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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建筑/环境 > 园林工程 > 第三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宋锡同)
专题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主讲人:宋锡同博士第一节汉传佛教的发展历程第二节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书目推荐:佛教史吕澂:《印度佛教源流略讲》《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圣严法师:《印度佛教史》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第五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三卷)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中国天台宗通史》尕藏才旦《藏传佛教文化》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一节汉传佛教的发展历程汉传佛教,又称汉语经典系佛教或汉地佛教,是指在中国汉地用汉语传教的佛教体系属于大乘佛教。公元1世纪,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汉地)。在随后的十多个世纪中,佛教克服了中印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消弭了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派系。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节汉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一、初传时期的佛教二、东晋南北朝佛教三、隋唐五代佛教四、宋代至近代佛教一、初传时期的佛教1、汉哀帝时期传入说:《魏书·释老志》:“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今中亚南部)王伊存口授《浮屠经》。”2、汉明帝时期传入说:《后汉书》中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夜梦金人飞天,后遣使入西域请回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并带回佛像和经书,随即在洛阳建立白马寺。佛经翻译:《四十二章经》;类神仙方术;于长安洛阳徐州一带传播3、佛像、佛寺和佛经4、格义佛教3、佛像、佛寺和佛经佛像的出现与佛寺的出现紧密联系:汉明帝时期:东汉末三国时期:一定规模的正式建寺、铸佛像(三国筰融)早期汉译佛经者:汉代:安世高(约2世纪)与支娄迦谶(约2世纪)汉末三国:支谦(约3世纪)、康僧会(约3世纪)、朱世行(203-282)西晋(265-317年):竺法护、竺叔兰、无罗叉、安法钦、聂承远、聂道真(均为2-4世纪人)汉代西域安世高:古代安息国人,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洛阳译经;小乘经典为主,《四谛法》、《转法轮经》、《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介绍印度佛教基本观念,偏于直译;安息(帕提亚帝国)支娄迦谶古代月氏国人,东汉桓帝末年(167年)到洛阳,最早将印度大乘佛教佛典译成汉文,所译佛典比安世高影响大;《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等佛典对大乘佛教在中国(汉地)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支谦月氏国人,汉献帝时来中国,一些重要大乘经典的较早翻译者,《维摩诘所说经》、《阿弥陀经》、《大明度无极经》等。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康僧会古代康居国人,247年到东吴建业,译有《六度集经》;康僧会秉承佛旨,来到中华弘传佛法,广结善缘。他不仅精通佛典,而且“天文图纬,多所贯涉”。是继支谦之后在江南传教的人朱世行三国时人,汉地第一个受戒出家的比丘;260年到古代西域的于阗求法,找到两万五千颂的般若经原本,后由无罗叉和竺叔兰译为汉文,即《放光般若经》。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梵Dharmaraksa,意为法护),鸠摩罗什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为了立志求学,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祖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当时印度佛教中已出的大小乘经典基本都译;如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宝积类经中的《佛说遗日摩尼宝经》、华严类经中的《渐备一切智德经》、法华类经中的《正法华经》,大集类经中的《大哀经》,阿含类经中的《圣法印经》;他的翻译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相对系统化的佛教典籍。4、格义佛教格义佛教时期:西晋前的中国汉译佛典,主要由一些古代西域僧人译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有很大差距,不少人是用原有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来比附说明佛教。但这些观念不能准确表达佛教中有关思想的本来含义。佛教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之所以比较顺利,与佛教的某些思想同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相似有关也与当时许多佛教传播者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来解释佛教有关。(也与动荡的历史有关)这些解释尽管不很符合印度佛教的本义,却使中国人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形成新的信众,进而使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二、东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有重要发展,引进文献、翻译、整理;在佛典解说或佛教思想的理解上,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特点。1、东晋时期(317-420年)2、南北朝时期(420-589年)1、东晋时期(317-420年)北方出现十六国;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表现为:①般若思想的传播②佛典的翻译③中国僧侣撰写佛教类论著①般若思想的传播西晋末东晋初“六家七宗”的出现,标志着由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的形成。六家七宗:当时中国产生的解释般若思想的七个派别,“六家”指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六派,“七宗”指将“六家”中第一家再分为“本无”和“本无异”两宗,合称“六家七宗”本无宗和本无异宗本无宗:认为“无在万化之前”,但又说“一切诸法,本性空寂”。这种观念具有某些般若类性空理论的特性,但其中的一些表述又有将“空”或“无”实体化的倾向。持此论者或为道安(约312-385)本无异宗:认为“无从有出,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这种观点明显将“无”本体化。持此说者为竺法深(4世纪左右)即色宗、识含宗即色之说:认为色的存在不是依靠自己,因而是空,但没有认识到色在本质上自体即空。持此说者主要是支道林(314-366)识含之说:把世间事物比喻为梦中的“群有”,认为它们为“识”所“含”,强调“心识为大梦之主”,但未说认识本身(心识或认识总体)也为空,持此说者主要是于法开(4世纪左右)幻化宗、心无宗幻化之说:认为“法”幻化不实,但同时也认为“心神”或“神”不空;持此说者主要是道壹(4世纪左右)心无之说:要求人们不执着于外物,但未说外物究竟如何,未说“心”外之物一定是“空”。持此说的人主要是支愍度(支敏度,4世纪)缘会宗缘会之说:“缘会故有”、“缘散即无”;完全以事物之“缘”是“会”还是“散”来讲有无二谛,认为“缘”若“会”了就是“有”;“缘”若“散”了则是“无”,这种“无”是“第一义谛”或“真”,即它是真正的“无”。此说完全从“缘散”或“推拆”的角度论证“空”,忽视了事物本身即空,未领悟到般若的“体空”或“性空”思想。持此说的主要人物是于道邃(约3-4世纪)余论“六家七宗”对印度佛教“空”的学说的理解明显偏离大乘佛教的思想,但也恰恰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的般若观念特色。后来鸠摩罗什(约344-414)的译籍和僧肇(384-414)等人的著作出现后,中国佛学界基本纠正了这方面出现的认识偏差。六家七宗属于中国佛教学者独立研究佛学、建立自己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有了魏晋的六家七宗,才会有南北朝的各家学派;有了南北朝的各家学派,才会有隋唐的各种宗派。余论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哲学史意义在于它们以纯学术的形式展开对现象与本质的抽象理论思维,试图达到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在这种抽象理论思维过程中,逐步摆脱哲学思想对王权政治下意识形态的依赖,淡化对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关注,实际上进行着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自觉批判。从魏晋玄学到东晋般若学,展现的是我国学术思想和思维习惯的一次重大变化。一方面是除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是空有中道对老庄虚无观的深层思辨。②佛典的翻译此前:一些重要佛典在印度本土尚未出现,或未传入中国,译成汉文的佛典还是有限,尤其“论”著很少;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三藏大量传入汉地,大小佛典均有,此时期佛典翻译较成系统。代表人物:鸠摩罗什官方译场、种类、数量;以般若类经典为主,新译、重译,意译、修辞文采;培养大批僧才③中国僧侣撰写佛教类论著高僧在佛教经目整理、理论阐述上成绩突出:道安(312…385)、慧远(334-416)、僧叡(约4C)、僧肇(384…414)、道生(355-434)等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佛教目录文献编撰具重要示范作用慧远:四论,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以及佛性、法性问题,中国僧人对佛教基本理论的中国特色化理解《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法性论》(现已不存)僧叡:为汉译佛典作序,多精辟见解,促使人理解般若中观学说僧肇: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以上文章含在《肇论》中)和《注维摩诘经》等《物不迁论》:探讨事物的动与静,本质上不变(不迁),但又有现象的变化,要从事物的流变现象中察其不变的本质《不真空论》:指出中国般若学者的主要失误,重点分析、批判了“心无”、“即色”、“本无”三家,强调“不真空”的两层含义:一是否定事物实有的观念,即“性空”义;而是否定事物绝对空无观,即“假有”义。《般若无知论》:用一般的认识方法认识事物的本质只能是“有所知,有所不知”,只有用般若学说中特有的那种认识方法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能够无所不知,即“圣心无知,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涅槃无名论》:真正的涅槃应该象印度大乘经论中所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即“无名”。《注维摩诘经》:观点与肇论一致,或是对其补充。道生:“一阐提皆可成佛”研究六卷本《泥洹经》,提出“一阐提”也有佛性的理论;引起南方佛教界反对和围攻,被逐出佛教僧团;后昙无谶译北本《涅槃经》传到南方后,经中明确提及“一阐提”有佛性,道生因此名声大振;在渐修、顿悟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一时期,已有僧人西行求法,如法显《佛国记》(即《高僧法显传》)。二、南北朝佛教(420-589年)继续翻译来自印度的佛典,但突出之处是开始对已有佛典的消化和理解,根据弘扬佛典的不同形成不少学派或师说;还就一些热门理论问题进行争论和探讨。1、南北朝译经家:真谛2、南北朝主要学派或师说3、南北朝热门佛教理论的争论4、南北朝佛教史传目录学1、南北朝译经家:真谛著名译经人物:真谛(来自西印度,499-569),主要是唯识古学等著作,如《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中边分别论》、《十七地论》、《大乘起信论》等2、南北朝主要学派或师说毗昙师、成实师、涅槃师、三论师、摄论师、地论师、四分律师、净土师、楞伽师魏晋:六家七宗南北朝:各家论师与学派隋唐:各大宗派3、南北朝热门佛教理论的争论南北朝虽然学派或师说繁多,但其重点集中在:佛性、识、二谛、判教等问题上,推动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①“佛性”问题②“识”的问题③“二谛”问题④“判教”问题①“佛性”问题讨论此问题者主要是地论师:北道与南道北道主张佛性“当常”说:修成佛果时,佛性才有(显露出来)南道主张佛性“现常”说:现时或从来就有,佛性与生俱来,本有。此种争论与其对“识”的看法紧密相关②“识”的问题地论师和摄论师地论师南北二道均认为阿赖耶识是根本识,诸法依此识而起摄论师在讨论“识”的净、染问题时,在第八识之外,另立第九识——阿摩罗识(无垢识),并认为阿赖耶识是一种妄识,其中有染分,也有净分。人们通过修行即可由“净分”证入阿摩罗识,即成佛。③“二谛”问题成实师和三论师成实师持“理境二谛”说:认为二谛有特定的理或境,无论是真谛还是俗谛都说的是某一范围内的道理,表明了某种特定的真理;三论师则持“言教二谛”说:二谛仅是佛的一种方便说法,是为了教化众生或对治错误观念所使用的手法,二谛本身并不是某种固定或实在的真理,对其本身是不能执着的,二谛作为言教并不具有固定的“境”或“理”。④“判教”问题刘宋慧观(4-5C)提出“二教五时”说二教:顿教和渐教顿教:佛为充分显示教理并成佛的法门渐教:则分成“五时”;一是三乘分别教,指阿含经等,是为声闻、缘觉、菩萨分别说的教门;二是三乘通教,指般若类经等,它对声闻、缘觉、菩萨都适用;三是抑扬教,指《维摩诘经》、《思益经》等,它们贬斥小乘,赞扬大乘;四是同归教,指《法华经》,它把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归于佛乘;五是常住教,指《大涅槃经》,它强调涅槃境界常住不灭。4、南北朝佛教史传目录学
本文标题:第三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宋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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