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论文开题报告

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学号：1001220513姓名：武兴华导师意向：1朱天飚2杨开忠研究方向：发展管理论文题目：基于“善政”视角的政府治理及其中国式发展之研究入学时间：2010年3月开题时间：2011年8月2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制编号填报说明一、开题报告中的一至六项必须采用计算机输入和打印，开题报告格式可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网站下载，网址：。二、开题报告请用A4纸张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各栏空格不够时，请自行加页。三、开题报告要求字数在4000字以上。四、开题报告请注意格式规范，具体要求是：1、标题用粗黑体：一级标题三号；二级标题小三号；三级标题四号。2、正文用宋体小四号，1.5倍行间距。五、标题序号标号：一级标号：一、二、三、······二级标号：（一）、（二）、（三）······三级标号：1.2.3.······学位论文题目基于“善政”视角的政府治理及其中国式发展之研究课题来源自选一、学位论文选题理由，研究的目的及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善政”已成为诸多西方发达国家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政府运作方式。中国的GDP增长迅速，目前已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之时，政治的改革却步履蹒跚。其实在本世纪初，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政府部门也逐渐推行“善政”理念。然而在推行“善政”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诸如文化的异构、个体的差异、组织的尾大不掉、政治的转型和社会的认同度等等。那么，“善政”究竟是什么？推行“善政”对我国的政治行政领域有怎样的意义？如何使“善政”中国化，走有特色的“善政”之路？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和目的。“善政”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也即“善治”,即“良好的治理”。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治理在拉丁文与古希腊语中原指“控制、引导和操纵”,是与统治、管理等政府活动联系在一起,主要用于与国家的政府事务相关的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在“治理”概念的基础上，当代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良好的治理”即“善治”的概念。我国的著名学者俞可平先生认为，善治就是使政府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政府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有效性。无疑，这种新的政治治理模式和衡量治理成效的规范性标准为分析中国当代政治发展、政府治理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比较性的参照系数。本文试图描绘在此理论观照下的中国政府治理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理论的使用边界和适用性问题。笔者对此善治模式的理解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善治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糊了政府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界限，并且更加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依赖关系。作为政府管理模式的善治与市场、社会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独立组织等具有许多联系。第二，善治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善治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政府事务的管理。第三，善治还意味着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善治模式认为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在政府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不断发育壮大的社会转型期，尤其是面临着全球性“行政改革时代”的挑战的背景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善治官僚制行政范式，对于解决中国目前行政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压力，提升国家政治竞争力，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善治官僚制的政府再造将是一场广泛、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是政府制度的全面创新，其目的是实现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全面合作，构建适应新的行政环境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从而为人民谋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这将对新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在现实世界，我国推进政府善治还存在着各种问题，如我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法制尚不健全，政府能力有待提高，从这方面来看，我国在推进政府善治的过程中，所要做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同时，善治理论根植于西方，如果该理论要为我国有效使用，必须将其本土化，并结合我国政府善治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以促进我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这才是重点。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将有关规模企业管理运行中分析设计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嫁接”到政府部门，在调查分析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围绕着“组织优势、简化弱势、掌握外部机会、规避威胁”四个核心要素，对中国政府善政问题进行全面、具体的政府企业化分析设计，对政府部门导入有关大规模企业管理运行中分析设计原理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为政府部门引入这些分析设计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期望对促进此类分析设计在政府领域的应用和普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进展情况在当代社会里，由于学科专业化的发展，不同研究人员相互之间的知识差异越来越大，隔行如隔山，相互之间很难理解，很难沟通。不同学科之间是如此，同一学科不同领域也是如此。这不仅使得学术研究很难合作，而且使得研究与人类实践的鸿沟也越来越大。但是，实践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在日趋专业化趋向的反面，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一努力：为了理解和解决当前所迫切的面临的问题，人们努力寻找适当的话语，去综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治理、善治和治道变革研究，就是各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了理解政府管理领域正在发生的发展趋势，解决政府管理领域正在发生的新问题而发明的新词汇。虽然说善治与治理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目前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善政理论源自于西方，成长和发展的历程也以西方为要。我国目前有关这一方面的中文学术著作实际上还比较少。根据笔者的总结，我国目前关于善政理论解读和叙述的中文著作中比较重要和有特色的著作有两本，一本是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等合作的《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然后就是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总结、概括了西方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理论基础，并分析了西方国家政府职能民营化、政府管理市场化、政治与行政关系调整等新政府管理的发展趋向。《治理与善治》一书，收集了14篇英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学者的论文，系统介绍了治理理论的基本论点，探讨了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治理与现代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治理与市场模式之间的关系，治理与世界银行的作用，治理与地方自主治理的关系，治理与治理能力，治理与国际关系、治理与非政府组织等问题。俞可平教授为其写作了序言，介绍了治理和善治的基本概念，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有效性等。这两本中文著作，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代政府管理研究的新趋向：1、多学科性。传统的政府行政理论，往往以管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为基础，在组织、职能和人事为三大支柱，展开自己的研究。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管理的问题越来越非常复杂，管理学理论和官僚制理论的局限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要求政府管理的研究，必须超越传统的理论基础，结合当代政府管理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综合现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2、问题解决导向。当代政府管理研究，越来越重视为理解和解决政府问题服务。它注重问题的识别和提出是公民导向的，以众多公民的不同偏好为基础，为满足公民对政府服务的特定需求为基础，重视财政平衡，即谁受益，谁付费，重视政府服务供给和政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重视结果。3、综合发展导向。治理、善治以及相关的治道变革的研究，既体现了传统发展理论的贫困，也体现了不同学科传统发展研究的新趋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不同学科也因此而开发了各自领域的发展理论，如政治发展理论、宪政法治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以及行政发展理论等。根据这些发展理论，许多国家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但结果是，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而且连作为发展范本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在这一背景条件下，发展理论本身也陷入了困境。但有些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不符合传统的发展理论，如亚洲的四小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7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这些努力与传统的发展理论相左，但实际结果却是营造了发达国家连续20多年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4、治理、善治以及治道变革的理论，可以说是这一发展势头的总结，它突破了单项发展的局限性，体现了综合发展的势头。笔者认为，以《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治理与善治》这两本著作为代表的关于善政理论的中文著作基本上还是停留于对西方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分析、介绍和总结。虽然其立意是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从中国政府管理研究的需要出发，并且也包含了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和实践背景条件下进行治理、善治和治道变革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要使治理、善治和治道变革成为中国政府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核心范畴，还需要深入研究以下问题：在理论上开发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和实践需要的治理、善治和治道变革的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和基本理论；在实践上总结中国过去、现在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当前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尤其是政府发展的基本主题，如有限政府的发展、政府管理市场化的实践、宪政法治的发展、政务公开、政府事务多中心自主治理等，展开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这些研究方向中国善政理论未来的发展首要面对的问题。【参考文献】[1]RobertKeohaneandJosephNye,Introduction,inJosephNyeandJohnDonahueed.,GovernanceinGlobalizingWorld,Washington: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10,p.12.[2]朱天飚著，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何增科.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02，(5).[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0，(1)：41.[6]古德曼.改革二十年以后的中心与边缘：中国政体的重新界定.香港：二十一世纪，2009，10月号.[7]罗伯特•达尔.对民主政治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北京：社会文献出版，2009.[8]赵成根.转型期的中央和地方.战略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5.[9]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变化(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0]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4，(1)：44.[1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复旦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1，(1)：43.[12]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11，(1).[13]张康之.权力分散：分权的误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8，(3).[14]古德曼.改革二十年以后的中心与边缘：中国正体的重新界定.二十一世纪，2010，(10)：128.[15]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傅军著国富之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清华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0，(1)：44.[18]古德曼.改革二十年以后的中心与边缘：中国政体的重新界定.二十一世纪，2010，(10)：128.[19]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尔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