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_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R放时代99.4专题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口罗志田〔内容提要〕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一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诊释的思路了’hi、:飞一lth.)一tri(·*1。),、)llt}le{记一Ilowigtll玲eproeeosesintoa}飞《,11、ti(、斤am,w,,rkofi,zte甲理tarion:t},eoh盯飞爵ngoft抽a既ient、‘、}11‘’in,(),,l。。、子。n*xnoerl}。etual、.:少、。l)eripll创‘服巨onofthe必t生一‘)(I‘)、yIntel!。。t。:、15出zdt蛋l。石singofthel祀riphe司jntell忱t让al、.『l’h。附tlll淤。‘)一:一(、e、。esale、uhsequ川tandelo泌lyint~lut。(!.1、、。nirxgth。,n:、irlt详n、{ofChine、em仪lerni,吐elleetu滋、If、、、·l‘、r),了一e,12021一l)〔、;l〔1。‘lj,}*hini一19、(、(.iety.5R放时代99.4专题研究胡适在1932年曾说: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¹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珍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设一个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一般人对君主制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堕落而毁坏、再加上科举制度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等等。这些见解大多有所见,也都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题;且有些理由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传统社会之所以能有社会重心的重要因素。不过,胡适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一点,却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社会现象,这就提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一个取径。这个问题近年由余英时先生作出了进一步的解答,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先生并提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的观点,开启了研究和诊释这一问题的新思路。º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会重心的制度基础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近代国人在西潮冲击之下,常爱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果当时中国的确存在划时代的体制变动,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动之一。科举制使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论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其废除不膏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四民社会的解体使一些原边缘的社群(如商人和军人)逐渐进据中心,更可见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显兴起,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本文拟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纳人中国社会发展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缺乏大量个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诊释的思路。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别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人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德与政统是一体的。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与这一社会变动过程相伴随的,是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的制度改革进程。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ro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只放时代99.4专题研究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抵”,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摇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会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主动运用其功能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不变;”而湖南若能“蟠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¼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½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¾湖南举人皮锡瑞即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刻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货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À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人读的是什么书。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l9()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Á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人南学会时自述说:“予人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话,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话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和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只放时代99.4专题研究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含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瑛,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À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社会上仍存在估计会复旧者。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修厚薄的问题了。如刘大鹏所慨叹:“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清政府的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章太炎在18叨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À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蔽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O观此可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