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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吉林省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调查研究作者:孙承志陈元州郑晓倩陈明琦李闯来源:《山西农经》2019年第04期摘要:通过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了解精准扶贫绩效的可行性,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论述了研究吉林省精准扶贫的必要性。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吉林省3个贫困村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满意度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从贫困户整体满意度、3村满意度对比、贫困户满意度影响因素3个角度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贫困户对扶贫干部的满意度评价很高,对识别程序的规范性、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公示等满意度较低;贫困户满意度存在地区差异,并从扶贫参与主体的差异性角度进行了分析;通过Ordinal回归分析发现政策宣传广泛性、识别结果合理性、帮扶措施适用性、帮扶成效对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有显著正向影响。得出结论:建议实施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以提高贫困户精准扶贫的满意度,促进贫困户发展,以巩固扶贫成效,实现可持续脱贫,并且各参与主体要有序参与,发挥协同效应。关键词: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Ordinal回归分析;大扶贫格局;协同效应文章编号:1004-7026(2019)04-0036-06;;;;;中国图书分类号:F328;;;;文献标志码:A1;研究背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随后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精准扶贫强调要将扶贫对象精准到个人,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工作对象,对于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及实效感知最为清晰,同时,精准扶贫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扶贫开发属于一种准公共物品供给[1],贫困户作为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对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最有发言权,因此,通过对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的调查,以了解精准扶贫绩效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截至2015年,吉林省有8个国家级贫困县,1500个贫困村,农村贫困人口83.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5.4%[2]。2013年以来,吉林省经济发展遭遇断崖式下跌,经济增速急剧下降;吉林省地处黄金玉米带,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商品粮种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6年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农民收入锐减;加之冬季漫长寒冷,保暖成本高,基本生活需求保障难度大;脑血管疾病高发,高额的医疗费用是制约农村贫困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3],吉林省的扶贫工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给吉林省的扶贫攻坚提出了硬性的时间要求,显然,在此脱贫攻坚的决胜时期,开展对吉林省的精准扶贫现状调查并思索对策建议具有必要性。现有关于精准扶贫满意度的研究主要分为3类。龙源期刊网(1)第一类为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体系实证研究,参考ACSI、SERVQUAL等模型或通过专家咨询设计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体系,并根据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胡侦、王沙沙、李辉婕[4]参考ACSI模型设计了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并通过对江西省的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殷丽梅、杨紫锐[5]以公共价值理念为基础,从精准性、公平性、持续性、合作性和效率性5个维度,构建包括24个二级指标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估体系,并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2)第二类为精准扶贫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运用SEM、AHP、Logistic回归、因子分析等方法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假设进行检验,分析因素影响原理及大小。刘裕、王璇[6]根据对山西省两个集中连片贫困区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来源、致贫原因、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程度、贫困户人均收入增长情况及退出精准度,是影响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刘汉成、关江华[7]研究了湖北大别山区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满意度影响因素,发现影响农户精准扶贫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主导产业、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和对口单位帮扶措施等。(3)第三类为精准扶贫满意度应用研究,以农户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水平为参考,为扶贫工作提供理论支撑。郑烨[8]等人借鉴顾客满意度模型,分析精准扶贫提升贫困户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从提升贫困户满意度视角提出了精准扶贫工作建议;许翔宇[9]等人对广东省农民关于精准扶贫各项惠农政策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分析出广东省精准扶贫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及农民满意和需求的政策,以此作为后期政府扶贫工作的经验参考。纵观已有研究,鲜有学者以吉林省的农村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精准扶贫的满意度,故而对吉林省的农村贫困群体进行满意度调查,具有完整精准扶贫满意度研究体系的理论意义。2;研究设计2.1;问卷设计本次问卷调查的题项设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了解贫困户的年龄X1、性别X2、学历X3、致贫原因X4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对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进行调查,笔者参考刘雪芳和陈涛[10]在《基于贫困户满意度视角的精准扶贫落实效果评价》一文中的满意度评价指标设计思路,结合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内容并参考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3个方面进行贫困户满意度调查。精准识别包括:政策宣传广泛性X5、识别标准规范性X6、识别程序公正性X7、识别结果合理性X8等4个指标;精准帮扶包括:帮扶措施适用性X9、扶贫干部X10、帮扶成效X11等3个指标;精准管理包括:贫困户信息动态管理X12、扶贫资金使用透明度X13等两个指标。每个问题的选项设置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2.2;调查对象龙源期刊网个贫困村(记为A村、B村、C村)的贫困户为调查对象,其适用性如下:首先,此3个贫困村均属于《农安县“十三五”扶贫开发专项规划(2016—2020)》识别的40个贫困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时间长,对贫困户进行关于精准扶贫的满意度调查条件成熟。其次,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A村已经“摘帽”,精准扶贫成果被广泛报道[11],B村、C村尚未“摘帽”,扶贫成果具有可比性。其三,在样本选取阶段进行的走访过程中,此3村的村干部对笔者的调研表示高度支持,为笔者详细介绍了本村的精准扶贫情况,承诺在正式问卷调查时配合笔者进行入户调查,并提供笔者所需的相关扶贫资料。2.3;数据统计与处理方法利用Excel、SPSS24.0对调查问卷进行汇总、计算和分析。满意度分值的计算,将“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每一项指标的满意度均值=∑选项得票百分比×选项分值。通过等级回归(OrdinalRegression)分析,分析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3;调研结果分析与评价本次问卷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230份,回收230份,回收有效问卷226份,有效率为98.26%。由Excel统计分析可知,参与问卷调查的农村贫困居民中,男性109人,女性117人;年龄主要集中在65~75岁,其中有7位在55岁及以下,占总量的3.1%,33位年龄在55~60岁,占总量的14.6%,30位在60~65岁,占总量的13.3%,82位在65~70岁,占总量的36.3%,74位在70~75岁(为了保证问卷填写的有效性,将被调查者的年龄控制在75岁以下),占总量的32.7%;被调查者的学历均为小学及以下。致贫原因主要是因病致贫,有179人,占总量的79.2%;其次是鳏寡老人,有37人,占总量的16.4%,有2人因学致贫,占总量的0.2%;8人因灾致贫,占总量的3.5%。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得到整体Cronbach'sα系数为0.652,说明调查对象的一致性一般,KMO指数为0.774,说明此问卷效度较好。3.1;精准扶贫的总体满意度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总体满意度计算结果如表1,在95%的可靠性水平上可以估计该县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整体满意度落在(3.77,3.97)。说明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整体满意度较高,接近“比较满意”。峰态系数为0,说明贫困户的满意度评价分数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偏态系数(-0.43)小于0,说明该组数据呈左偏分布,但偏斜程度较低(偏态系数接近0),中位数与众数均为4,高于平均值。具体分析贫困户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如图1所示,贫困户对扶贫干部的满意度最高,平均得分4.23,满意度较高的指标有识别结果合理性、帮扶措施适用性、帮扶成效、识别标准规范性,均在3.5分以上;满意度最低的指标是识别程序公正性,得分为2.85,扶贫资金使用透明和贫困户信息动态管理指标的得分较低,均在3.2分以下。据此可推测,农安县的精准扶贫龙源期刊网工作,扶贫干部的工作受到了贫困户的广泛认可,精准扶贫工作为贫困户带来了较大成效,但在具体的扶贫工作过程中,工作程序、工作方法方面贫困户满意度还有待提高,识别程序的规范性认可较低,扶贫资金使用透明程度不高。3.2;3村精准扶贫满意度比较分析对3个村的精准扶贫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根据各村的整体满意度得分绘制箱线图,见图2。A村的精准扶贫满意度与B村、C村存在显著差异,A村的满意度箱体短,说明贫困户的满意度评价差异小,满意度得分整体高于B、C两村,说明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存在地区差异。对3个村贫困户各项指标满意度评价进行分析,绘制雷达图,如图3。可知,A村各项指标得分均高于B村、C村,9项指标中,B村的“帮扶措施适用性”“识别结果合理性”和“帮扶成效”等3项指标的贫困户评分显著高于C村,C村的“识别程序公正性”得分高于B村,其余指标两村的得分差距不明显。各村贫困户对扶贫干部的满意度均相对较高,扶贫干部的工作得到了贫困户的广泛认可。3个村的“扶贫资金使用透明度”指标得分均较低,说明现阶段的精准扶贫在扶贫资金分配情况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方面的群众认可度低。对于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的差异,在进行定量分析之前,根据现已掌握的各村精准扶贫情况,笔者尝试从扶贫参与主体差异角度对贫困户满意度评价差异进行解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脱贫攻坚格局[12]。众多学者对大扶贫格局下各扶贫主体的角色定位及作用展开了论述,庄天慧等人提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农户”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13];易法敏提出扶贫生态系统的观点,认为扶贫参与主体都会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只能提供问题解决的部分方案,需要各方协作,从而使生态系统产生最大影响[14]。政府主导的扶贫能迅速集中各类资源,并通过行政科层网络推进到最基层,使精准扶贫在短时间内成效显著[15];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比行政性扶贫工作更自觉,动力更持久,更有针对性,能链接资源促进多方合作,也更加关注贫困群体的文化敏感性[16];基层组织在贫困户识别、改善村庄整体发展环境、组建合作社等方面有积极作用等[17]。由表2可知,政府通过社会兜底保障、产业扶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类别化的帮扶措施,使贫困户的生活条件整体得到改善,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整体提高。各村的产业扶贫倾向于采取扶贫资金入股龙头企业贫困户分红的方式,以规避市场风险,获得相对稳定持续的收入,但这对企业的经营能力、社会责任意识也有较高要求,也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3个村的扶贫参与主体多样性及所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A村帮扶措施多样且非常细化,涉及贫困户生活的诸多方面,家庭养殖帮扶与企业签订回购协定,弱化市场价格波动对贫困户收益的影响;为贫困户联系就业岗位,组织科技专家介绍养殖技术,联系红十字会进行医疗救助,调动众多社会组织参与该村的精准扶贫,扩充了该村的扶贫资源,为贫困户提供了诸多具体、符合实际需求的帮扶措施,并提高了贫困户的发展能力,易于得到贫困户的认可;成立村建公司,龙源期刊网拓展村集体经济规模,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贫困户的发展提供了
本文标题:吉林省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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