满极端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生活在百分之四的土地上；其余的土地皆是沙漠。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这狭长肥沃的地带一直都在仰赖着这条大河赐予它生命。由于这里几乎全年都不下雨，所以这里的人们都要依靠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而为生。少有的干旱气候使得许多建筑物和在其他国家早就腐烂了的大量的易腐物质在这里得以保存下来。而且，埃及拥有古代王国中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和建筑者。其迷人的石制纪念碑，如金字塔、方尖塔和圣殿，经历了千年的沧桑，依然是古埃及人非凡的建筑艺术的明证。圣经考古学以及其中的埃及考古学的生日是1798年。当拿破伦攻打埃及时，与之同行的是一大批学者、建筑师和艺术家。他们奉命去研究和描述古埃及的遗迹。这些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作为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出版了24册宏伟的书籍。这些书籍至今仍然十分宝贵，因为这些学者们所描绘的许多纪念碑和碑铭文都在此后的岁月中被毁了。然而其中最伟大的发现则应当属于在1799年由法国军队发现的著名的罗塞达石版。此石版成为释读奥秘的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块黑色的玄武岩平板和其他战利品一起流入了英国人的手中，并从此成为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辉煌的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陈列品之一。石版上三种语言的碑铭分别以希腊文、大众体（晚期的埃及文草书）和象形文字（早期的图形字体）重复写成。学者们立即试着借助可识别的希腊文部分来解决其他两种未知文字之迷。经过了多年毫无功效的努力，瑞典的外交官亚柯布拉德于1802年为释读大众体部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开端。英国的医生托马斯·杨于1819年出版了关于几个象形文字符号的正确读法。然而完整的释读是由一位年轻精明的法国人让·弗朗西斯·昌波良于1822年完成的。虽然从那时起人们会阅读埃及文了，但是要将古埃及语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则需要诸多的学者们共同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俄尔曼、塞特以及加尔迪内尔。直到昌波良先驱的工作完成近七十年后，第一部令人满意的埃及象形文字语法书才得以出版；直至一百多年后，一部充实的、具有4,200页的埃及文字典才应运而生。由于埃及的文字是用一种图形字体写成的，而且其中有成百上千的字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因此阅读和解释这些字仍然是每一位埃及学家的一大难题。但是大量的世俗和宗教文献以及历史证据已被发现，就使得学者们对古埃及的政治和宗教历史的重建工作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之上了。在进行语言研究的同时，考古学家的实地考察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此项工作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当时开始的是记录考察任务，即将圣殿中的碑铭复制下来，并描述所有能见的古埃及遗迹。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任务，那就是1842年至1845年由列普修斯率领的伟大的普鲁士考察行动。此次考察几乎复制并描绘了整个埃及所有能见的东西。其成果被录入了12册不朽的书卷中。此后几乎再也没有比这些书卷更大的书了。这些书卷每卷书合上时的大小为75厘米长、60厘米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没有任何系统的发掘工作得以开展。当时只有一些当地的土人挖出并贩卖大量的古物给欧洲各大博物馆的代表们。这些博物馆在当时建立起丰富的、辉煌的文物收藏。当马利艾特被任命管理年轻的埃及政府文物局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寻找科普特人的手抄本时，他幸运地发现了塞拉皮犹姆圣殿。这是存放和埋葬神圣公牛的圣殿。通过不懈的、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手段，他成功地取缔了非法发掘，并将所有发掘的活动集中在他本人和他下属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间，古埃及辉煌的遗产开始流入开罗博物馆。迄今为止，开罗博物馆是世界上古埃及艺术最大的收藏馆。在马利艾特管理的三十一年间，出现了一个伟大发现。他发现了隐藏了三千多年的许多著名法老的秘密隐蔽处。他们的坟墓在古时曾被盗，一位虔诚的国王将他的知名先辈的木乃伊收集起来存放在靠近上埃及首都底比斯附近的西部沙漠的悬崖高处的一个人造的洞穴之中。从这个洞穴中发现有伟大的争战主图特摩斯三世的尸体。他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征服了整个巴勒斯坦，而且很可能就是压迫以色列民的那个法老。那里还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尸体。他是在抵抗赫梯人的加低斯战役中的英雄。另外还有拉美西斯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